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5年6月25日】（接前文）

第廿三章：天地高悬阴阳宝镜　盖棺论定清算江贼（上）

有人说，危险是可怕的。但其实看不到危险才是最可怕的。

在江泽民当政的十几年，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潜藏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在经济的表面繁荣之下，又有多少人看到了江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险呢？

一家网站在介绍库恩写的伪传《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时，强调江泽民的“功绩”在于“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并最终使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几句话都说到了点子上，只不过是方向恰恰相反。

江泽民时代的“经济发展”是不计成本、以巨大的社会不公和摧毁生态环境、耗竭中国未来生存资源为代价的片面发展，这个泡沫化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使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已经没有可能，后代子孙的生存则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

江泽民时代的“稳定”，是当权者不惜一切代价用来保证权力和利益独占的稳定，是以压制民众声音而维持的火山口上的“稳定”，导致的是更具毁灭性后果的社会危机的积蓄。

更可怕的是，江泽民出于维护个人权力的自私本性，以腐败治国，对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收买，使他们成为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中共的改良动力全部消失。整个权力系统因而彻底堕落蜕变为少数精英掠夺国家资源的工具，权力腐败、黑帮政治空前严重，社会道德一泻千里。从政府到民间，人们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朽烂的蔓延，体会到一种无可疗治的可怕的质变。这种根本性的病变，将使任何既有的社会成果都形同虚设，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因为正如流沙之上的大厦，瞬间就可能化为乌有。但这种危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

下面，本文将着重从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和道德等方面阐述江泽民当政期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危机和灾难。

1．生态危机：国在山河破

江泽民的经济发展策略，实质上就是一切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江以单纯的GDP高速增长标榜自己的“政绩”，同时也用GDP增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标。

然而绝大多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本身对于废弃物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因为现在不合理的发展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掠夺和破坏，从而毁灭了未来的民族生存资源，那么这样的发展其实是对整个民族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泽民时代以GDP为中心的片面“经济增长”就是一种犯罪——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根本性破坏。

据2004年3月3日新华社报导，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左右。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

把以上数字与江泽民不计成本的GDP年增长率7%—8%相比较，江泽民时代所谓的“高速发展”其实是很大的负增长，从长远来看不仅无功，反而有害。但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却由于可能直接动摇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在中国没有媒体敢于说出这个当代“皇帝新衣”的实质，这也是中共与江泽民同生共死的一种表现。

国土接近承载极限　1.5亿人将沦为生态难民

尽管中国人从小学就了解到中国地大物博，但就人均占有量来说，中国并不是资源大国，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2。但在江泽民治下，中国的生态资源问题更加严重。

中国虽然地大，但其中大片是永冻高寒地带、戈壁、荒漠等不毛之地，可耕地面积在1980年仅相当于人均2亩。由于生态恶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积只剩下1.4亩。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仅由于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全国就损失了耕地约1亿亩。根据林业部的数据，1997年中国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7.6%，到2004年这一数据已增长到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1%。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超饱和。中国还有超过90%的天然草场退化，年增退化草地200万公顷。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窘境，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5年《财富论坛》上曾指出：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主要水系的2/5已经成为劣五类水（注：劣五类已丧失水功能，甚至不适于灌溉和观赏），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

除此之外，2003年全国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超出大气环境容量80%以上，酸雨区约占全国面积的30%，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21.5%，简单存放的占全部危险废物产生量的33.2%，历年堆存的危险废物成为空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要污染源。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在“GDP中心”的发展观中，江泽民只管捞取GDP年增长率8%的“功绩”，而绝不承担酸雨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以及建筑、文物造成的损失，江也更不会从“经济成果”中扣除城乡居民因为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疾病的医疗费用。

据统计，由于耕地被占用，目前中国失地农民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2005年2月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述专家估计：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瑞士达弗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世界各国环境质量可持续指数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名列倒数14，居第123位。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可问题是，经过江泽民时代的疯狂掠夺与破坏所留下的生态资源还能够支撑起中华民族这条东方的巨龙吗？

即将枯竭的水资源

这里着重谈谈水资源。这不仅是因为水资源本身和国民经济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更因为水资源不像其他生存资源，如矿产乃至木材都可以进口，水资源基本上必须自给自足。在历史上，水资源的耗尽就意味着文明的消失。

中国人均淡水资源排在世界第88位，仅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1/5。但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表明，中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到2000年受污河流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1倍以上；2003年，全国主要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超出水环境容量60%以上，90%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

此外，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中下游早就开始出现断流，2004年甚至出现黄河源头的鄂陵湖出水口断流！这条曾经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滔滔文明之河，如今已快变成奄奄一息的季节性内陆河了。据考察，在黄河源头，由于过度放牧破坏了植被，草场退化沙化、鼠害猖獗、湿地萎缩、湖泊干涸……生态恶化触目惊心。不仅如此，“母亲河”还要负责接纳排放总量为44亿立方米的污水（2003年），河道1/3水生生物因污染绝迹。

黄河如此，那么长江呢？专家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长江生态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长江源头正逐渐干枯，近10年来，沱沱河每年流量下降约20%。沱沱河和通天河流域干化、沙化、荒漠化问题日益严重。近20年来，江源地区荒漠面积增加20%以上。长江的泥沙问题上正在向黄河看齐，同时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水道，每年承接全国污水排放量的40%，2003年达到164亿吨左右。

由于生态恶化，在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地区的玛多、治多和曲麻菜等县，如今越来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开始沦为“生态难民”。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地区曾经是全国首富。至于生态恶化的原因，几乎每个牧民都能随口道出：草原过度超载，“吃了子孙的饭”。说到底祸根就是江泽民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这一地区的生态持续恶化不仅遗祸当地，还直接对长江、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在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的第5年，1994年7月中旬，淮河发生了一次特大污染事故：总量2亿吨的污染团顺流而下，摧毁了中下游全部淡水养殖业，安徽北部的工业停摆，近百万人无水可喝……污染团所到之处，河面满布泡沫和死鱼，水体呈黑褐色，奇腥恶臭，俨然一条臭河、死河。

从前民谣有云“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而如今，沿淮居民甚至不敢接触被污染的河水。这里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出10倍以上。但就七大江河水污染排名而言，淮河仅仅是第三，前有更为严重的辽河与海河，后有与之不相上下的黄河。中国水污染的状况，从淮河可以略见一斑。

2004年，江泽民即将全面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此时的淮河经过十年治理污染，投资达数百亿人民币，污染治理得如何呢？

7月20日至27日，淮河突然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总量超过5亿吨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一时满河黑暗，伏尸（鱼虾蟹）千里。10年治理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污染愈演愈烈。

有记者前去考察发现，沿淮大量的工厂或明或暗地排污依旧。即使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并通过检验合格的厂家，也仅仅是应付检查时才不得不启用污水处理设备——因为处理污水要增加成本。自江泽民以下，大小官员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政绩”：产值和利税。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接受了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心里话：“很多事，就是不听你招呼，你怎么办？‘莲花味精’是世界最大的味精厂，也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污染源，你能封了它吗？你要它按照国家标准治污，它的利润就跑了，就这么回事。”

也就是说，工厂的生态环境成本，由沿淮居民、渔民买单了。其实这正是江泽民的“高速”经济发展政策的真实体现。

不但如此，2003年有75%湖泊的水环境退化，出现富营养化，尤以巢湖、滇池、太湖为重。水污染也不仅仅限于江河湖泊，2003年近岸海域超四类海水水质占21.5%。据《工人日报》2004年6月4日报导，由于渤海沿岸的化学工业及生活废水严重污染，以及多条汇入渤海的河流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渤海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海洋检测专家警告说，渤海的环境污染已到了临界点。除非及时整治遏止污染，渤海将在10年后变成“死海”。那时，即便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恢复清洁至少也需要200年时间。至于积沉在海底的污染物，将存在更长时间。

经国家海洋局检测，渤海水体中的无机盐、活性磷酸盐、铜、COD、石油、锌等全部超标；海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2000倍。素有“渔仓”美誉的渤海已经几乎无可捕捞。另外，上世纪80年代美丽富饶的珠江口海域如今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因污染造成海水严重富营养化，致使赤潮现象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余个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在32个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受长期缺水的困扰，情况还在继续恶化。甚至连上海都已被联合国评为未来全球六大缺水城市之一。上海守着长江、黄浦江，却没有干净水可喝，属于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黄浦江的水来自太湖，而太湖2004年检测结果是“湖体各湖区水质均劣于五类标准”。

尽管如此，由于江泽民时代不计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工业用水仍然大幅超出发达国家的10～20倍多，中国每万元GDP用水量为103立方米，而美国是8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正是挥霍本已面临枯竭的生态资源而拼出来的。

