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2）灌输中共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
（1）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
（2）破除传统观念，灌输阶级仇恨
（3）美化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4）贬低人性，歌颂党性
3）中共利用党文学进行灌输的几个特点
（1）全方位盗用民族文化形式
（2）善于利用文学技巧
（3）用禁书加强文化饥渴
（4）用重复增强瘾好效应
4）从“看得见的黑手”到“看不见的黑手”

4．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

1）政治课：骗你没商量
（1）课程多、课时长、覆盖面宽、要求严
（2）把党文化装扮成“德育”、“常识”、“原理”、“基础”
（3）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学内容——时事政治
（4）灌输仇恨和歪理，培养愤青和政治冷漠
（5）政治课绝不放松
2）历史课：自欺欺人
（1）政治挂帅，历史就像政治的分支学科
（2）掩盖、篡改、断章取义，把真实历史碎片化
3）语文课：寓骗于乐
（1）课文的选择
（2）老师的教法
（3）考试的导向
（4）新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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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的消失。中共除了把一部分知识份子在肉体上消灭以外，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份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份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清议”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它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为其邪恶统治辩护。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之一。

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一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

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份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谄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文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何新、镇压法轮功中的何祚庥、于光远、潘家铮等人，皆属此类。

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风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

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邪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

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庄重诚敬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清静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往古来今一切政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行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

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绪，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

1）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

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开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集团”开始，文化大革命用吴□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祭旗，而批判电视片《河觞》则是“六四”镇压后的思想整肃的重要步骤。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随着中共的指挥棒翩翩起舞，用文艺作品图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满足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为了适应中共“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所有农民土地）的需要，文人们创作了《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替中共掩盖其在政治运动中残酷的杀人整人、明火执仗的抄家和抢劫行为；为了丑化国民党，把中共发起的内战装扮成“解放战争”，文人们创作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需要图解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创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文人就创作《红旗谱》；中共需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人就创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讴歌“大跃进”，全国就跃进出数以百万计的伪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剧后，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言外之意，不看这部电视剧，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中共的文艺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当性”的依据，可见舆论灌输在这场最新的镇压运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历史上中共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虽然人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地主（其实就是普通的土地拥有者）大多是勤勉诚实、热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经过中共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些用艺术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当年在其占领区用歌舞和戏剧教育士兵，很多战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剧作以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周扬语），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

2）灌输中共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

（1）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

无神论是中共思想的基础，而各大正统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神、讴歌神、追寻神的，像希腊罗马神话、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国的《西游记》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写崇拜物质、崇拜暴力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学者篡改、阉割、曲解有神论文学。于是，宗教成为“精神鸦片”，天堂地狱变成“封建迷信”，神话传说成为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的形象反映，孙悟空和《失乐园》里的撒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的代表。

（2）破除传统观念，灌输阶级仇恨

中国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即使在哀怨伤感的时候，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归于平和中正。中国古典文学里，充满了描写忠孝节义、美好的亲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是宣泄和净化，古罗马文学家贺拉斯则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教育和娱乐。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到仇恨，也多是从惩恶劝善的角度写，描写和煽动仇恨和传统文学的特点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灌输和煽动阶级仇恨就成了中共党文艺的首要任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语。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

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利，对仇恨的渲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这些人物是少男少女们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学生能够把老师用皮带活活抽死，在广西大地上“阶级敌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无罪恶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这种仇恨文学之赐。

（3）美化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共产党要把自己粉饰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就需要全面篡改历史，把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中国历史上有定评的大奸大恶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坛。暴虐的商纣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颂德的对象。中共奉农民战争头领为先驱，残忍嗜杀、暴虐无度的黄巢、张献忠、洪秀全成为中共文学殿堂里的正面形象。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张献忠嗜杀成性，当时的四川一省人口几乎被他以各种方式屠戮殆尽，富庶的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

获1982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下册开篇，以田园诗般的优雅笔调写道：“不断遭受战乱的谷城一带，自从张献忠的农民军驻扎在这里以后，稍稍有一些太平气象。”

