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揭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总有人说：难道中共一点道理都没有？！难道法轮功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也太片面了吧，要一分为二！ 当《九评共产党》传世时，又有人说：难道中共没做一点好事？！这也太片面了吧，要一分为二！
咋一听，“一分为二”很在理啊。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对中共也得一分为二呀！
可是，仔细剖析这个“一分为二”，就发现它有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它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二是，从本质上讲，这个“一分为二”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分为二，而是“中共特色的流氓化的一分为二”。
中共的“一分为二”偷换了正常的一分为二的概念，把“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正反两方面”，偷换为“说任何事物就必须同时说正反两方面”，否则就不是一分为二。
我们在评价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说的可都是日本的坏事，为啥没有人提出要同时说说日本好的一面？为啥没有人提出光说日本坏的一面不符合一分为二？！
我们在评价岳飞的时候，都说岳飞是民族英雄，为啥没有人提出要同时说说岳飞不好的一面，为啥没有人提出光说岳飞好的一面不符合一分为二？！
同样，我们在谈起秦桧的时候，都说他是卖国贼，为啥没有人提出要同时说说秦桧好的一面，为啥没有人提出光说秦桧坏的一面不符合一分为二？！
法官在宣判的时候，说的全是犯人的罪行，为啥没有人要求法官同时说说犯人好的一面，为啥没有人提出法官光说犯人坏的一面不符合一分为二？！
当人们谈起癌症的时候，无不谈癌色变，为啥没有人提出癌症也有好的一面，为啥没有人说要对癌症一分为二？！
从以上实例我们看出，是否同时说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与是否违反一分为二并不是一回事。当一个事物的主流是正的时候，人们只说其正的一面并不违反一分为二；当一个事物的主流是负的时候，人们只说其负的一面同样不违反一分为二。
只说正的一面或只说负的一面，并不意味着所说没有经过一分为二的分析。恰恰相反，正是经过一分为二的分析，人们才会对一个事物做出是正的还是负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善的还是恶的等等定性判断。当经过一分为二的分析，判断出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或一个事物的主流是恶的时候，人们会将其恶行揭露出来，为的是惩恶扬善；当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或一个事物的主流是正的时候，人们会彰显其正的一面，为的是教导人们从善如流。当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或一个事物坏到极限时，说其好的一面已经没有意义了，如果有人还要提出再对其“一分为二”，就是自甘与恶为伍了；当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或一个事物好到极限时，说其不足的一面已经是吹毛求疵了，如果有人还要再对其“一分为二”，那就是与善为敌了。
而对于普世的判断标准，诸如善恶、好坏、对错、利弊等等，是不能用一分为二进行分析的，否则，一分为二本身就因为失去了判断的基础和前提而失去存在的条件。
那为什么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事实是如此的清楚，证据是如此的确凿，迫害的深度和广度是如此的剧烈，就因为没有同时说中共的好话，有人就说这不符合“一分为二”呢？！为啥《九评共产党》在评价中共的时候，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连中共高层都不敢、不能抵赖，就因为没同时说中共的好话，有人就说《九评共产党》不“一分为二”呢？！
根本原因还在于：在中共邪党的迷惑下，人们除了把“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混同于“说任何事物都必须同时说正反两方面”以外，人们自以为是的“一分为二”，实际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分为二，而是中共特色的流氓化的“一分为二”。
在不牵扯到中共的时候，人们按正常的一分为二进行思维，自然能进行清醒、理智和客观的判断；一旦牵扯到中共，人们实际是按照被灌输的中共特色的“一分为二”的逻辑在思维，就会失去清醒、理智和客观。
其典型表现就是：潜意识中把中共当作自己人，用中共自定的标准对中共进行判断和辩护，对中共的打击对像进行扭曲和攻击。无论中共犯了多大的罪行以及证据是多么的确凿，都要表示置疑并极力为中共找开脱的理由；无论中共打击的对象是多么的无辜以及被迫害的是多么的惨烈，也要极力的去挑被迫害者的毛病。在实在找不到中共好的一面以及被迫害者不好的一面的时候，干脆就强词夺理的指责对方不“一分为二”！被毒害了的人在振振有词的说着“一分为二”的时候，意识不到其实已经落入了中共的圈套，其实是在用中共的流氓化了的“一分为二”在为中共辩护。
由此可见，中共这个“一分为二”与普世的一分为二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么，什么是人类共同遵循的一分为二，什么是中共特色的“一分为二”呢？
一分为二来源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其对应的是中共传统文化中的相生相克。
一分为二有三个核心点：
一、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依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标准，黑格尔称之为“客观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天理”。应用于人类社会，就是超越于地域、人种、男女、贵贱、民族、国家、团体之上的人类普遍认可的公理，诸如善恶、好坏、对错、利弊、真假等等。
