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被带到了派出所,有一个公安负责审问我。因为他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大部份的时间我都在和他聊天。我问到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生活。他告诉我他的理想和企盼。我看他吸烟太厉害,劝他戒烟。他苦笑着说,你的同修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不吸不行。我也笑着对他说,不要太执著。他为了配合镇压法轮功的工作,读过三遍《转法轮》,我知道他听得懂。我又说,你现在已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你不应该逮捕我。他告诉我,他也无可奈何,他只是大机器里的一个螺丝钉。我说,你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坚持说他先是螺丝钉,我也不让步。最后,他同意我是对的,他先是一个人,再是螺丝钉。但后来当他把我送进看守所的时候,他很无奈地对我说,我还是先是一颗螺丝钉。我在释放后,在一次通话中,他告诉我,在我被关进看守所以后,他想起我的衣服带少了,很想给我送些衣服。我流泪了,我为他自然流露出来的佛性而流泪。我告诉他,我在狱中还为他流过一次泪,因为突然间,我感到是这个公安被囚禁着,而不是我。当我在电话上告诉他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你是对的,我觉得我的心是锁起来的。我的心为他的明白而悸动。
在中国坐牢,美国人是难以想象的,一旦被捕,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就像你这个人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不允许打电话,不许写信。我丈夫在从张先生处得知我被捕的消息后,从圣迭戈打电话到深圳想找到我关在哪个看守所。他被告知犯人是不能接电话的,如果想找到她,得自己来查。接下去的几天,他找到了美国在广州的总领馆、深圳、香港的朋友和当地法轮功学员帮忙。始终未能找到确切关押地点。警察象是踢皮球对待他的查询。有一次,他甚至被告知,我已经被美国领馆领走了。最后还是SAN DIEGO UNION TRIBUNE 的记者ANGELA LAU锲而不舍地追踪才找到了我。
与外界隔绝只是整个事情很小的一部份。因为我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再次拘留我,我身上只穿了两件单衣,没有任何多余的衣服。两天后,深圳遭受了本世纪最严重的寒潮袭击,睡在水泥地上,我可以听到寒风呼啸,穿过没有玻璃的窗洞,牢房四面透风。我把所有能找到的衣服都穿上保暖,还是浑身冰凉。刺骨的寒冷常使我彻夜难眠。牢房里只有一个茅坑,没有抽水的装置,四十个人共用。大小便后只能用手舀水冲。因为根本冲不乾净,臭气熏天。我因不想闻臭气,憋大便而患了便秘,后来一大便就出血,而且成了恶性循环,越来越糟。在监房里,不准穿鞋,因怕被用做武器。地上全是水,只好光脚,因此我的脚后跟裂了一个一寸长,一厘米深的大口子,直到出狱后一个多月才愈合。每天我们都要做塑料的头发刷子,从早上八点到晚上10点。天气寒冷,塑料针把手指头都磨破了,流着血。完不成任务是要挨打的。我亲眼看到一个妓女因为干活太慢而被殴打。还有很多很多,监狱里的黑暗是说不完的。
囚禁我的监房主要关的是妓女,吸毒犯,妓女兼吸毒,和诈骗犯。她们大都是无可奈何的,都很可怜。妓女大多是被家人、男友,或丈夫逼或骗了卖身的。鸨母为了控制妓女逼迫妓女吸毒。有一个诈骗犯是被冤枉的,关了两年都没有被正式起诉。可是,爱滋病毒阳性的妓女无人敢碰,一直在深圳八灯街头卖淫。当我认真地告诉公安人员,他们说,他们不管这个。
我告诉你们这些不是在诉苦,我是想让你们知道这些磨难对我的影响。我从前是一个养尊处优、很娇气且极有自尊的人。修炼前,我的脾气暴躁而骄横。我曾因不满意我的秘书的工作,炒了好几个人的鱿鱼。对我手下技术员和博士后研究生经常出言不逊,动辄破口大骂。修炼后我完全变了。但是,我自己也不敢想象自己能毫无怨恨的被监禁13天。我的心中没有焦躁和不安,只有一片详和和宁静。因为我完全为了其他的同监的犯人而难受和流泪,自己的痛楚反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从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升华和灵的快乐。我看到我变得如此乾净和美丽,因为我的心中没有了自我。我心里明白,这是大法的威力。
要是没有大法,我根本不敢想像我自己,竟然在此时此刻想到是全是他人之苦。每天做头发刷子是有任务的。新的小犯人多半完不成,经常挨打受骂。有一个小妓女也抱怨说,法轮功人做的慢。我听了有点惭愧。我一辈子也没做过梳子,当然做不好。她们所受的虐待使我于心不忍,于是我下决心好好研究一下。后来,我琢磨出一些窍门。在和仓里一个最快的老手比赛时,我以三比二获胜。我把经验传给了小犯人,她们也少受了好多折磨。她们又一次感受到,炼法轮功的人处处都是好人。
我还记得我踏进牢房的第一个晚上,大约是11点钟。当我被告知里面关的都是妓女,吸毒犯,和诈骗犯,我有点胆怯了。我和赵晨万万没有料到,牢房的门一开,有的犯人就叫了起来,"嘿,法轮功!” 当时我的心也为之一震。我被命名为"法轮功21号”,我是第22个被关在这个仓房的法轮功人 (第一个是0号)。有一个法轮功3号也和我们关在一起,她是第二次被关在这个仓房里。难怪,他们见到我们这么高兴,他们对法轮功人已经很熟悉了。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更加兴奋起来。当天晚上,我们聊到管教来查仓才停下。后来,我问她们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她们笑着说,太容易了。你们看来不象吸毒,也不象小偷,更不象妓女,看来又那么面善。 除了炼法轮功还有谁?