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使得土地表面严重下沉，许多城市的下面逐渐形成巨大的漏斗区。目前华北平原出现世界罕见的漏斗区，总面积至少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河北有的城市中心已下沉1.6米之多。概括地讲，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在北京等地甚至已经在使用千米以下不可动用的地下水了。表面上看这里都市繁华，高楼林立，殊不知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但是地方当局全然不顾迫在眉睫的危机，仍然追求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

超量采取地下水的可怕后果是：首先，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其次，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将造成一个永远的悲剧。事实上目前秦皇岛等城市已经在面临这一可怕境地了。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

水资源仅仅是中国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实际上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江泽民的“GDP中心”的经济发展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就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一场本不必如此惨烈的灾难

自从1972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以来，国际上80年代就正式提出注重人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国学者在90年代初也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一批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决策咨询的专家已开始这方面的建言。然而采用可持续发展策略对江泽民来说就意味着放弃“高增长”所带来的光环，对中共而言就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成为泡影。10年之后，在中国的生态已经面临绝境的时候，官方才不得不采用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建言。2005年在《财富论坛》上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承认，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整个社会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扭曲发展观。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

晚了10年时间，意味着中国已错过了调整发展结构改善环境的最好时期。如今，中国许多生态灾难的后果已几乎不可逆转。

一个曾历经创造数千年璀璨文明的古老民族，正面临一场因人祸而引起的空前劫难。而此时举国上下依旧莺歌燕舞，“盛世大联欢”，“好日子”、“越来越好”……不绝于耳。

情何以堪？

2．经济灾难：透视GDP神话

在库恩的《江泽民传》里，大吹特吹了江泽民的经济功劳，很多人也以为中国经济形势很好，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在这一片“繁华”下面，到底掩藏着多少见不得阳光的阴暗，看到经济表面繁荣的实质是什么，以及中间存在怎样的陷阱和危机呢？

中国经济平均发展速度落后其他国家

中国上海在30年代的时候非常繁荣，民营资本非常发达。但中共掌权之后，经济资源完全被收归国有，中国民间经济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压抑和摧残。中国的经济资源更因为计划经济的原因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种状况在80年代初的时候才稍为改变，但那只不过是把中共原来剥夺的百姓财富还回民间，百姓的经济创造力少受压抑而已，所以这算不得政府的什么功劳，更无法算到江泽民头上去。

过去几十年来，各国经济都在增长。中国人勤劳刻苦，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应该比其他国家更快。但事实上，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是递减的。在经历了二战、内战、韩战的连续破坏之后，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国民生产总值尚占世界总额4.7%；至江泽民从政治舞台全面退出之前的2003年，中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量的比例跌至不足4%。中国同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国人均财富居世界后列。

充满水份的经济增长数据

江泽民自己喜欢说大话空话，也喜欢别人唱赞歌，采用“数字出官”政策，片面强调GDP数字。因此各地争相造假，GDP数字严重不实。

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在接受《金融时报》关于中国统计做假问题的采访时说，“（中国）有很多问题单靠统计局是无法解决的，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问题。”经审查，全国85个城市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670多家分支行，有高达98%的银行做假账、虚账，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帐册，应付检查。连朱镕基本人都说，他拿到GDP数字，都得打个八折。

有几位研究中国经济多年的专家发现，1997到2000年间，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增长24.7%，可是同期能源消耗却下降了12.8%，而中国经济效率并没有怎么提高。这说明经济增长数字不可能有那么高。香港CLSA经纪公司年度报告里说：“有关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全球最快的‘数据’，其价值不抵用来写它们的纸。”“我们无法预测中国2002和2003年的经济增长，因为我们缺乏最基本的统计信息来构造哪怕最粗糙的预测模型。”

经济的畸形发展

江泽民倡导的经济发展走的是非常畸形、也不可能持久的道路。

在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是以国有资产的变相拍卖为基础的。很多国有工厂把厂房一卖，或者找个外商，把厂房一折价，就产生了巨额“利润”。但这种利润，不过就是国有资产的出卖、而且往往是贱卖，原来没有进行计算的财富价值进入市场而已。那些财富本来就存在，本来也属于老百姓，不过是被中共非法掠夺，成为没有价值的黄金，现在又重新释放出来罢了，而不明就里的人却很容易被欺骗。有研究表明中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金额高达五万亿元，而2003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含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才只有11.7万亿元。

由于官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一直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效益并没有得到提高，作为主体的国有经济亏损状况一直没变。2000年中国万元GDP能源消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日本的9.7倍。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无法持久的，也是世界和后代子孙都无法承受的。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度，投资占GDP比率高达40至45%，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经济学人》还说，如果投资者是用自己的资金投资，中国那些过剩的水泥厂、钢铁厂及汽车工厂等，可能不会被兴建。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几十倍。如果算上生态成本，中国经济增长将为负值。

隐患和危机

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非常高。2004年中国GDP为1.65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7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约为70%。这种依存度隐藏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外界因素的问题就可以引起中国经济的震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很大一部份都是靠外资支撑起来的。偌大的中国，利润竟然有一半是外资创造的。国有企业则大部份都处于亏损状态，缺乏国际竞争力，是银行的无底洞。这深刻说明了中共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一旦外资撤离，中国经济不堪设想。而现在吸引外资，不过是靠廉价出卖的国有资产，廉价出卖中国工人的劳动，靠中国工人的勤劳付出。这都是牺牲国人利益换来的，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转型和提高效益，生产越多中国人就被剥削得越厉害。

中国的经济相当不均衡。中国几乎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经不足以形容贫富的对比。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占人口75%的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里的占有比例不超过4%。也就是说，农民人均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均的1/72，即1.3%。八亿农民真正是一贫如洗。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豪宅名车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许多人却靠卖血、卖肾维生。因为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内陆很多省份仍属于“第四世界”、“第五世界”；因为收入分配不均，全国有二亿多贫困人口还挣扎在国际公认的最低生存线（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因为普通百姓的收入并不高，老百姓买不起产品，中国经济长期内需不足，经济不得不高度依赖出口，风险增加。其实大陆近年来持续的高增长依赖着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带动不景气的国内需求，掩盖实际上增长非常缓慢的经济，维持着表面上的虚假繁荣，但长期下去问题必然浮现。

人们所看到的经济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财富向少数地区和人手里积聚。但这却不能掩盖多数人的贫穷状况。一旦社会不公引发民众不满情绪发作，整个社会马上就会陷入危机。

中国的金融业更是危机四伏。标准普尔估算中国银行的坏帐比例在45%，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有一半都打了水漂，而江泽民仍然在利用国债、股市和楼市圈老百姓的钱。据国内财经网站的股民调查显示，2001-2005年4年以来，在沪深股市开户的7000万股民中，有超过94%的人亏损一半以上。2005年6月6日上海股市在4年漫漫熊市之后终于跌破千点大关，创下自1997年2月27日以来，近9年的收盘新低。中国股市市值从4年前的1.7万亿元缩成7000亿元，1万亿元的市值人间蒸发。有股民在网上贴出卖肾的帖子，以求还借来炒股的钱。美国著名的布鲁金斯研究所首席分析师拉迪警告，中国大陆的公共债务和银行坏帐的增加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庞大的不良贷款与政府借款，将拖累大陆金融体系，中国大陆随时可能发生金融灾难。

因为官员的腐败，中国财政状况坏得透顶。里昂信贷证券曾对中国县级政府负债情况做了全面估计，认为中国的县级财政债务为3万亿元，占到当年全国GDP的30%左右。2003年底，温家宝下令对村级财政进行清理，发现村级财政不仅欠下了银行、信用社高达四千个亿的呆帐、死帐，而且欠下了农民个人高达三千个亿的借贷资金。江泽民时代养育的官员们早已吃肥了，长“壮”后开溜，而村级组织的财政却债台高筑。但这还是保守数字。巨额债务象是悬挂在地方政府头顶上的烈性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中国失业率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是世界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城市失业者三千多万，农村有一亿多余劳动力。大量的无业人口形成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表面的经济繁荣之下隐藏着可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被肆意挥霍的人民血汗钱

尽管江泽民把中国的银行弄到破产，但是这不妨碍他随意耗费人民的血汗钱，使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最终买单的是全国民众。这样的肆意挥霍，中国经济再怎么发展也是白搭。

1997年后，中共通过发行国库券等方法进行扩张性财政支出，大举上马各类“面子工程”。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560亿飙升到2002年的三千多亿。江泽民在1999年庆典，一共花掉了1800亿人民币。一个“国家大剧院”花费30多亿，一架“空军一号”专机花费9亿。2001年，江泽民做东，在上海开APEC会议，一次《今宵如此美丽》的“焰火秀”，又烧掉了300万美元。江泽民还连声说这钱花得“值得”。但他却不会去了解，中国九亿农民人均年收入2620元人民币，低于联合国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不超过三百六十五美元，即三千多元人民币。2003年“神五”上天，犹如一个大礼花，鼓舞人心，但实效不多，却耗资20亿美元，等于中国希望工程16年收到的捐款总数，可以救助250万失学儿童。