当然，美化这些历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这些历史人物之后，中共就开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4）贬低人性，歌颂党性

阅读中共的文艺理论著作，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性”一词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败的、甚至是反动的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阶级性（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阶级兄弟的友爱），那就是好的、进步的作品。表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爱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类之爱”的作品被贬斥，而表现党性战胜人性、“无产阶级觉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这种逻辑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双全，不食人间烟火，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琐，凶残狡诈。正面人物要姓“高”、“梁”，反面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说，描写某地区严重缺盐。年轻的母亲为了把咸菜当作“党费”交给地下党，把瘦得“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的妞儿（小女孩）手里的一根腌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这位母亲把“党”置于家庭和亲情之上，于是获得了党文学的肯定。

中共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无性别特点，苦大仇深、意志如钢。爱情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在中共的文学作品里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经过处理，被用来衬托“革命事业”的“壮丽和伟大”。如果男（女）主人公爱情萌动，另一方往往要壮烈牺牲，于是主人公化悲愤为力量，继续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主人公因爱而结合是革命文学作品的大忌，因为一旦组成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就会“腐蚀革命者的斗志”，中共也就无法“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了。

因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所以每次中共有什么新的需要，应景的文学作品就会被批量生产出来。以上只是举了几个小小的例子。

3）中共利用党文学进行灌输的几个特点

党文化是附着在中国文化之上的一种附体文化。中共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形式和元素，达到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

（1）全方位盗用民族文化形式

中共对人类文化的态度从来是为我所用，只要对其统治有利，就一概拿来，决不手软，亦不吝惜。在文学方面，旧体诗词、白话诗、各体民歌、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章回体小说、散文、话剧、戏曲等等，全部被用来承载党文化的内容，美其名曰“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审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审美习惯不会轻易改变，那么与其另起炉灶用新瓶装新酒，就不如利用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把党文化的内容偷偷夹带进去。这种承载了党文化内容的民族形式，既给人亲切感，又给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中共的宣传效果。于是，人们在吟咏诗词、哼唱小调、读小说、看话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成了党文化的俘虏。

（2）善于利用文学技巧

虽然“党”几乎是文化的反义词，几乎等于“武化”、“粗鄙野蛮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党”又非常善于利用文化，“党”是利用文化反文化。

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了更好地达到党文学的宣传效果，的确费了一番苦心。白描、衬托、悬念、包袱、呼应、波澜、心理描写、典型性格、个性化的语言……东西方古典文学中成功的技法，几乎都被拿来使用。

因为中共文艺重视“普及”，即主要针对文化不高的工农群众，所以炮制出来的文学作品虽然水平有限，但还是相当成功地达到了灌输党文化的目的。

（3）用禁书加强文化饥渴

对于饥饿的人，随便什么食物都是美味珍馐。中共知道，御用文人们炮制出来的所谓文学，绝无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名著媲美。妒忌的丑女人无法把自己变美，就只好设计害死美丽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后，有计划地毁书、禁书。文革中，凡是跟美有关的事物，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中国人的文化饥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饥渴难耐之下，人们不得不饮鸩止渴，党文学于是乘虚而入。

（4）用重复增强瘾好效应

人并不需要以酒为生；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酒的味道也并不可口。可是为什么就有人嗜酒如命呢？这就是瘾好效应。长期浸泡在一种文化里面，人们会养成一种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满足了这种期待，就像搔到痒处一样，使人产生满足感。所谓美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瘾好的满足感。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美感有时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而人的审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

中共也利用了这一点。“党”的教条被包装成一句口号、一首歌、一幅画、一个比喻、一个形象，而后被用各种方式不断重复加强，硬生生给中国人制造出一种变异的“美感”。被称为“山大王的诗”的“毛诗词”、粗野不文的“毛文体”、飞扬跋扈的“毛体书法”被重复、模仿、崇拜，有人还以为它们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顶峰。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还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一事实表明，中共长期以来刻意培植的民众对其邪恶文艺的心理依赖仍然没有失效。

