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股市已经创出十连阴的记录,上证指数跌至2800点以下,早已突破了大家普遍认为的“政策底”3000点。4月26日,我在发表“中共与达赖谈判并不出人意料”一文时,大陆股市正在经历着所谓降低印花税后“报复性反弹”,而我则以为“中国股市会暴涨之后暴跌”。不出两个月,这一预言就变成了现实,其暴跌的幅度远远超过当时的暴涨。
这次股市的暴跌其实并没有象中石油上市、或中平安和浦发行天量融资的重大利空消息,它实际反映的就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基本走向的绝望。这种绝望已经极难通过一两个利好消息来解决。漫漫熊途,现在还看不到尽头,更让中共坐立不安的恐怕是,股民已经没有耐心等待熊市的结束。
我并不是一个经济学专家,但是预见中国股市的崩盘却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知识,而只需要知道一个常识——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政治环境下。这个常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理(或曰预言)中国的经济走向、社会走向,以及最终的政治走向。
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走了一条极其错误的发展路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而产业结构又以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为了维持出口,中共一方面人为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则强制压低人民币汇率。尽管如此,中国制造业由于处于产业链最低端,其利润极少。连薄熙来自己都在2005年说“中国每卖出8 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大飞机。”而制造八亿件衬衫对于能源和生态的消耗与破坏,不知要超过制造一架空客飞机的多少万倍。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就曾在其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中指出,极权主义政府通过剥夺百姓的经济权利来剥夺他们的自由思想。中共则一直在使用这一手段,它刻意不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其原因也部分由于民众经济实力的增长将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关注政治权利,也让政府更难通过卡住百姓饭碗的方式逼老百姓就范。而随之而来的负面作用则是中国的经济难以象美国、日本等国家那样,通过拉动内需来维系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从而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
江泽民主政时期这种靠制造业和出口拉动经济的政策只是把问题推迟到了胡温这届领导人手里,中国生态资源的恶化和世界范围的能源价格上涨已经蚕食了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人民币的升值则带来了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急剧下降。胡温上台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一点,只好无奈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对江时代经济政策的否定。
中共不敢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大幅升值,因为这会一下子击垮出口企业;但是缓慢升值,又带来有保障的高利润预期,比如去年6月到今天,人民币升值已经达到 10%,这种几乎无风险的高利润使得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兑换成人民币后等待升值,然后再换回美元流到境外。由于热钱涌入,中国出现货币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股市、楼市等泡沫经济。
制造业难以为继、人民币如何升值进退两难、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经济增长二者不可得兼,在此情况下,温家宝也不得不承认2008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中国要走良性发展的路,必须将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或金融密集型转型。
这种转型还没有开始,就注定面临着失败,因为新的产业结构要求对智慧产权的尊重和开放的媒体、公正的司法体系来保障。在中共治下,开放媒体和司法独立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的不说,中共甚至不敢兑现它的承诺,在奥运会期间哪怕短期开放媒体,就更遑论远期的开放报禁。中共甚至不敢兑现申奥承诺,短暂改善人权,就更遑论远期的兑现信仰、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权利。
从中共对待奥运会这个“面子工程”上尚且对新闻自由和人权问题不顾脸面来看,它正在自毁经济结构的转型之路。
由是观之,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股市暴跌仅仅是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许多人都对那些积极争取自己的人权或政治权利的人横加指责,认为经济发展可以遮住百丑,然而今天,大家可能终于明白了,那些呼吁中国走向自由的人,争取的不仅是自己的权利,也是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未来。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中共只要存在一天,经济结构的转型就会被推迟一天,社会矛盾的积累也就会延长一天。现在已经有一亿多股民(这其中也包括许多所谓的“中产阶级”)被中共洗劫了超过50%的股市投资,而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和就业机会减少,总体经济的恶化加上和中共凭藉不受制约的权力洗劫,越来越多人会陷入经济困境,社会矛盾也会急剧积累。
我曾多次讲过,“传九评,促三退”的运动是在和时间赛跑,从浅层次上讲,就是我们能不能赶在社会矛盾爆发前解体中共,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否则我们等来的就可能会是又一次流血的暴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