江泽民还把巨额资金用于迫害中国民众。仅仅是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就投入了国民经济1/4的资源。江花费60亿人民币打造“金盾工程”，对互联网实行监控和封锁；2001年2月27日，江泽民曾一次性拨发40亿元人民币安装大量的监视仪器监控各地的法轮功学员；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部的内部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搜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高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每年达6亿2千万至9亿1千万元；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大量中国特工被送往海外，用来监控、干扰、诋毁海外法轮功学员，收集黑名单等……2005年夏在澳洲投诚的前610官员郝凤军认为打压法轮功花费国民经济的1/4的资源是非常可信的数据。

为收买其他国家对其人权迫害保持沉默，江泽民也不惜花费大钱。2000年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江泽民答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对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随着中国的发展逐步扩大援助；在未来两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债务。2002年7月，江泽民以1亿3000万美元援助瑙鲁，换取建交；1999年，江给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无偿援助1.38亿元人民币；1998年底，江泽民向蒙古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002年5月，江泽民向阿富汗提供3000万美元无偿援助；2000年7月，江泽民继向塔吉克斯坦出卖了7万平方公里领土后又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001年11月12日，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时，江泽民向卢旺达政府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此外还有白俄罗斯、摩尔多维亚、乌克兰、尼泊尔、巴哈马、乌干达、格鲁格亚等国，江泽民也都挥洒无数百姓的血汗钱。对于国内多少百姓在穷困中苦苦挣扎，江毫不关心，但江自己装阔收买人心却从不心痛。

在江泽民的腐败政治下，有研究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生产净额总量的3.2至6.8%。这样的结果“仍为保守估计，实际经济损失要大得多”。另一数字估算，中国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赋税与关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仅2004年损失就达800亿美元！

江在位的后些年，涉及违法、违规贷款的金融腐败案直线上升，从成克杰到王雪冰，从赖昌星到张恩照，这些腐败大案皆与金融犯罪高度相关。但真正的大案很多最后不了了之。上海土地开发资金4200亿元，其中高达3000亿元下落不明，事态严重。为此当局曾进行调查，并下令上海市级干部出境出国必须先报中央政治局审批。但是所有金融大案最后都查不下去，因为后台都是江泽民或者江家帮。

江泽民有句“名言”，叫做“闷声大发财”，一个行政命令，可以把中国电信北方十省的数千亿资产划归江绵恒管理，一个宏力晶圆厂可以从银行空手套白狼，提出数百亿元。既然江泽民可以这么干，下面的人当然有样学样。银行的坏帐很多就是这么来的。

资本外逃是江泽民治下的另一大特色。贪官们对于中共了无信心，贪污了钱首先都想要存到国外的银行去。资本外逃率是出逃资金占引进资金的百分比，中国的资本外逃率1993年以前是52.3％，以后逐年增加，近年来某些年份的资本外逃率甚至高于100％。朱镕基承认外逃资金累计二千多亿美元，仅2000年一年外逃资金就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中国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后全世界排名第四位的资金外流国家。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颁布一项让海内外大跌眼镜的新规定《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允许大陆居民在移居海外时携带个人财产出境，并且对转移出境的财产不设上限。另有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6月30日，中共干部失踪6528人，外逃8362人，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905人。

由上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充满水分，存在严重隐患和危机。在江泽民的肆意挥霍国家资财的情况下，危机更可能随时爆发。

3．政治危机：政府堕落、法制倒退、人权灾难

政府的全面堕落与黑帮化

江泽民当政十三年来，中国的政治出现了大倒退。

在邓小平时期，其实政治改革已经开始启动，赵紫阳执政时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改革方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公务员制度都已经开始着手。但在江泽民时期，因为江泽民任人唯亲，利用政治腐败作为自己维护个人权力的工具，上海帮、江家帮盘根错节，中国政治权力走向了全面腐败的黑暗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僚贪污腐败集团。

这一政治腐败，让中国上层建筑全面崩溃。官商勾结，官匪一家，政府黑帮化。官场买官、卖官成风，提拔重用的不是贪官就是庸官，官僚体系空前膨胀。据中国经济时报报导：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9个广州市的年税收收入，相当于13亿中国人平均每人为“三公”支付538元还多，而这个数字是我国中等以下城镇大多数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民间有一种流行说法：如果把那些官员排成一列，全部枪毙，会有冤屈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的。这形象地描述了江泽民时代的官场腐败状况。据中共高层官员透露，如果要查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城市的领导班子就会像塌方一样立即垮台。可见政治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各级官员对中共统治毫无信心，对自己掠夺而来的财产更没有安全感。2004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允许官员自由出走，外逃者将不计其数。

政府的效能出现全面倒退。官方的研究资料显示，民间对省级党委、政府的评价，好的、满意的，仅占15%至20%；对领导干部总体的评价，好的、满意的，仅占10%至15%；对当前社会状况的整体评价，好的、满意的，仅占15%至20%。这些简单的数据，反映了中共统治的危机状况。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这样低的绩效满意度可以使任何一个执政党立刻下台。政治上的落后已经导致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都在急速加剧，政府已无法担当其应负起的社会角色，无法满足民众的期望，最后引发社会对政府的完全不信任、不服从以至武力反抗。

政府权力已经堕落成为监控、迫害百姓的工具。江泽民上台后大力扩充武警部队，使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都组建有团以上一级武警部队，成为一支对付老百姓的特种防暴部队。为恫吓人民，江大开杀戒，将死刑的审批权（经济犯罪死刑除外）下放到省高级人民法院，一时间死刑判决大幅度上升，省际之间对杀人数量还相互攀比，借以显示所谓严打的力度。据大陆司法界人士透露，中国是世界上被枪决人数最多的国家。2004年，《中国青年报》引用一位人大代表的数字表示，中国每年判处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人数约有一万人，这比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死刑数字的总和还要多5倍。另据著名人权组织国际大赦披露，中国2004年处决的犯人占世界死刑执行总数的90%，而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0%。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社会，比如香港、台湾，恶性犯罪率并不算高；从历史上看，在和平时期古代中国的死刑数字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也偏低。也就是说，惊人的死刑数字只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只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大陆。这既显示中共当局把中国社会搞得一团糟，让那么多人走到被枪决的地步，也显示了当局的残忍和推卸责任的无耻，把民众一杀了之。

对自身的罪错，江泽民政府却从来没有任何的反思与纠正。中国1998年从真实意义上看并不算特大洪水却最后导致百年罕见的洪灾，正是江泽民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毁国害民的一大明证。如果江泽民能够主动采取荆江泄洪，这洪灾根本不会那么严重。2003年蔓延全球近30个国家的“非典”疫情，如果不是因为江泽民的隐瞒，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害，那么败坏中国国家形象。如果不是因为江治下中国政府的堕落，也不至于对无辜善良、对社会安定与民众健康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倾尽国力残酷镇压。

在江泽民的高压下，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黯然失色，再也没有从前的自由。2002年6月，90多名来自日本、瑞典、美国、澳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被禁入境，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台湾骨科名医敖曼冠。2003年2月，近80名持合法签证的台湾法轮功学员入境香港时被强令遣返。2003年8月，准备到香港举办个人画展的澳洲籍中国画家章翠英，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被入境处拒绝入境。章翠英是一位国际知名画家，曾经到过欧美许多国家访问及举办画展，获得上宾礼遇，她的画还被乌克兰总统收藏。

江泽民当政，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中国经过毛的极权时代，开始向改革时代迈进。邓小平是过渡阶段，但江泽民最终毁掉了邓小平和赵紫阳开创的道路，重新把政府放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把控制迫害民众、维护个人权力为唯一目的，从而使得中共失去了和平改革的希望。政府权力的变质、全面的腐败，已经让中共无法被挽救，而只能用另类方式走向解体。把现存政府权力系统彻底搞垮、完全毁掉中国改革希望的，正是江泽民。

中国法制化进程的全面倒退

中共建政以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法律，到了江泽民时代，法律更名符其实地成了江的遮羞布和橡皮图章。江可以先实施迫害，后量身度造制定法律；江对自己的亲信大加庇护，如贾庆林牵扯远华惊天大案，最后不但没受到丝毫惩罚，反而被江送进政治局常委会。用江自己的话说，“不能一刀切”。所以中共的法律从上到下行同虚设。民间百姓评价说，法院吃完被告吃原告，没有丝毫公正可言。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设立盖世太保“610”办公室，越过地方政府层级，受江泽民罗干直接指挥，更是对中国法制的彻底否定。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法律的制定完全成为江泽民迫害无辜百姓的工具。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一切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敢于挺身而出的律师受到威胁，甚至被吊销执照。在江泽民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下，法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