4）从“看得见的黑手”到“看不见的黑手”

透视中共党文学，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中共建政后的党文学，可以以文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49年到文革；后一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前一个阶段“党”上足了发条，拚命革文化的命，专文艺的政，紧箍越箍越紧，圈子越划越小，是一个“收”的过程。而文革之后，“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弃置不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束缚作家创作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少，似乎是一个放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文坛，美女作家、“痞子文学”、“下半身写作”，光怪陆离，真是“解放”得够可以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中共对文学的操控利用呢？

人口学上一般把二十五年左右当作一代人的时间。从49年到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二十九年。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岁以上、世界观已经形成的人，到78年的时候已经60岁或更老，过了退休年龄。那时候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长大的；换句话说，到70年代末的时候，党文化已经基本确立了。于是中共变换策略，从一些领域做有限度的撤退，从以前那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黑手”变成幕后的“看不见的黑手”，在整体上“宏观调控”党文化对民众进行回流灌溉。（当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随时伸出来。）

党文化确立的证据就是：不待“党”的直接领导，经过“思想解放”，“放”出来的文学，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后有名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文革的解释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辙——犯错误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党”还是伟光正的，不光勇于承认错误，还善于改正错误。

寻根寻出来的是“党”按照进化论那一套推出来的不存在的蛮荒时代，诱导人们把“党的错误”归结为“封建遗毒沉渣泛起”；“意识流”流动的是打散重排的“向党交心”和忆苦思甜；写实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党”告诉大家：“人生就是烦恼、命运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对“党”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着确实不容易”，“活着就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调侃和嘲讽为能事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垃圾反对党语言的垃圾，暗示如果不和“党”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确证个体价值；与各种性乱现象一起造成性伦理在中国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学，则给人以“党天下”言论自由的假相。

今天中国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极端复杂的面貌。只有真正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才能以简驭繁，不为各种假相所迷惑。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它可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它也可以反对敌人反对的，拥护敌人拥护的，只要“敌人”不反对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壮语、粗言恶语、也可以温言软语、甜言蜜语。一边是主旋律，一边是多样化；一边是“四个坚持”，一边是“双百方针”。“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登上权力颠峰时，它说：“胜利者不应被谴责。”（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苟延残喘时，它又会说：“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动机的悲剧英雄。

“我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得多，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能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但总要由我去画个句号吧？”（《亮剑》

“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这两段中国大陆畅销小说中的话，一段抢占“失败英雄”这一最后的宣传制高点，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权力宣示。这些现象表明，党文学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扩散到种类繁多的作品当中，更加难以辨别，难以抵御。

经过几十年中共恶党控制的文人的灌输，中国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价值观，仇恨变成了崇高，杀人放火变成了正义，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对象，残忍的党性代替了人与人互相关爱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恶的标准被颠倒了，文学丧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变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盖罪恶的遮羞布。从这种意义上说，邪党的文人无疑是中共杀人的同谋和帮凶。

4．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个是处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学校教育是塑造思维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输党文化，必然极端重视新闻媒体和学生的教科书。前者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谈到，这里重点谈中共教科书的灌输作用。

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育，包括国立、私立和教会办三种模式。49年以后，所有学校被收归国有，中共当局通过“党委负责制”、制订法规、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学校权力，通过组织清理、思想改造的方式驯服教职员工，用教科书给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系统洗脑。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共在青少年的心灵上恣意涂抹，教育成了中共灌输党文化的重要阵地。

从所谓“解放区”教育开始，中共就开始建立系统的政治课程。取得政权以后，中共教育部门逐渐将政治教育法规化，强制各级学校实行。50年代高校设立的政治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基础”等等。在非运动时期，这类课程可以占到大学授课总时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政治运动到来之际，这种按部就班的讲授就显然达不到要求了。反右、四清中，各种运动、政治学习、听报告、军训、学工学农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课堂讲授，几乎吞噬了学生一大半的在校时间。饶是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66年以前“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只要求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五、六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这还只是这场被称为“教育革命”的闹剧的小小一部分。

