从阪神大地震到现在的岩手、宫城大地震事隔13年，日本把同等级的地震伤亡减少到了200人以下，其中在防震灾中所作的工作，单看看这个数字的变化也可以知道。伤亡率如此之低，是不是地震的这些地区没有什么人住呢？不是，岩手县和宫城县人口密度也是很大的，两县人口近400万，密度是350/km2，这个密度高于中国的汶川。

有一篇文章说“日本不怕地震”。为什么不怕地震呢？因为他们在事先就充分作了防范工作，地震来时，可以从容不迫地应付。据文章的作者说：他们在日本酒店入住时，酒店老板首先给他们看一本“入住手册”，然后引领旅客沿着手册上标识的逃生通道走一圈。并严肃地对旅客说：“日本是个地震频繁的国家，每年平均好几千次，在3级以上的每天平均四次，我们必须时刻应对。”

客房的吧台下放着绿色包，酒店老板说：

“这是防震急救包，一旦地震来临，酒店顾客可先在吧台下躲避，再见机行事。急救包里装着饮用水、干粮、止血绷带、药品、防烟面罩、电子信号发生器等。”

睡房里的床头上，挂着一个手电筒，万一电力中断，手电筒完全可以起到照明的作用。

这样做的决不止这家酒店一家，笔者在好几篇文章中看到了相同的介绍，这说明，这些措施在日本是很普遍的。日本对地震如此缜密地防范，不是出于民间的自发，而是来源于政府的重视。早在1978年，日本便制定了《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规定一旦预测到大地震，在发生前两三天，将由首相亲自发表《警戒宣言》，政府随即启动全面避难救援措施。据称，日本人从小就对应付地震训练有素。很多日本人家都有防震措施，并储存了紧急状况出现时备用的粮食。

这次日本的地震，地震预警系统发挥效用，让居民有数秒时间防范。气象厅在8:43分51秒预测到地震，三秒后即在电视上发表地震预报：预计四秒后将发生5级地震。距离强震区40公里以外，如仙台市等地，都在几秒钟之前就收到警报。在生死关头能提前几秒的预报，对正在高速运行的火车、汽车的紧急刹车，核装置和有害物质的关闭等，具有重大意义，能有效的减低地震带来的损害。地震发生后，日本首相府在一小时内就已调遣自卫队和救援队伍前往灾区，福田也遣派防灾部长泉信前往灾区指挥。这些积极的救援行动，也是日本此次地震伤亡很小的重要原因。

中国也是多震国家，1966年3月8日清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7.2级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按官主公布的数字，共计死亡8,064人，受伤38,451人，倒塌房屋508万余间，实际人员伤亡远不止这个数字。

从邢台大地震开始，到1976年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共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九次，这九次分别是：1966年年3月8日～29日河北邢台地震（7.2级）；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地震（7.4级）；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地震（7.7级）；1973年2月6日四川炉霍地震（7.6级）；1974年5月11日云南大关地震（7.1级）；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7.3级）；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地震（7.4级）；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地震（7.8级）；1996年2月3日云南丽江地震（7.0级）。这九次大地震有四次发生在中国的云南。通过这么多次大地震中国人学会了什么呢？直到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对防范地震的常识还是一无所知，难道能把这些都归结于中国人愚昧吗？

据作家陈破空说，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中共当局有感于政权受到威胁，立即着手在全国各地大量装备和培训防暴警察，在各城市建立特警队，人数动辄达数千，乃至上万，甚至建立女子特警队。特警队频繁地进行“防暴演习”：全副武装，技能完备，熟练操作各类武器和车辆，能攻能防。随时准备应付各类“群体性事件”发生。如此周密的设想和防范，就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先进国家也很难作到。

形成对照的却是，中国发生过那么多的大地震，当局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只专业救灾队伍，更从未进行过防灾救灾演习，也不进行防震知识的普及。以至于，面对这次汶川的大地震，不仅反应迟钝，救助缓慢，政府反应远不及民间，而且11万大军云集，却几乎只能展示肩扛手刨的原始技能。中共迟至2007年底，才开始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却主要针对民变。

陈破空说的情况说明了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工作重点很不一样，中共当局的重点是保住自己的权力，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防“民变”上。而日本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民生上，他们关爱生命胜于一切。这也是日本来中国的救护队因为没有救出活人，救护队长痛心地辞职；而中国虽然地震救灾中表现极差却让手中控制的媒体开足马力为他们脸上贴金的原因。

不只中国地震是一面镜子，日本的地震也是一面镜子，日本地震情况引发人们深思，一个只注重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政府，本来就是那个地区民众的灾难。人祸大于天灾，地震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的权力操控在只注重自己的政权，视人命为儿戏的人手里，那些人会把天灾百倍千倍地放大，并利用天灾巩固手中的权力，美其名曰“多难兴邦”。

现在已经有人喊出了“多难兴邦就是好”的口号了，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就像文革中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样，也像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可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样。这无疑是告诉人们，为了“兴邦”，就要多多地发生灾难，灾难越大，就越有利于“兴邦”，这就是这些人对灾难兴高采烈地原因。这样的人活一天，就会给中国制造一天的灾难，你还希望他们能干出别的什么事情来？

转自《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