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片没有自由的土地上,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网络是中共政府最担心害怕的信息传播工具,自由国家的人们也一直在说,有了网络,中共专制政府封锁信息单向洗脑宣传的愚民招数就失灵了。出于担心,十几年以来,中共使尽了浑身解数,它动用大量纳税人的钱,雇用大量的网络警察,不惜一切代价对网络进行封锁。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专制高一尺,自由高一丈。封锁高一尺,反封锁高一丈。
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知道了两个能人,两个反网络封锁的英雄。这两个一直默默无闻但最终曝光的英雄对突破中共网络封锁,为中国人民输送真实信息立了大功。
第一英雄是“大纪元时报”技术总监李渊博士。他也是破中共网络封锁第一人。
二月八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数名显然带明确目的由中共指使的持枪持刀匪徒闯进李渊博士家中,用胶带将其嘴眼手腿缠住,对其暴打,并逼问保险柜在哪里,最后抢走他的两部十六寸索尼牌笔记本电脑、皮夹以及档案柜信息材料。
电视机前接受记者采访的李渊博士,昂着头,带着满脸的伤痕和十五针缝针的两处伤口,还有那只被打得睁不开的眼睛,平静坦然地说到,“他们算错了,我的电脑是高度加密的。我也不会被这点雕虫小技吓住,我会一如既往地揭露中共的邪恶,将其罪恶告诉世界人民。”
没有受害人的悲愤,没有大难后的恐怖,这谦谦学者谈的还是技术,表露的还是那份坚定的自由人权理念。
我的眼睛模糊了,模糊中我清楚地看到一个在和平年代中面对恐怖主义者的和平战士,虽然没有战火硝烟中持枪面对日本侵略者那样惊心动魄,但那为自由和平抗争的精神,那视死如归为自由牺牲的气势却是一样的震撼人心。
李渊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崔琦教授,取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名师出高徒,李渊本人也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有发明专利达十多种。他最令我们这些普通中国人欣赏的,最令中共政府头疼以致恼羞成怒的发明,是他的突破网络封锁的高招儿。这次恐怖事件正说明,经过几年的较量,中共手下的那么多高科技网络科学家就是治不住李渊和他的团队,破不了他的招儿。面对李渊,中共高层乱了方寸,气急败坏以致竟出此下下策,他们公然与文明世界,民主制度对抗,把共产党的恐怖活动带进了美国家庭。
面对中共的恐怖威胁,李渊还是李渊,经过炼狱洗礼的李渊更淡然了。他的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根本破不了我的招儿。他的语言再简练明了不过了,“我相信我做的事是正义的。” 于技术,于信仰,淡淡几句话,李渊又赢了。
知道另一个英雄是因为我女儿,没想到他会成了我年轻女儿的偶像。昨天(二月十三日星期一),我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一进家门先生就兴奋地说,“女儿给我一份今天的“华尔街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让我一定读其中的一篇长篇报导,而且她一再嘱咐我读完一定不能丢,一定要让妈妈也读。”
我说,“什么报导这么兴奋?上次她也给我一篇报导,讲中共怎么封锁网络,雅虎怎么助纣为虐,帮中共抓捕网上作家。这对我并不新鲜。” 先生说,“这回的报导可不同了,这回详细地描述了一个中国来的小伙子怎么与中共政府的网络封锁斗智。这小伙子可真不简单,怪不得女儿这么崇拜他。”
我顾不得吃饭,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长篇报导。一个有着鲜明自由色彩,独立人格,满怀正义感,智慧过人的年轻人跃然纸上。
原来我在国内的亲戚朋友总是挂在嘴上的专破中共“防火墙”和“金盾”封锁工程的反封锁网络系统“自由门”的发明人就是他 - Bill 夏。
三十岁出头的Bill 十年前来到美国,攻读物理硕士学位。到美国后,他看了所有有关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录像,天安门运动时只是中学生的Bill 今天在自由世界里终于有了知道真相的自由和已经成熟的成年人的头脑。有了思想,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的Bill ,对中共封锁一切信息使老百姓只能听它一面之辞谎言的各种表现是愈来愈不舒服。