这场历时十年以上的全民强化洗脑在社会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恶果。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常时期”，中共是怎么向学生灌输党文化的。

1）政治课：骗你没商量

（1）课程多、课时长、覆盖面宽、要求严

古时候的学童，开蒙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常识，用的教材里面本身就包涵着做人的道理。西方近代以来，儿童除文化课以外，还上公民课，学习内容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中共把教育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或理性负责的公民，而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接班人。教学目的不同决定了教学手段和内容都不同。

从小学到大学（这是概括的说法，其实灌输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直到博士班），中国的学生一直要上一门政治课，课时之长，课程之多，要求之严，古今中外仅见。

在不同的阶段，这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和侧重点。小学时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会发展史”、“国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养”、“哲学常识”、“经济常识”、“形势任务”，大学里叫“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法律常识”等等。这些课程，虽然名称不同，但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这些课程估计占学生总上课时数的近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课程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是不折不扣的必修课、核心课，列入各级考试必考科目中。在某些升学考试里，政治不及格者一概不予录取。

（2）把党文化装扮成“德育”、“常识”、“原理”、“基础”

党文化是无中生有的骗人的玩意儿，可是要想让人无抵抗地接受，就要把它打扮成自然而然、自古已然、天下同然，“放之四海而皆准，衡之古今无不通”。于是，反人性的阶级仇恨教育被称为“德育”，反常识被称为“常识”，歪理被称为“原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被称为“基础”，好像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这一套东西。毫无抵御能力的青少年学生完整地把这一套虚假而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接受下来，从此变得狭隘而偏执，以为所有正常人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而共产中国才是世界的样板，动辄贬斥不同观点为“反动”、“沉渣泛起”、“亡我之心不死”。某中学生学完社会发展史，问老师，“既然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那资本家不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

大学的哲学史以马克思划线，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被称为古典哲学，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总之尚未发现真理；马克思以后的被称为现代哲学，全部带着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气息。中国的传统思想，如果还有一点合理成分，那也是辩证法或唯物主义的“萌芽”，是先民们“天才地猜测”到的。各种《哲学史参考资料》一类的书，按照这种结论阉割史料，把丰富的历史剪裁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学了这样的哲学，让人似乎觉得“天不生马列，万古如长夜”，令人纳闷既然马恩列斯毛一劳永逸地发现了真理，为何不把其他的书一把火烧掉。

（3）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学内容——时事政治

中共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流氓党，其立场原则不断变化，即使那些善于紧跟形势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应该对某一件新近发生的事情持什么态度。“时事政治”教育解决了这个难题。在高考和其他一些大型考试中，总有一定比例（一般是10％）的试题是关于时事政治内容的，强迫学生按照中共当局对事件的解释作答。2000年的高考政治卷中，就有一道诋毁法轮功的选择题。

（4）灌输仇恨和歪理，培养愤青和政治冷漠

人权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可是经过多年灌输，“人权”这个词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成了一个贬义词，至少是一个可疑的词。听到这个词，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说话的人没准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可得多加小心。”

中共知道青少年最没有辨别力，因此仇恨教育一贯“从娃娃抓起”。1999年以后，灌输对法轮功的仇恨的内容堂而皇之地进入大、中、小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高中三年级“思想政治”教材的第四课里，赫然印着诽谤法轮功的“教学内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小学《思想品德》 (第十册)十二课中，不但专门假借刘思影之口使大陆小学生落入“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的仇恨，而且让所有小学生把诽谤与仇恨法轮功当成“理所当然”的正面思想行为。很多家长虽然自己对中共的迫害政策不以为然，但为了保护孩子的纯真，不跟孩子谈有关话题。不料家长的好心却恰恰使孩子毫无保护地陷入中共的一言堂宣传之中。