中国和世界的人权灾难

生而为人，就应当有人的生活方式，有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在全球走向民主自由化的时候，中国却在江泽民的主政下继续阻碍政治改革，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几乎所有有独立信仰、独立人格和不同见解与要求的个人和较大的群体，包括下岗工人、宗教信仰、气功锻炼、民主人权、新闻媒体、政治异见，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中国有众多的老百姓受到当局不公的对待，但却有冤无处可申。中国每年上访的人次需要以千万计，其中大多数人是合理的诉求。官方公布数据认为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但最后却只有0.2%问题能够被解决。那些走投无路而冒天胆去上访的百姓，被各部门官员踢皮球似的踢来踢去，甚至遭到残酷的迫害，打击报复。绝望之下，更有民众不惜以生命作为抗争武器。2003年10月17日，北京警方召开记者会，承认从十月一日至十六日，天安门地区连续发生多起自杀、自焚未遂事件。

那些希望有独立信仰的地下教会遭到大面积的打压。近三年来，被逮捕、关押的宗教犯至少数千人。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史无前例，极尽一切诬蔑之词，动用所有暴力机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拘留、送进监狱甚至精神病院。迫害致死者成千上万，被劳教者数十万，被波及者数以千万计。江泽民因此而在十几个国家被起诉，被控有反人类罪、群体绝灭罪、酷刑罪等多项罪名。

在新闻的控制方面，江严重剥夺人们的知情权。记者不敢报导真实的新闻事实，而只能按照中共的意愿制造谎言。如果有哪一个记者试图对事实进行公正、客观的报导，就很可能遭到当局的打击迫害。在各国被关押的记者中，中国数目最多，大多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或其他名目逮捕。此外，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还动用老百姓几亿美元的血汗钱搞“金盾工程”，对国际互联网进行封锁，不让人们通过互联网看到真实的信息，这种严重的资讯扭曲，不仅使中国完全跟不上信息时代的步伐，甚至可能使人们丧失正确判断是非的能力，持续下去，恶果相当可怕。

江还抓捕了不少民主人士、网上自由言论者。2000年“十六大”前后，在释放民运领袖徐文立、方觉的同时，却在全国逮捕了何德普、杨子立等民运人士约20人，其中包括20岁的女大学生刘荻，她仅因在网站上写了几篇对当局批评的文章。难怪有的人说：“中共是放一抓十，得了便宜又卖乖。”这种欺骗外国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的障眼法，外国政界人士很容易被蒙骗。江泽民当局甚至采用国家恐怖手段从境外绑架民主人士。

遭受不公而没有说话的权利，追求精神信仰而受到迫害，那些上访民众和法轮功学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在整个中国，其实哪个人敢说自己有人的尊严呢？谁敢把自己对政府迫害民众的不公说出来呢？即使中共党内高官，情况依然如此。中共前最高首脑赵紫阳就被关押至死，还不让人们自由悼念。在江泽民领导的中共独裁统治之下，中国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人格尊严、思想独立的囚笼。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江泽民多年被著名人权组织“国际大赦”评为“人权恶棍”。

在江泽民谎言和经济诱惑下，国际社会对此人权迫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容忍中共人权迫害输出海外，这种人权灾难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世界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威胁。不久前微软、雅虎、古狗帮助中共过滤封锁人权、民主、自由等敏感词语就是明证。面对残酷人权侵害，沉默是一种耻辱，纵容与助纣为虐则更是罪恶。发展下去，更多商家、政府将走向堕落，后果堪忧。

4. 社会危机：火山口上的稳定

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

中国的财富正在朝两极化方向发展。在江泽民当政期间，官商勾结，经济财富开始向权力者聚集。有权力、有关系的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政府拿到工程，从银行拿到钱，将国有土地和工厂出卖，发家致富，飞黄腾达。2001年江泽民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正是赤裸裸地把这种以权力掠夺财富的行为合法化。

举圈地为例。在江泽民时代，城镇土地成了投机家进行钻营的主要目标，获得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权钱交易。炒卖土地需要资金，银行对于民间借贷有严格的规定，但有钱有门路的商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不合法的借贷合法化。违法炒卖土地和违法超贷使“红色富豪”一个接一个地诞生。

与红色富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工人从前被声称是国家的主人，现在很多人却下了岗，工厂不再属于他们，很多从前有的福利也不属于他们。农民受着苛捐杂税的压迫，还有土地被占，生活相当困难。“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大量农民没有出路，涌到城市当民工，生命没有保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各地煤矿、磷矿经曝光的矿难达300多次，死亡达2万人以上。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高达六千多人，占全世界煤矿死亡人数的80%，而中国的煤矿产量大约只有全球总产量的35%。中国生产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由于江泽民对媒体的高压控制，还有多少矿难根本没有机会曝光，就更不得而知了。此外9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险，60%的城市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连病都生不起。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人们可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看到满眼是现代化恢宏耀眼的建筑群、充满贵族气派的高级享受设施、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消费方式，花百万美元送子女留洋，将千万美元存进海外银行，身拥数辆豪车多处洋房……然而，这一切只属于不到1%的少数中国人。

资料显示，中国贫富分化已经超过1949年中共建政前的“旧社会”，目前中国85%以上的财富积聚在0.2%的人手里。在江泽民时代，衡量贫富差别的指标——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2跃升到2003年的0.46，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此外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1991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10元，两者比率大约是2.2：1；2003年这个数字分别是8472元，2622元，两者比率升为3.2：1。一位中共高官坦言：“城市发展像欧洲，而农村发展像非洲。”

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统计，2003年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千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865元人民币以下）为6千万人，两者相加为9千万人。

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接连发生为讨工钱的跳楼案，下岗工人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高官们有人吃一餐饭花费20万，而贫穷百姓的儿子考取大学却有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2000元注册费而上吊自杀……

江泽民时代社会的特征是一小部份人暴富，一大部份人更穷，这正是共产党50多年前诅咒的“万恶的旧社会”。

十几年来江泽民的政策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不断增加，给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从城市到农村，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农民等等忍气吞声，怨声载道，这一庞大的群体，使中国社会充满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火山口上。

火山口上的稳定

仅仅在2000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中国155个地区共发生了8150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与此同时，有21个省、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2004年，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发生了6万起抗议示威。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披露：中国2003年共发生五万八千宗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一百六十宗，其中，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这项统计显示，2003年的社会骚乱事件比2002年增加了15％，与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仅是发生频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规模不断扩大、冲突暴力度的急遽升级。

江泽民“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实质上就是江泽民自己所宣称的“哪里出事哪里负责”，“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其直接的后果，是各级地方官员被赋予采用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无情打压民众，以保持自己辖区内不出现民众上访喊冤等等显示“不稳定”迹象的活动。2003年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而被广州市警察抓捕送至收容遣送中转站，并最终被暴打致死的案件，实际上曝光了江泽民的“稳定”手段之一斑。

自从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以后，各地警察中出现了一类特殊编制，叫做“截访”警察。不论是对于失地农民、拆迁户还是法轮功学员，“截访”警察的任务就是力争在他们把上访信递出之前截住，并采用殴打、恐吓，以及直接抓捕遣返等非法手段送回原籍关押、劳教等。这里举一例说明。

河北省桃林口水库移民因为地方官员侵权、侵占民众财产，曾多次上访。在上万名库区移民集体写的《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2000年4月1日，我们玉田县100多移民在去石家庄上访的途中，统统被大批警察按法轮功抓起来，每人都被打伤，有的筋断骨折，40多人被抓，其身份证至今仍被公安局扣压，且被罚款数万元不给收据，其中张凤、刘素娥、刘增复、柴润秋等4人被以冲击国家机关罪分别判刑3至5年。张凤被判5年刑，现在他重病在身，至今仍在唐山冀东监狱服刑。虹桥镇63岁的农妇张书琴当场被吓得昏死过去，一位30岁的农妇被虹桥镇派出所警察抠摸下身。而唐山市移民办的正副主任李增荣和张兆荣贪污挪用移民款1181万元案发，被张和包庇，重罪轻判为5年刑，且保外就医，逍遥法外。”

《动议书》中提到的“执法人员”们把民众当成法轮功学员来抓打，其实在各地都存在，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江泽民曾有密令下达基层：对法轮功无论怎么样都不过分。监狱、劳教所的警察们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意折磨、得意之时曾放言：“我们有死亡指标！”老百姓一旦被当成法轮功学员，则“执法人员”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制约。

如果以为侥幸绕过本地警察围追堵截的上访者能到达北京，就可以实现上访的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国务院和人大信访局门口，常年有大批截访者警察（有时是便衣）长年组成人墙，随时给前来上访者以“下马威”。

上海居民马亚莲女士因不服住房被强制拆迁惨遭劳教并打断双腿，此后由于马亚莲在网络上发表揭露上访中种种黑暗内幕的文章，2004年3月16日再次被上海警察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从马亚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江泽民所称“稳定”的内涵，略见上访民众所面对的“截访”警察之猖獗：