二、事物的性质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方面，善的因素占主流，其性质就是善的；恶是方面占主流，其性质就是恶的。
三、处理矛盾的主要途径是采取具有积极和建设性的措施，诸如求同存异，以善化恶，以德报怨，扬善抑恶等等。至于具有破坏性的、暴烈的斗争方式，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然而，到了中共那里，除了一分为二这个词还被保留以外，核心内容则完全变成了中共的流氓逻辑。
中共特色的一分为二来源于马克思的所谓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剽窃了黑格尔的一分为二，并对一分为二的三个根本点进行了阉割和扭曲，炮制了一套用于诡辩和煽动阶级斗争的流氓化的“一分为二”邪说。这个邪说，经过苏联共产党的强化，到了中共这里，更是集古今中外一切流氓诡辩术为一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分析的依据不是人类共同遵循的公理，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事物的性质不取决于其善恶、好坏、对错的比例，而取决于与中共一致的程度。与中共一致的，就是好的；与中共不一致的，就是不好的。无论中共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好，也有好的一面；无论被其打击的对象是多么的无辜和善良，也有不好的一面。只要抓到对方的一点不是，就可扩大成100%的不是；实在找不到对方的一点不是，可以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就算中共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错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中共做的事情一点道理都没有，也可凭空编造，涂脂抹粉。 “反右”斗争被证明99%都是错的，但中共仍然说反右斗争是对的，不过是严重扩大化而已。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实在找不到法轮功的一点不是，就不惜自导自演天安门“自焚”丑剧栽赃陷害法轮功。
三、处理事物两面性的主要途径是毁灭性的斗争，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中共的“一分为二”只不过是打着一分为二的幌子，为中共自己量身打造的以自我为判断标准，用于抹黑别人、打击别人、保护自己的流氓逻辑。中共通过几十年的恐怖高压和流氓欺骗，潜移默化的把这个流氓的“一分为二”变成了民众思维的一部份。人们在用这个“一分为二”为中共辩护的时候，察觉不到其实不是按普世的一分为二原则在思维，而是在用中共特色的流氓化的逻辑在为中共辩护。我们常常嘲笑那些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人，殊不知，用中共的“一分为二”为中共辩护的人，不也是如此吗！
中共流氓化的“一分为二”在强势和弱势的情况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在邪气高涨、胜券在握的强势下，中共会斯掉“一分为二”的面纱，表现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张狂，全盘否定，全面镇压。中共的历次整人运动无一例外，都是把对手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镇反、三反五反如此，“土改”、“工商改造”也如此，“文革”更是登峰造极，至于“六四”镇压、“迫害法轮功”，在初期也是邪气高涨的表演。在力不从心的窘境下，中共则会举起“一分为二”的救命稻草，放低姿态要求人们对其一分为二。
中共在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耍弄“一分为二”流氓丑剧的经历。
一次是在文革结束后，在反思文革的浪潮动摇到中共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玩弄平反的把戏，在把所有错误归罪于一小撮的同时，藉机把中共描绘成即能犯错误也勇于改正错误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共产党连续倒台和“六四”镇压严重威胁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情况下，藉助经济上的跛足改革带来的短期效益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流氓欺骗，来证明中共“六四”镇压的必要和中共执政的合法。
第三次是在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九评共产党》全面揭开中共画皮，“三退”浪潮导致中共濒临灭亡的四面楚歌中，中共再次玩弄起“平反”和“一分为二”的把戏，试图延续其行将灭亡的命运。如果说在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由于气数未尽还能藉助耍流氓暂时躲过覆灭的话，自一九九九年以来，由于中共邪党对“真善忍”天理的亵渎和毁灭，已导致天怒人怨、人神共愤，决逃脱不了被天灭的命运。
只不过，在天灭中共的大潮下，仍然有不少民众由于受中共流氓化的“一分为二”的迷惑，不愿理智清醒的对待法轮功真相和《九评》、“三退”，面临很危险的境地。揭穿中共邪党流氓化的“一分为二”的真正面目，是为了将这个流氓逻辑从民众的头脑中清除出去，让民众认清中共邪党的流氓本性和必然灭亡的结局，正本清源，恢复正常的人的思维，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退出中共邪党，以便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保住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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