除了前面引用的直接灌输某一结论的题目外，政治考试里还有一类题，必须扭曲自己的思维，才能给出正确答案。难怪有人说，“辩证法就是变戏法。”长期训练以后，学生们学会了“悬搁”自己的正常逻辑思维，进入出题者的变异论理方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者完全习得这套邪恶论理方式，成为“左棍”、“愤青”，或者彻底放弃理解这些推理的努力，满足于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这些学生答题可以毫不含糊，但从此对“哲学”、“人生观”、“政治”等产生深刻的厌恶和冷漠，最终成为不会危及到中共统治的原子化个人。

（5）政治课绝不放松

近年来，中共教育部对某些科目教材编写的控制慢慢松动。但对于政治课，却绝不放松。据说，“六四”后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课内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批准。一个2004年春出笼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这样写道：

“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引导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

看来，中共真地想一条道走到黑了。

2）历史课：自欺欺人

（1）政治挂帅，历史就像政治的分支学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世界各大文明国家都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人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教益，为个人的立身处世和民族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一个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像一个失忆的人一样，处境是十分可悲的。

可是，中共的历史并不光彩，真实的历史是共产党的大敌。为了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中共必须垄断历史的解释权。御用学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把中国历史嵌入虚幻的“发展五阶段”，得出“历史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通读中共的中国史教材，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陈胜吴广开始，中国人民就眼巴巴地盼望着掌握了历史真理的革命政党出现，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一盼就是两千年。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共产党来了。

事实真相是，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是纯粹的虚构，跟中国历史更是完全对不上号。如果说，中国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制，那怎么解释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孔子说“吾从周”，汲汲奔走于六国之间，要恢复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中共眼里，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反而成了“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谎编大了就难以说圆。这套体系被戳得体无完肤，中共只恨当年不曾把二十五史烧掉。

（2）掩盖、篡改、断章取义，把真实历史碎片化

中共的教育部门编历史教材的指导原则是：“唯物史观”解释不了的一概不讲；共产党的丑事恶行一概不讲；历史上的圣贤君子、明君贤相要挑着讲，讲的时候一定要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反动阶级的罪恶”要大讲特讲；“农民起义”要大讲特讲；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要大讲特讲。

中共的历史书也讲孟子，讲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显示其“剥削阶级”的本性；讲国民党要污蔑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却从来不敢说真抗日的恰恰是国民政府，中共自己“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壮大自己”；讲基督教不讲“爱人如己”的教化，要强调“宗教战争”和“宗教是殖民主义的工具”；讲资本主义国家要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意识到中共对历史的篡改，想通过自己的阅读和研究了解历史真相，可是由于被先入为主地灌输了一套中共的邪恶史观，很难有根本上的突破。在近现代方面，中共垄断史料、封锁言路，目前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可能全面了解中共起家以后的真正历史。由于中共对历史的系统篡改，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真相，不光要有能力看破中共就具体事件编造的谎话，更要有能力从中共的理论框架里跳出来，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高度看待共产邪灵祸乱人间的近一个世纪。在这方面，《九评共产党》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3）语文课：寓骗于乐

（1）课文的选择

在给学生灌输党文化方面，如果说政治课唱的是白脸，那语文课唱的就是红脸。政治课是疾风暴雨地灌，语文课是春风化雨地灌，方式不同，目的一样。

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选择，很有学问。中共党魁的文章或关于他们的文章要占到一定比例，中共的所谓“英雄人物”（王二小、刘胡兰、江姐、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也不能缺席。为了图解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语文课要正面表现古今中外的被压迫阶级，再把几个脸谱化的地主、资本家（周扒皮等）点缀其间。关于西方国家的课文，要体现出“资本主义糟”的特点。小音乐家扬科、万卡、我的叔叔于勒……或者悲惨地死去，或者黯淡地收场。世界名著不得不选，但要选与中共教条合拍的。因为毛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读《红楼梦》，所以中学教材要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以显示封建统治阶级自私残暴，草菅人命。

中学语文课本收录最多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毛说：“反对自由主义”，鲁迅说，五千年历史，满本写着两个字，“吃人”，要“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这些篇章，很多部分都要背诵。