……辽宁省本溪市上访人孙维琴上访时被截访者群殴倒地，有人大声呼救，保安无动于衷，还调侃地说：“谁躺地上了？我怎么没看到？”孙抗争不成，后愤而吞药自杀，幸被救活；陕西省咸阳市上访人李小婷，因拒绝截访者强行查看身份证的要求，被一群截访者一哄而上，拳脚相加，直到把她打得躺在地上无法动弹；另一名上访者邓殿全见状，疾呼“要打死人了”，哀求凶手住手，却立遭四个截访者痛殴，邓殿全被打得浑身是伤，以至无法行走，在临时栖居的马路边养了几星期；上海唐霞珍、徐兆兰、付玉霞等数名上访者在胡同里被拦截并遭踢打，抓伤，血痕条条，瘦小的付说：截访者狠命揪住她，都快把她拎起来了。

经证实，殴打李小婷的，是来自黑龙江省的警察；围殴邓殿全的四条壮汉，是来自河南省的便衣人员……实际上，长年聚集国家信访局门外的截访者，都是各省区市当局指派前来的“公干”，目的显然是要阻吓各地来的上访者，防范当地政府的各种丑闻曝光，这些丑闻包括腐败、侵权、暴力拆迁，等等。截访者不仅获得各地方当局的授权，也有黑社会的参与，可谓官匪一家。

由于中共的媒体封锁，民众的痛苦、不幸、抗争，都被“盛世大联欢”的“歌舞升平”所掩盖。江泽民的政策，不是正确疏导社会的不公，而是强行压制。总有一天，这一切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中华民族将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廿四章：天地高悬阴阳宝镜　盖棺论定清算江贼（下）

5．教育危机：百年大计遭毁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百年大计。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人们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认真对待。但在江泽民当政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乱象和危机。

灵魂工程师的堕落

教师作为教育者，是净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说，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教师本应该为人师表。但在江泽民时代的教师素质却急速败坏着。

如今许许多多的教师不安于教好课、教好学生，而是想着怎样钻营，怎样利用教育职权的便利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甚至不择手段搞“创收”。学校原来是清水衙门，现在却肥得流油，成为最腐败的部门之一。教师开后门招收学生，伪造文凭，教授抄袭论文，对民众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爆出校方利用女生讨好上级领导，更是匪夷所思。教育部高官来南京师范大学视察，校方强迫舞蹈编导专业班10名女生停课陪领导跳舞，官员们的粗俗表现让女生倍感尴尬，陪舞后女生多逃离现场。事情发生后，在南师大校园平地涌起轩然大波。一位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这种现象简单概括为社会和官场中庸俗社交活动方式在高校的蔓延！“高校的各级管理者目的只有一个，取悦与学校发展关系密切的上级部门官员。”

不但如此，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还频频出现禽兽教师，骇人听闻。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情形之恶劣，范围之广泛，闻所未闻。

国内媒体2003年报道，重庆大足县一名小学教师，从2002年至2003年，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强奸猥亵。甘肃陇西县一名体育老师从2003年后半学期开始，以帮学生走后门上学为名，将该校12名初三女生强奸，其中两名学生被强奸后怀孕。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中仰小学一名51岁的教师从2002年9月开学后不久，一直到2004年3月案发，42次强奸12名女学生、35次猥亵16名女学生，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他对该班女学生的非人摧残达到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地步，19名女生中，仅有3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年6月，临夏县一小学教师在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将三年级的9名女同学多次强奸和猥亵，其中次数最多者达数十次，而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满15岁，其他均是9到10岁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镇某小学校长林登平3个多月竟然作案7次，共强奸11名均是在校学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仅10岁。最令人心忧的是，经过江泽民的统治，这些事例还不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早已发展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道丑陋的“风景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教师首先是教人做人，学生首先是学习人生之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还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没什么用处。

但在时下的中国，这样的教师、这样的风气，让学生充满迷惘，学不到做人的道理，学不到珍视生命，学不到关爱他人。2004年2月，云南大学发生特大恶性杀人案，一名叫马加爵的学生，每天在宿舍里从容杀死一名自己的同学，共杀了四人后出逃，后在海南三亚被抓获，此案引起轰动。对于杀人，马加爵的心灵表述是：“我真的迷失方向了，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这种“有点想不开，恨他们就杀人”的极端行为是少数，但是他们的迷失心态却很具代表性，反映出中国道德教育的失败。学生的心灵是苍白的，没有起码的道德修养，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没有理想，更没有内在的化解力，学生不知善心相待，动以恨仇相对。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撑起中国的明天，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呢？

这一切跟教育界的领导方向密切相关。教育部的负责人是数十年与江泽民保持暧昧关系的有夫之妇陈至立，陈的恶劣品德和在上海的不光彩历史注定了中国教育界的悲剧。

通知书成催命符

与江泽民父子拼命搜刮国库饱足私囊的做法一致，江泽民时代的学校也转以金钱为中心，大发学生财，致使教育乱收费花样百出，屡禁不止。2003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03年中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12600多件教育乱收费案件，违规收费金额达21.4亿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司长说，教育乱收费的主体多，小学、中学、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都存在乱收费行为，而且集各种价格违法行为之大全；乱收费专案多，标准高，金额大，屡查屡犯；一些单位通过各种变相手法乱收费，如用“补偿不足”的名义来掩盖谋取利益的实质；或用“改革”的名义出现，缩小一般收费范围，扩大特殊收费。仅2002年1月至2003年9月，华南理工大学对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收取重修费310多万元。连中国中小学教育也成为暴利行业。教育似乎真的成为一门生意，一些名校向家长收取高额的赞助费、选校费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哈尔滨一所重点小学的择校费要3.5万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学的择校费去年已涨到7万元。

高额学费及各项杂费使穷困地区和穷困家庭的孩子或被堵在校门外，或家庭负债累累，甚至父母因交不起学费而又感到愧对孩子最终走上绝路。

2002年陕西宝鸡市的丁先生，当儿子手上拿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7000多元的学费清单时，他从七层楼纵身而下。

2003年榆林南郊农场53岁的农民景统仕，当二女儿刚刚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三女儿和二儿子又双双被保送进了重点高中时，他选择以喝农药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3年8月6日，江苏省溧水县东并镇爱民村40岁的农民陈能根，因没筹到女儿陈霞上中专的学费，喝下一整瓶农药自杀身亡。

山丹一中一名叫苏天将的高三毕业生参加2003年高考被大学录取后，因父亲常年患病，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无法筹集到学费，在生活的重压下感到前途无望的他，在自己家中上吊自尽。

一张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竟变成了一张张催命符！难怪一位著名律师惊叹，教书育人的教育事业，竟有吃人之处。但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事情却几乎是司空见惯。

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教育乱收费已经是中国连续四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的头号热点。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领导下的教育部几乎已成众矢之的。1998年3月18日，在国务院召开的高等院校校长会议上，由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清华、北大、浙大、复旦等校校长，联署要求罢免、撤换教育部长陈至立。然而，2003年3月这个被拟定罢免的教育部长，由于在镇压法轮功和其他方面上紧跟江泽民，竟然被破例提升为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

教育沦为政治迫害工具

尤为可悲的是，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后，教育界也被陈至立全面推到了迫害无辜、灭绝良知的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各级教育部门要求对法轮功进行大批判，强迫教师学生观看诽谤、攻击法轮功的电影，更有无数在大大小小的班会、校会上无端声讨的，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并大搞“文革”式的人人表态过关。

2001年2月1日，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攻击法轮功的签名活动，在全国教育系统首推“百万签名”，以此来毒害数以亿计的未成年学生。有的学生不签名，班主任连拉带拽，威逼利诱，逼迫学生签名。《新生网》2001年5月5日报道：成都中医药大学已发出通知，强制每个学生在反法轮功的横幅上签名，否则将开除学籍。

陈至立还把对法轮功的诬陷攻击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甚至高考和研究生的试题中。其中真相早已广为人知的“自焚”伪案，竟赫然出现在六年制小学教科书《思想品德》中。书中假借12岁的小思影的嘴，大肆煽情，以图制造学生们对法轮功的憎恨和恐惧。这一幕与文革时煽动一代人仇恨“地主婆”、“臭老九”、“走资派”、“孔老二”之手法惊人相似，只是“化妆技术”更加成熟了。