2000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反表了意见书,说,“煽动颠覆政府” 或 “泄露国家机密” 或 “组织邪教” 都是犯罪行为,人大呼吁要立法发扬好的,消除坏的,鼓励发展健康的网络,保卫国家安全和大众利益。(译自英文)
中共政府的这种蛮横态度促使Bill 发起反击。
他开始自学电脑学,并于2002年成立了自己的电脑公司,取名为”发展网络技术公司”(Dynamic Internet Technology Inc.)。 他没有收入,靠妻子挣钱养家。
2002年那年正是反网络封锁运动的低谷年。由于中共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称作“中国伟大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的封锁技术全面提高。而海外这边由于资金不足不能及时有效地跟进发明更高一招的技术,致使名为“三角男孩儿”(Triangle Boy)这个最强的一直所向无敌的反封锁系统失去作用。
几个月后,Bill 的“自由门”破土而出。可想而知,“自由门”以及Bill 帮助发明的其他几个反网络封锁的产品是他自虐似地拼命工作取得的成果。他常常独自工作到早晨三点。每天早晨他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电脑前确定他的系统仍在正常运作。他时刻保证他的一系列程序能够在他的大尺寸超薄显示器上反应运作正常,通过使用十几个不同的 网络浏览器 (Web browsers), 即时短信消息(Instant-message) 和聊天程序(Chat programs),Bill 的系列程序在不断地测试“自由门”系统的工作状态。
“自由门”比它的同类产品有更多优势,它使用中文,并且简单易用,它只占文件储量137个Kilobytes, 一个电子邮件即可将其储存,还能将其存入小型的携带式记忆驱动器中。回答记者的提问时,Bill 说,在中国,每天有十万用户使用“自由门”和另外两个他帮助制成的反检测系统。
“自由门”以不断改变它在美国伺服器的地址来使其工作正常,软件会自动变换其网络信息传递地址,其变换速度需快于中共封锁速度,这样,中共不能封锁阻挡国内用户与其连接,中国的用户就可以用“自由门”自由地读写。
Bill 很快就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他们同样都智慧过人,精力过剩,年轻有为,又同样都是渴望能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做出贡献的志愿者。
由于他们的工作和产品需极度保密,又深知中共特务无孔不入,Bill 自己也象特工人员似地工作,他通过加密电话,安全电子信件与几个北美的程序技术人员联系。他经常用探测器象篦梳子一样地搜索整个屋子,探测是否室内被中共特务偷装了窃听器。Bill 还要说服美国有关反电脑病毒部门不要把他的系统当成电脑病毒。
Bill 说,他每天得到如山的用户反馈。其中他需花费大量的时间解决用户的问题,而许多用户不懂技术,他们常常只是简单地告诉他,“自由门”系统不工作了,因此, 需要具备丰富的经验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现在“自由门”已是第六版了,她仍在不断改进并增加人力监控,Bill 和他的程序技术人员轮流照顾“自由门”的运作。Bill 说,“自由门”现在使用一种叫做“劫持”的技术。他说,这个技术使中共不可能长期封锁他的系统。
Bill 的团队不断发展,他们称自己是骇客活动家(Hacktivists),而Bill 称自己是“红药丸”(Red Pill), 他借用电影“Matrix" 中的解药的故事,比喻“红药丸”能把专制政权中失去知觉的被奴役的人们引进真正的世界。“华尔街报”这篇长篇报导的题目就叫“ Chinese Censors of Internet Face 'Hacktivists' in U.S."。
现在,Bill 的企业每年运作费用至少需要一百万美元,“自由门”的名声使他们得到多种渠道的资金援助,有从美国政府方面的,有从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有从网络信息传播局反监控办公室的,有从中国人权组织的。如果美国国会能通过成立全球自由网络办公室的议案,“自由门”和Bill 这些骇客活动家们将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援助。无庸置疑,有这些智慧过人精力过胜的年轻网络科学家,又有充足的资金后援,“自由门”反网络封锁必定会所向披靡。
通过“自由门”,我们看到了自由中国的希望。通过李渊和Bill 这些反网络封锁的年轻的和平战士,我们看到了,无论中共专制政权多么疯狂多么残酷地打压自由,愿为自由民主人权而战的中国人永远生生不息,后继有人。
二月十四日夜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