（2）老师的教法

不管这些课文的意思多么单纯明确，但任何文本在理论上都可以用多种方式解读。为了杜绝这种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门要求语文老师在讲解完字词句段章之后，再“画龙点睛”地指出课文的“中心思想”，强制学生重复这些党文化话语。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乐家扬科》是小学五年级的课文，其中心思想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罪恶”，老师要引导学生“懂得穷人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没”，要“激发学生憎恨剥削制度，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3）考试的导向

升学考试是各级教育的指挥棒。考试的命题趋势对于教师和学生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教学的重点受试题引导，而试题直接受制于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题为例，1958年的全国题目是“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77年的北京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近年的作文题目中这种赤裸裸的党文化题减少了，代之以比较隐蔽的党文化，比如“一分为二”的所谓的“辩证法”。1990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让国人重温了一把中共的经典自辩词：“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九个指头，失误是一个指头”，“太阳和黑子”。而1991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潜台词是改革开放并不违背四个坚持，预示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跛足经济改革。

升学考试对于各级教育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试的命题权，就是支配了学生学习时间的分配和脑力的运用。中共把要强制灌输的东西作为考试重点，学生不得不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学习其他内容的时间记忆那些党文化内容。结果就是，党文化象刀刻一般深深地写进入了学生的心灵。

（4）新近的趋势

曾几何时，小学生的人生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现在的课本“进步”多了，到了小学一年级下册才羞答答地推出“邓小平爷爷植树”。杜甫的名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不是直接写诗人对孩子的想念，反而说小孩子还不懂得想念父亲，角度新颖、情味隽永。现在的语文课本，很多课文都是用这个技巧编造的。小学生不需要喊“四个伟大”了，却要和“乡亲们”深情地回忆，“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现在讲述这样的故事：留学生海外漂流遇险，想拿大衣换一块面包，老板（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学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红旗，“老板眼里闪出亮光”，非要用面包换红旗。留学生大义凛然，拂袖而去，老板于是深受教育。政治课宣讲“一个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语文课则从台湾没有雪讲起，最后用老师的话点题：“那里（北京）的小朋友正盼着你们去和他们一起玩呢！”

这套新近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从第二册开始，系统灌输“红领巾”、“十月一日——祖国妈妈的生日”，用故事讲述中共的台湾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思想单纯的少年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大量党文化内容。

现在的语文课本加入了很多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但我们必须看到，语文课仍然承担着相当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功能。这是因为，第一，党魁文章仍然占据一定篇幅。第二，与众多文学名篇并置在一起，党文化篇目也自然获得了文学名篇的地位，也就是被“经典化”了。当学生用这些党文化篇目学习文法和修辞的时候，已经把内容当成自然、当然、甚至必然的东西，毫无戒备地吸收了。第三，目前应试教育中的技术至上化倾向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量无谓的细节，对文章内容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探究。

当然，语文课是和其他课程配合发生作用的，语文课在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从另一方面表明党文化的强大吸纳力和高度欺骗性。就像“人权入宪”、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高呼“和谐社会”一样，没准儿哪一天，“坚持发扬儒释道国粹”也会写入党章和宪法，继续为“伟光正”和“与时俱进”提供注脚。

中共教育体制下的其他课程，像地理、音乐、自然科学等等，都同样担负着灌输党文化的使命。窥一斑可见全豹，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输的具体内容，而是灌输给学生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学生把这个认知框架内化以后，从此对该框架无法处理的信息或者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对该框架无法解释的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或者用中共灌输的扭曲思维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最后得出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辩，另一方面极端偏狭固执，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深拒固闭，满足于一种“有选择性的无知状态”。

中国自古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社会对教育普遍非常重视。对于为数众多的农家孩子来说，考大学更是除参军以外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唯一途径。可是，中共掌控了一切国家资源，孩子们要么不受教育，要么就只能受党文化的教育。几十年来，中共把本来应是天下公器的教育变成贩售自家私货的作坊，一代代中国人被迫吞咽下党文化教育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