过去人们评价一个人单纯老实，会说这个人离开学校后似乎没有在社会上混过，亦即学校的环境单纯。学校里本应成为人间的一片净土。但在中国目前的教育界，核心的教育被抛弃，学校鼓励的不再是真与善，而是谎言与仇恨。政治迫害被放进了课堂，学生纯净的心灵被注灌了毒素，学校甚至远比外边社会还要乌烟瘴气、道德沦丧，中国的教育走向全面沉沦。学校学生的主体都是青少年，他们心灵比较单纯，在这种恶意宣传的毒害之下，让他们从小就接受谎言，学会仇恨，不辨善恶，这对他们的个人成长和国家的危害是何等巨大！如果说，教育将决定民族和人类的命运，那么，当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竟然不能容忍“真善忍”的信仰时，这个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陈至立还对拒绝参与攻击法轮功和不放弃法轮功修炼的师生进行迫害。教师被开除，学生被学校除名、不能升学、毕业，把他们强制送入劳教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甚至被迫害致死。自1999年，仅清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学业，或直接送入劳教所。在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所领导的教育系统中，外界知道的就有72名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被迫害致死，年纪最轻的是只有17岁的佳木斯市树人中学学生陈英，年纪最大的是68岁的哈尔滨市管理学院教授周景森。

重庆大学高级工程师、64岁的张优稿教授是光电学家、三峡工程某项目科研组组长，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因进京为法轮功请愿，他被重庆市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折磨数月，后被绑架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劳教一年，期间受尽残酷迫害，期满后又被无故延期半年。张被释放后还被送往当地政府办的“洗脑班”遭受新的迫害。

4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吴仪凤，是原长春建工学院建工系主任、东北三个著名桥梁专家之一，也遭到长春市公安局的严刑逼供，后被非法判重刑13年。

43岁的沈应柏博士是林业大学教授、系主任、优秀青年学者，发表学术论文居全校第一，因为炼法轮功被多次抓进看守所、洗脑班。

41岁的刘丽梅是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兽医系硕士生导师、前系党支部书记。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抓，先后被关押在万家劳教所、万家医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2003年8月12日死于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35岁的林澄涛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一位年轻的医学专家，国家“863”计划“疟疾疫苗研制”、“新疟原虫抗原候选基因筛选”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CMB项目的课题骨干，因坚持法轮功的信仰被关到团河劳教所判1年半劳教，遭到长期熬夜、体罚、3万伏电刑等方式残酷迫害，最后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

这些优秀人才，本是民族未来的希望，也是亲人朋友的骄傲，但他们的悲惨遭遇，让人痛心疾首。

段祺瑞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想迫害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挺身保护学生。但是在这场迫害中，教育界却是第一个发起百万签名。迫害在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无一幸免。

文革搞的政治运动，已经耽误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教育，使中国落后了至少30年。今天中国学风败坏，教师素质堕落，腐败成风，政治迫害盛行，这又将耽误中国未来多少年呢？在江泽民指使下，在陈至立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的教育正面临另一场比萨斯更可怕的无形瘟疫，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未来，这绝非耸人听闻。

6．道德危机：沉沦的民族魂

冷漠的人心

2000年10月30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1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周围近10条小机驳船主们对呼救的人却视而不见，只顾打捞水面的“刨财”，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重庆晚报》）

2001年10月24日傍晚，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丰路，3岁的贵州籍小女孩蓝萍萍掉进人行道上一个无盖沙井内，其母亲和大姨妈跪地向围观者叩头，哭着喊着向附近档口人员求救。围观者30多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下水救人，也没有一个人借手机给她们或帮助报警。10多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赶到将小女孩从水里捞出来，送到医院时，小女孩已经没救了。（《江南时报》）

2003年12月20日凌晨，珠海香洲“滚石”的士高大厅发生一起强奸案。8名男子当着在场近200人的面，将一女子摁在沙发上强奸。（《新京报》）

“卧铺车强奸案震惊广西歹徒连奸3女无人敢言”（《中国新闻网》2002年07月05日）

“哈尔滨上演骇人一幕：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15日）

“少女拒调戏被砍八刀二十多个围观者无动于衷”（《南方网》2002年5月17日）

……

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清单，还可以一直不停地列下去。

一个曾经创造出辉煌文明的礼仪之邦，何以竟演变到这等冷漠成性、麻木不仁的可悲地步。有人说，“冷漠”是一个社会进入晚期癌症的特征之一。每个社会成员此时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本能地把自己缩入自我保护的硬壳，习惯于明哲保身，苟且偷生。于是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诚信、友善、关爱。然而，一个人人冷漠自保的社会恰恰是最危险的社会。虽然大家可能开会时态度一致，喊起口号也震天响，然而一旦遭遇“敌情”，众人立即作鸟兽散。尽管人们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尽管人们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强国之梦，然而一群道德冷漠、缺乏关爱的人能建设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么？就在中共媒体“中国发展了”，“老百姓生活好了”的政治宣传中，他们也许忘了，生活在人人自危、没有关爱的社会，又能有多少人感受到幸福呢？

江泽民统治的15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其实每个人睁开眼看一看就很清楚。和15年前相比，社会犯罪率是急剧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贪污腐败问题、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行为是急剧增多了还是相对减少了？卖淫、吸毒、爱滋病、黑社会犯罪等等社会问题到底是急剧增多了还是相对减少了？每个人问问自己，和15年前相比，如果今天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独自一人走夜路，你会感到更危险还是更安全呢？在江泽民对法轮功这个有数千万学员的巨大无辜群众团体进行残酷迫害的时候，又有多少官员、学者能够挺身而出呼吁停止呢？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把道德良知放在什么地位。

对此，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这才是江泽民真正改变人心的地方。这种改变，将使中国未来社会对任何问题的疗治都万般艰难，因为道德成本是无法计算的。法律只能惩治个别罪犯，而道德却规范着社会的整体行为。失掉了诚信，失去了良知，社会就无可救药了。如果说江泽民最根本上摧毁了中国的什么，那就是他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而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就是未来的最大危害。

江泽民全力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走向崩溃，实际上采用了胡罗卜和大棒两个手段。1986年爆发的上海学潮，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之后，江泽民气急败坏地下令上海交大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整个学校的学生活动只有舞会可以得到允许。1989年4月底各地学潮风起云涌，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校门来搞通宵舞会，直到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才有大规模交大学生出来参与游行。

江泽民看到了扼杀人的思想启蒙，再用欲望对人加以引诱，是人听命于他的可行之路。他私下对一位政治局委员说：“支配人有两种手段，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欲望。共产党人要始终把人的这两点牢牢抓住，则战无不胜！”

进入中南海以后，江依靠同样的方法维系统治，一方面用暴力压制民间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诉求，另一方面以腐败拉拢高官听命于己，以社会地位利诱一批“御用文人”向社会宣扬着欲望、金钱和女色，以至于“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了舆论主流。发达国家繁荣了那么多年也未“娼盛”，大陆却在十几年里就完成了。“请客”不再限于吃饭，嫖妓成为社交的一项，社会底层也不例外。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几人为劳动者说话？他们现在说的话是要劳动者自愿承担“历史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代价”！有一位作者甚至出来说，工人阶级也在改革中受惠了，他们下岗，不就是得到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吗？

另一方面，江泽民采用高压遏制人们的良心，利用人们生而有之的恐惧心来维系自己的统治。本书第五章提到“六四”事件中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坦克疯狂开来之时方政因为救学妹而自己躲闪不及，致使双腿被坦克压断。在此后多次“清算”之中，方政因为受伤反成了攻击军人的“暴徒”嫌疑人。那位被救的学妹此时无奈地称：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甚至不承认当时跟方政在一起。由于无人证明他不是“暴徒”，方政10多年来在江泽民治下一直受到政治迫害。在江泽民恐怖高压统治下，关爱、良知和同情是“惹祸招灾”的因素。人们学会了在麻木中求生存，在人斗人的政治运动中强化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活命哲学。

在一个正常社会，法律强制系统还可能对道德全面崩溃起到一部分威慑作用。然而江泽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却恰恰把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沦丧为摧毁社会良知的工具，致使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失去最后一点遏制因素，下滑更是一日千里。

2003年发生了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天河区“执法人员”毒打致死一案，震惊了全国。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孙志刚被殴打致死之前，广州天河公安分局的“执法人员”已经打死了法轮功学员高献民（广州市暨南大学生物老师）、李晓今（广州大学教师）、罗织湘（广东省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职工设计室规划工程师）。在江泽民“打死算自杀”的密令下，这些凶手不但不受惩处，反而得到奖赏。比如凶手之一韩立平甚至事后竟然升任副局长。而此后的孙志刚案中最高职位的责任人依旧是副局长韩立平。其实在江泽民依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中，造成了公、检、法系统中的逆向淘汰，即有良知和同情心的执法人员必定因镇压不力而受排挤，奸恶小人必得高升。2005年投诚澳大利亚的前“610”警官郝凤军就因为不满上级作假而被关禁闭。保证社会公义的公、检、法系统如此堕落，此时又有谁可以保证孙志刚之后不会有李志刚？王志刚？每个人在一次次摧毁良知的“运动”来临之时，如果只想着划清界限而自保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许永远摆脱不了下一次“运动”的命运。冷漠只会使我们的民族离世界文明潮流越来越远，总有一天，灾难会落到每个人头上。

