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31日日本媒体“读卖新闻”报导，2004年5月自杀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电务官的遗书，里面写到“如果不出卖祖国，我已无法离开（中国），只好选择这条路”，显示他生前确曾遭中国恐吓。除此之外，还有一封中共拉拢他的中文书信，日本政府认为这份书信是认定中共违反维也纳条约的重要证据。
生前确曾遭中共恐吓
中日这起外交纠纷源于2004年5月6日，在一名日本电务官于当天清晨自杀后爆发，由于此事涉及中共设下桃色陷阱逼迫日外交官提供情报，对处于紧张临界点的中日关系更加显得敏感。
“读卖新闻”报导指出，这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电务官（当时46岁）的工作是负责高度机密文件的处理，他身后共留下5封遗书。其中在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遗书中，记录了他本人陷入中共的美人计、至最后决定自杀的详细过程。
报导说，该电务官是于上海某卡拉ＯＫ结识一名中国女子，这名女子在2003年6月以“卖春”罪名遭逮捕，一天后获释，交换条件是为中共国家安全部人员与该电务官拉线。
误中美人计迭遭胁迫
同年12月14日，该女子与自称“公安队长”的人物带了女翻译与电务官见面，对电务官直说，他的行为在中国是违法的，但考虑电务官是总领事馆职员，因此不予过问，不过希望今后彼此能“互相来往、交换意见”。
之后公安人员更威胁：“你和我们来往的事如被总领事馆知道了，可能很麻烦，说不定会成为国与国的事，工作丢掉，家庭破散，如果你能合作，家人不会有事的，那位女性也会很幸福，我们不想见到你的不幸。”中共公安并要求电务官提出所有上海总领事馆馆员的出身部会以及与馆员交往的中国人名单，甚至要求提供电报暗码等通信系统。
公安藉词逼他泄密
中国时报引述遗书中写着“我在中国与一个在卡拉ＯＫ工作的女子交往，2003年6月中国公安指她涉卖春罪嫌将她逮捕，不可思议的是逮捕一天后即获释，公安要求该女子每天报告卡拉ＯＫ的情报，还询问我是否为店内常客，要求她不能向任何人说起曾被公安逮捕的事”。
“8月时公安人员透过女子要求跟我见面，我拒绝多次后，还是脆弱地答应只见一次面，于是12月14日约在上海市内的咖啡厅见面，前来会面是40岁左右的唐队长及20多岁的翻译陆小姐”“他们一直强调说，我的行为在中国是违法的，看在我是总领事馆员而姑且不问，还以低姿态表示要跟我交朋友，希望了解日本和中国的习惯差异等，其后又不断要卡拉ＯＫ的女子来约我，我又禁不起恳求答应了”。
“有一次他们大概知道我要调职又来找我，当我说出5月28日要回日本，唐队长便要求还要跟我继续交朋友，我当场拒绝之后，他的态度突然180度转变。他开始强调我在中国做的事是违法的，还以领事馆员的身份跟公安见面，若是让总领事馆知道，会演变成国与国的问题，到时会丢掉工作，如果愿意配合协助，就可以好好跟家人生活，唐队长强调，不想看到我变不幸，经过3个小时的劝说，我答应了”。
“唐当场就拿出总领事馆的馆员名单，要求我说出所有人以前归属的省厅，他还说，我们知道你所有的事，你是电信官，所有馆内的报告都要经过你，你把馆员见面的中国人名都告诉我们，我说因为有密码保护所以是看不见的，他又要求我，下次见面时要带他们有兴趣的东西来。”
无法叛国只好自杀
这名电信官在遗书的最后写着“他们知道我的工作内容，以后一定会向我要电脑系统密码，我们约好明天六日下午7点见面，我如果去了就是背叛日本。我知道即使现在用这种方式来承担责任，可能已经嫌晚，但是一想到终身要被那些中国人逼迫卖国而苦，也只有选择自杀一途。我背叛了总领事，感到十分抱歉，我若不卖国恐怕无法离开中国，只好选择自杀这条路”。
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对此表示，“从遗书中可以看出，该馆员受到中国公安当局冷酷无情的胁迫与恐吓，该馆员不肯屈服，只好为国赌上生命”，对于中共主张该馆员自杀与中共无关，安倍表示相当遗憾。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则说，遗书中可以看出中共对日本驻外人员从事谍报工作，为此日本政府将严正抗议，并要求中共政权查明真相，也将指示外馆，若遇类似事件，应该立即呈报上司处理。
中共发言人哑口否定
日本《读卖新闻》公开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馆员自杀的遗书，内容详述遭胁迫而最后被逼走上绝路的经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立即进行反击，并指日本的说法毫无根据。
“中新社”引述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我已多次表明原日本驻上海总领馆馆员自杀事件与中国政府无关。根据我们的调查，不存在中国政府人员对自杀者的所谓胁迫，中方也不掌握自杀者生前接触了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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