我在监房的第二天是我最难受的一天。我非常想念我的儿子,我想得落泪了。我的儿子也是大法弟子,是个好孩子,12岁以高过50%考上大学的学生的成绩通过大学SAT考试。我有点控制不住,请3号背师父的"真修”给我听。她背了三遍后,我除去了心中的悲哀,止住了眼泪。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人间亲情的泪和慈悲的泪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浊而涩,后者清而甜。在排开了个人的情之后,我顿时感到了监房里其他人的痛苦。每个人因失去自由而生出疯狂的困兽般的心态,牢头和老犯人之间你争我斗,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新犯人整天胆战心惊怕挨打受骂,吸毒犯毒瘾发作时难耐的自我折磨,污秽的语言和粗鲁的举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令我心疼痛不已。我深深地叹到:众生皆苦啊!
我感觉到她们中间有很多是有缘人。有些犯人第一次炼功就感到了法轮在旋转。有一个老犯人的一只腿瘫了,因此脾气也极坏,小犯人经常被她骂的狗血淋头。我们告诉她有关失与得的道理,她听进了,改了很多,自己感觉也好多了。有时她还发火时,身体就会感到不舒服。她自己体会说师父在管她了。有一个可能被冤枉的老犯人,被关押了近两年也没有正式被起诉,满腹的怨恨。修炼以后说要放弃报复的思想,如果判她的刑,她会用大法去衡量的。11号仓的仓头脾气也很暴躁,动辄打骂小犯人,但她有点怕我们,说,这法轮功念起"真善忍”就象念紧箍咒一样,害得我一骂人就头疼。她还曾委任我担任11号仓头,我也很高兴。可是好景不长,只当了半天就被革职了,因为我太迁就了。后来,她在一次早会上宣布,她要用"真善忍”管理牢房。几天后,牢房里完全平静下来,一片详和。这哪里象一个监房,分明是一个女学生宿舍。
犯人们都说,谢谢李老师,派你们来告诉我们"真善忍”和做人的道理。因为这一切只是在几天中发生的,每个人都在感受着大法的威力。我为她们流泪和庆幸。
牢房里几乎每天都有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一个小妓女在被转移去劳教时,哭着告诉我说,她将再也不会卖身了,如果有一天她再次被捕,一定是为法轮功。另有一个妓女对我说,当她被释放时,她也会去北京上访,告诉政府,法轮功人都是好人。还有一个因与邻居打架被关押三天的人,原打算出狱后用硫酸毁她邻居面容以滋报复。得法后对我说,她一定放弃这一复仇计划。她竟然在被释放前请求管教多把她关几天,这样她可以和我们一起多学一点法。
我在狱中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此时,师父就会借他人之口来点化我。有一次,我晚上值班,一个老犯人坐在被子里打坐。我看见一个小犯人的被子踢掉了,我就去替她盖被子。冷不防,就听见管教在天窗上喊,你们在炼功啊。我怕那个炼功的犯人会加刑,有点冲动地说,谁炼功啦?他说,我又没说你,干吗那么嚷嚷。说完就走了。我心里有点惭愧,怎么能这样对人说话呢?他后来又经过我们仓房时,我就向他道歉。他说,哼,你们李洪志听到要骂死你。我闻言满脸涨得通红,羞愧难当。
在监狱里呆了13天。当我和犯人们匆匆告别时,所有的人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但我和她们都有一种庆幸,因她们很多的人都已经是大法弟子了。
公安在递解我出境的时候,问我是不是把拘留所当成了法轮功训炼班,我说,那还用说!他们笑着说,下次单独囚禁你。我说,请便。他们说,你到美国去炼吧,不要再回来了。我说,那可说不准,你们这一关使我更加体会到"真善忍”的意义了。连我这样正直的、有作为的好人都会被关起来,你说说这个社会败坏到什么程度了。你们也应该仔细地想一想了。
我们被释放后,受到了几十家报社和电台记者的采访,其中包括BBC,VOA,RFA,和美国最大的NPR。有时,我也会碰到一些较难回答的问题。 比如,NPR 的记者在采访接近结束时,问我,你为什么要去探亲呢,你们师父不是叫你们要看淡"名利情”吗?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我反问他道,当我在监狱里时,我连素昧平生,沦落风尘的犯人都如此的倾力相助,何况对我朝夕相处的亲人们?他无语了。我心叹道,修炼者的胸怀的博大是常人难以理解的,真是情到深处人孤独啊!
回来以后,我才知道,美国有多少善良的人都在关爱着我们。在我被捕后,我的先生和我的表弟为了营救我,做了不懈的努力。参议员戴安.范士丹亲自写信给中国大使李肇星要求尽快释放我。我们所里的很多科学家都写信给李肇星,也都纷纷写信质问领馆。其中有一个叫Jessica (我以前不认识她)的人就请她的亲戚和朋友写了40多封信给李肇星。最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比较维护政府,我们平时也不太来往,但他却为我被捕的事义愤填膺,在他和李肇星共进晚宴时当面质问,使李肇星和安文斌都非常尴尬。本地最大一家报纸,对我的事做了连续报导(前后共6次),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最高兴的是,又有很多的有缘的人因此而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