必须指出的是，江泽民对中华民族道德的摧残，是有意为之的。江泽民的一生，充满了谎言、叛卖、投机和屠杀，汉奸家庭的出身以及日、俄两国汉奸的经历使江泽民对于“真实”充满了恐惧。在一个人人严守道德的社会，江泽民是没有生存环境的，更遑论晋升至国家元首的高位。从另一方面来说，江泽民又是一个无能之辈，在SARS和炸馆事件中，充分展现了他遇事胆小如鼠的性格。这样的人需要无耻文人的吹捧，需要各级官员的逢迎，才能填补因能力无法驾驭权力带来的不安全感。为维系其统治，江泽民对中国人的道德追求和精神信仰进行了精心的破坏。

金钱至上引发诚信危机

政治运动多了，人们希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没有错。人们穷怕了，想要去多赚钱，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个统治者引导人们一切向钱看，而又拒绝民主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禁止民间的宗教信仰，让所有人只是去捞钱享乐，这样的社会就将变得非常可怕。没有舆论、信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为了钱人们就可以不择手段，无恶不作，长此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腐败”，而最关心的道德话题就是“诚信”。江泽民把一个国家变成失去诚信的社会，到处弄虚作假，造成人人自危，他是真正在葬送一个民族的未来。

举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为例。江泽民执政以来，从假烟、假酒、冒牌商标，发展到毒米、毒油、毒茶、毒火腿，早已越过了“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这个古老的禁忌。

在安徽阜阳农村，自2003年以来100多名婴儿陆续患上了一种怪病，而令人意外的是，导致这些婴儿身患重病甚至夺去他们生命的竟然是他们每天都必须食用的奶粉。长期食用这种劣质奶粉的婴儿，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被称为“大头娃娃病”。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有171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13人。许多患“大头娃娃病”的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费掉了所有积蓄，有的甚至变卖了家产。不少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

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表明缺乏诚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道德危机。

诚信问题影响的却不只是现在。目前，中国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占总人口的28％。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讲诚信的环境中，对他们自己、对民族的未来，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职业道德的堕落

当江泽民把人们都引向赚钱享乐而又拒绝言论监督和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时，人们也就开始去偿还代价了。其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的全面堕落。

看医生要递红包，孩子入学要交红包，打官司要给红包，记者写新闻要收红包……金钱把一切天生的职业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了；旧有行业的职业道德变坏了；新生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一出生就已经被污秽包围了。

2004年7月全国卫生系统纠风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公布，当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医药购销中的违法违纪案件184件，涉案金额约658.39万元，受党纪政纪处分103人，移送司法机关案件88件；查处乱收费金额约3392.08万元，340人因乱收费问题受到处理。另外，查处收受“红包”问题223件，113人因收受“红包”受到处理。这是被查处的，没有被查处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而司法部门的堕落更让人胆战心惊。2005年6月北京市检一分院披露，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法院行政庭原副庭长李同文等15人，通过互联网买卖手枪30支、子弹1000发，人前捍卫着法律的尊严，人后却粗暴地践踏着法律；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部份警察同小偷“打成一片”；海南省纪委第一派驻纪检组原副组长张庆由反腐者变成了巨贪；辽宁省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副院长焦玫瑰和副院长梁福全，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等人利用职权并和黑社会集团互相勾结的腐败大案……凡此种种，中共的公检法系统，有太多的公职人员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这是拜江泽民时代一切向钱看的恶果。执法犯法，打击报复，没有监督，为所欲为。公检法是一个国家秩序和正义的维护者，如果他们的道德堕落了，成为扛着国徽的犯罪分子，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变成黑社会了，人民还有什么保障？

有关机关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建设工程、公安、检察院、法院，医疗，教育和组织人事，是群众心目中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最严重的5大领域。调查同时显示，５大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起了受访者的高度关注，其中38.54％受访者认为建设工程领域这一问题“比较严重”，38.53％的受访者认为公安、检察院、法院问题“比较严重”，认为医疗领域问题“比较严重”的受访者比例达29.24％，认为教育和组织人事领域问题“比较严重”的也分别达到26.13％和21.20％。

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在国人的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往往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和伸张正义的代言人。然而，为了钱，在现今的中国，还有多少记者记得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前去采访事故发生原因的新华社、《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生活晨报》的11位记者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为掩盖事实真相而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记者“报导事实真相”的职业道德就此葬送。在江泽民诽谤法轮功的宣传中，更有无数记者为了私利出卖良知。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局出逃的原“610办公室”官员郝凤军在澳洲披露，他亲眼目睹中央电视台记者伙同“610”不法人员，威逼法轮功学员景占义在电视上说假话作伪证。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些记者身上，已经找不到记者的职业良知。这样的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弊病得不到暴露和疗治，民族怎会有希望？

会计师本是靠诚信吃饭。因为真实的数据是商业、金融、经济决策的根本依靠。没有诚信的数据将可能带来可怕的灾难。会计师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在中国，“会不会造假账”反而是衡量一个会计师“业务能力”的重要指标。一系列的财务丑闻，“中天勤的崩塌”、“黎明前的黑暗”、“立华现象”……暴露出以诚信立业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已经堕落成了造假的骗子。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后，题字是“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这样一条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竟然成为校训，可想而知会计业造假到了什么地步。有人说，中国的会计师行业是新生行业，职业道德还没有健全起来。可悲的是，江泽民造成的追逐金钱不讲道德和诚信的这个腐败大环境，已经不能给予新生行业一个健康的去建立自己的职业道德的机会了。

繁荣“娼”盛

中国古话说，万恶淫为首。但在江泽民当政下，中国社会色情行业猖狂泛滥，正常的价值观念遭到彻底颠覆。

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舞女妓女”？谁也说不清楚。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六百万，这个数字接近香港总人口，更比全国军队二百四十万总人数多出一点五倍。有民间研究人士则认为实际上早已超过了1000万人。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千，1989年是10万，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10%。工商局的数据表明，登记在册的个体私营娱乐场所（歌舞厅、桑拿浴、发廊等）约45万家（未登记的数字不得而知），相当部分的娼妓就在这类企业就业，一家店铺的小姐少则数人、多则数百。此外，从星级宾馆、高档酒店到出租屋、路边小店以至闹市街边、广场戏院、网络聊天室里，也都有为数不少的妓女。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不少女大学生供职于各类伴游、商务咨询公司、商业俱乐部，从事色情服务。如重庆伴游公司内幕调查：4小时收费500元，“什么服务都可以”。而一位女大学生“涉黄”月收入两三万。所以，一般人认为，这支庞大卖淫大军其创造的年产值可能超过五千亿元人民币，仅次于食品餐饮业、服装业，雄居第三位。其中有三千亿元来自公费。难怪有人戏称，现在是“笑贫不笑娼”，中国进入了“娼妓空前繁荣的时代”。

东北三省一直是中国色情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几乎每个城市和乡村都星罗棋布着大小“桑拿浴室”，而这类地方多是公开、半公开的性交易场所。在东北三省里色情场所规模最大和最露骨城市，就是大连市。性交易、色情表演不但在大连“合理合法”，而且色情业主常常公然在大街上和报纸上是招聘男女色情从业人员，甚至就是有人报警也是无人出警。

大连如此“娼盛”，和全力巴结江泽民、忠实执行江泽民的“发展”政策的大连市长薄熙来是分不开的。有一位大连基层官员透露说：“从上世纪末起，大连的色情娱乐行业就一直是欣欣向荣，犹如野草遇到了春天的阳光雨露一发而不可收拾。原因是薄市长公开表示，第一要保护外商在大连的企业，不能随便进去抓卖淫嫖娼最后挫伤外商在大连投资的积极性；至于那些有一定规模的娱乐服务企业，也要由各区人民政府出头成立‘保护重点企业工作领导小组’，不管是大连哪级单位要进入企业查案都需要事先向该领导小组汇报或者说明情况，并在该领导小组成员的陪护下，方可进入。”

近年来，色情腐败和性贿赂发展迅速，从地下转向公开，甚至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和“时尚”，公费色彩越来越浓。贪官的攀比内容已经拓展到包养情妇的多少上。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一个人就有情妇107个。最恶劣的是，大陆年轻人中竟出现了群体“换妻”的乱伦取乐，更有少女一次一次地去修补“处女膜”。几千年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几年之间在江泽民“改变了中国”的声浪中，被全面摧毁了。可以说，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是转型最快最彻底的。如果问江泽民时代人们拥有的最自由的“权利”是什么，大概非“性泛滥”莫属了。可怕的是，历史重复地告诉我们，性的全面堕落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

人心魔变

当人的道德沦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变得毫无人性，可以穷凶极恶，谋财害命，用钱买命，肆意杀人放火。

2003年，新华网报道了一则令人震惊的连环杀人案。罪犯杨新海从2000年开始，在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四省的农村地区作案26起，残杀67人，灭门多家。2003年11月，河南省平舆县凶犯黄勇为寻求刺激，用木马游戏诱杀25名中学生，将尸骨埋藏自家地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心魔变、漠视生命的社会危机。

