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其实并非司马光首创，在评论时司马光经常引用《易经》，《春秋》和《尚书》等儒家经典。在对兴亡进行具体分析时，他的思想也没有超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范畴。后代读史的人在承认《资治通鉴》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朝代兴衰的规律在这本书问世前后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唐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书》中提出“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宋代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其实这些都是从人表面的现象出发。朝代兴亡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历史的细微进程都在其操纵掌握之中。

“……宇宙有成、住、坏，人有生、老、病、死，……”(《精进要旨》“圆融”)。就象这种自然规律无法避免一样，一个王朝必然是从建立走向鼎盛，再经过衰败走入灭亡。那种江山永固，万世不替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宇宙大法给人类社会这一层开创的生存方式中包括“兵征天下”(见《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顺应这种安排，一个王朝的建立必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惨烈战争所留下的物质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散去，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在开国的最初几年，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统治者深知打天下的艰难，一般都会爱惜民力，偃武修文，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这种休养生息有时会持续几代皇帝，象汉代从高祖开国到文景之治，唐代从太宗皇帝到开元盛世，清代从顺治入关到康乾盛世都是典型的例证，经过几代帝王的发展，王朝就达到了鼎盛的时期。而此时由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使得奢靡之风开始渐渐盛行。李洪志先生论述道“因为物极必反，达到顶峰的时候可能就要回落。”(《转法轮（卷二）》“度人讲法不做表演”) 任何一个王朝到了这个时候就无可避免地开始走向衰败了。许多古人也深知这个道理，故老子曰“物壮则老”，易经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

“人活在世上，就是在造业，多少而已，但人世间也有还业的因素，如疾病、自然灾害与战争。”（《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在一个朝代休养生息的时候，老百姓长时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远离了战争、饥荒和瘟疫等等给人还业的因素，业力会越积攒越多。到王朝开始没落之时，神就要给人安排各种天灾人祸让人还业了，为的是避免人因为过多积攒业力而面临销毁。

历史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人无论怎么费尽心机都不可能打破这种规律的。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否就是徒劳了呢？不是。因为一个王朝能够存在多少年，何时兴、何时败、何时灭都是有定数的，绝不允许因为道德的腐化堕落和帝王的为所欲为而提前败坏。那么反映到人中，就必须有人中公认的道理来规范人的道德，约束君臣士民的行为，这些道理也必然是由人著书立说，并流传于世间的。象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只不过是历史安排的一步棋而已。

中国的历史极其特殊，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奥妙玄机。举例来说，从武王伐纣算起，历朝历代辅保奉天承运的真命之主去打江山的谋臣都是道士。周武王的身边是姜子牙；刘邦的谋士是张良；唐太宗身边有魏征，徐茂公，李靖，袁天罡，李淳风；宋太祖身边有苗光义；明太祖身边有刘伯温等等，二十四史中对这些人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们都属于道家一脉，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著名的预言家。同时，“每一世的开国皇帝都有一些武灵出世来保他们打仗。”（《转法轮（卷二）》）这些文臣武将看似偶然地聚在真命之主的周围，扫荡烟尘，平息叛乱。其实这一切都是历史细腻安排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人都是棋子，任由历史的手把他们摆到他们可以完成历史使命的位置。

除了这些人之外，一个普普通通的修炼人不会去干涉世间的事。他们最终是要离开人间，回归不生不灭的彼岸的，所以他们也根本不在乎世间的名利享乐，更不会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而对人间的历史大事指手划脚。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卷二）》中说：“深山老林有许多修炼的人，都看到了历史上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一件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管，他们谁也不愿意管。不管的原因他们知道这是天象变化造成的。就应该这样。 ”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所有朝代最初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最后坐成天下。李洪志先生在著作《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最形象地说人类社会就象一台戏。一朝一代的，那就象幕拉开了，一朝开始演。一朝结束了，大幕拉上了。再拉开，改朝换代。”最初起义的人仅仅是在每一幕戏的序曲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一旦时机成熟，正角（真命之主）才开始登场。

《易经》上说“履霜，坚冰至”，历史的大事在发生前总有一些征兆和一些铺路的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所出现的气功热潮并非无缘无故，那正是在为历史的最后一出戏－－大法洪传－－做铺垫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