现在政府官员雇凶杀人也频频发生。2002年6月，国内报道了原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正厅级）张程震数年前雇凶杀害另一正厅级干部的消息。2002年4月，湖市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为摆脱情妇孙某的纠缠，指使两名歹徒于2001年9月4日将孙某杀害。2005年6月17日，中国官方媒体公开报导河南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的案件，吕授意新乡市副市长找人下手，而此副市长又委　手下公安局一名副局长，最终副局长在社会上找了两个杀手将吕妻杀死。

这些官员对自己的同事、妻友都敢下如此狠手，他们对其他人会怎样对待，也就可想而知了。当国家权力掌握在这样毫无道德约束，官匪一家，可以肆意杀人的官员手里时，老百姓心里又怎么可能有安全感？

近些年来，中国富豪纷纷遭遇凶杀案。2003年1月，山西富豪、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凶犯作案后在现场自杀身亡，作案的动机是企图强卖土地、敲诈勒索不成而行凶杀人。李海仓个人资产达1．95亿美元，列2002年《福布斯》排行榜第27位。2月，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其老家家门口被人雇凶刺14刀身亡。7月，湖南亿万富豪望城县格塘建筑公司董事长彭玉龙失踪后，后被人发现浮尸蔡家洲尾的湘江中，案情疑点重重。8月，甘肃地产大王、兰州市亿万富豪刘恩谦被找上门的凶手枪杀，死于寓所。2004年7月，四川峨边县亿万富豪、县政协副主席、明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在其办公室被炸死，爆炸者峨边老农张明春随后自杀身亡，血案的原因是张、葛之间仅6000元的经济纠纷。2005年4月29日晚，拥有上亿资产的内蒙古民营企业家周锦新在包头市一酒吧门前，被人用菜刀砍死。2005年1月，北京亿万富翁袁宝璟则因为雇凶杀人被判处死刑。

发家致富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但在一个人们没有心法约束，道德极其败坏的社会里，金钱财富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安定。相反，金钱很可能成为杀身之祸的原因，让人提心吊胆，惶恐不安。那些家财万贯的富豪，也许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他们的财富也许是其他人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可是在这样一个人心魔变的社会里，他们的结局变得如此凄惨。当道德滑落到对生命毫不珍视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这种社会整体乱象的产生，与江泽民治下公共权力堕落黑社会化、民怨遍地人心失衡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知识分子的堕落

知识份子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良知，社会道德的脊梁。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落后，相当程度地乃至于极大程度地仰赖于知识份子的价值取向。

到了江泽民时代，短短十几年，被称之为“良知和脊梁”的知识份子除了极少数还在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之外，绝大多数已经不断地走向堕落了。他们的自由精神在江泽民恐怖的淫威和钱财的收买下，已经荡然无存了。

“六四”过后，江一面采取高压的政策，一面采取收买的政策，从而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放弃良知投向中共，他们为了自私的物欲，为了不再“流血牺牲”，甘愿沦为专制政权的支持者。特别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历来孕育自由精神、素以产生各类知识名人而著称的思想摇篮，现在已经成为埋葬自由、民主的坟墓了。学生们深邃的思想没有了，他们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大事的政治热情没有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没有了。他们不再承担维护人权、反抗极权的使命，他们不再有为建立法治、消解人治、创造文明、根除野蛮而尽力的责任。他们现在所关注的只是如何与独裁政府搞好关系以便将来也加入这样的一个腐败的利益集团，并从中分得一杯羹。他们已经完全沦为这种专制文化的奴隶，反叛者个个成为被打击的异类。

很多知识份子只关心如何赚钱，甚至使用许多过去他们所不齿的卑劣方法去追求财富。例如科技人员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占为己有，乡土作家居然写赤裸裸的色情小说，有的大学教授、博士导师干脆把自己的淫乱史写成文学作品狠赚一把。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大染缸里被污染，也去帮助污染别人，他们不但自己堕落，还要找出各种各样的说法为“堕落”辩护，使整个社会找到了心安理得堕落的理论根据。

哀莫大于灵魂之死，现在可怕的不仅是知识分子不择手段去追求财富，更可怕的是他们出卖自己的良知，甚至助纣为虐，成为江泽民迫害良善的排头兵。

摧毁道德底线

江泽民对中华民族道德的摧毁，最集中地体现在对“真善忍”民间信仰的打压上。对法轮功的镇压，实际上是对民间重整道德努力的极大摧残，也是对整个社会良知最彻底的践踏。

江泽民让说真话成为犯罪。人们不敢提到“真善忍”，“真善忍”成了反面的词，这给中国本来就面临的“诚信”问题雪上加霜。有一个故事，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那里是很多大陆游客去参观的地方。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在排队的地方讲真相。一大陆游客开始骂起来，对着同行的人们喊到，“真善忍”有什么好？这种扭曲的思维让在场的海外华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还有一次，法轮功学员参加美国国庆游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一行大陆人见到后，其中一个竟然说弘扬真善忍是在传播中国的“糟粕”。故事虽小，但是，反映出的问题却很大。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镇压和铺天盖地的诽谤宣传，使得“真善忍”成为笑话，成为一种“犯傻”，成为“糟粕”。那么，“假恶暴”将如何猖獗，如何成为国人的“先进文化”，这个民族的道德将怎样堕落，就可想而知了。任何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人们，不管持什么立场，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感受到了自99年以来中国社会道德的急速恶化。

在东北某地，一个上级610办公室的官员到基层传达政策传授经验，当书记做完本单位总结报告后，大家一起讨论，书记问“610”官员：“怎样能够在各种场合识别法轮功学员？”官员回答说：“腐败、贪污的没一个炼法轮功的；另外，吃、喝、嫖、赌的都不是，地痞、流氓炼不了。这么说吧，打架、骂人的、不文明用语的，甚至连抽烟喝酒的都不是……今天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就说点透明度高的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百分之百是。公共场所讲文明礼貌的，给老人让座的，捡钱包主动还人不收回扣的，百分之八十是。摆小摊不掺糠使水的，不缺斤少两的，见便宜不占的；你就抓你就打！即使打错了也没什么后果，最起码他也是个老实人……”

在江泽民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转眼之间，在许多国人眼中，中华数千年修炼文化的核心“真、善、忍”竟成了“欺世敛财”的代名词。一位网友曾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她数次从SOHU（搜狐）、SINA（新浪）上发送的求职信都莫名其妙的被服务器退回，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一位朋友是法轮功学员，看了她的求职信后，将其中一句话：“具有真诚、善良、坚忍的品德”删除后，电子邮件才得以“顺利”发出。

在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最恶毒的不仅仅是以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还在于以“自焚”伪案以及诸如此类的谎言欺骗来煽动仇恨，以高压手段逼迫人们违心地表态过关，以株连手段摧毁人与人之间仅剩的那一点诚信。既然在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人们为了生存可以不得不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可以漠视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虐杀、强奸，那么同样在商场竞争中人们也会违心地送礼拉关系，以至于制造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在江泽民的镇压中，人们被强灌这样的逻辑，善的就是恶的，白的就是黑的──因为“党”已经给“真善忍”定了性了；说谎造谣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维护“真理”；对于强奸、酷刑、虐杀可以保持冷漠，因为这才是不关心政治的“清高”态度。在这里，没有道义、没有良知，只剩下兽性。

世界上大多数正统宗教几乎都有戒律，比如佛教最基本的有五戒，即戒杀、盗、淫、妄语、饮酒；圣经中有“摩西十戒”。戒的目的是通过强制的办法使人远离恶趣，逐渐的使人道德升华。然而江泽民的“610”也有戒忌，其作用却和一切正教截然相反：中国的网民们都知道大多数聊天室、电子信箱都有过滤禁忌词。最普遍的比如“真相”、“民主”、“人权”。当一个民族被强制禁戒“真相”、“人权”，甚至仇视“真、善、忍”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其实每个人睁开眼看一看不难明白，从上世纪末的“假烟、假酒”到今天的“毒米、毒瓜子、毒奶粉”、“二奶村”，并且这个趋势丝毫没有遏制迹象，这难道不能令人警醒么？

正如柏拉图所说：“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所投下的影子。”人们目力所及而看到的生态灾难、经济灾难和政治危机等，都真正起源于道德的沦丧。因为人没有了道德顾忌，才对自然无度地摧毁和索取，而不顾他人和子孙后代的福祉。举例来说，淮河上游的工厂为了经济效益而把大量污染排入淮河，造成下游水产死绝、伏尸千里，不要说鱼虾，即使是下游的人也无净水可喝。这种灾难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而只需要常识和人起码的道德操守即可避免。金融灾难也来自于违规操作、发布虚假消息、股市圈钱等等。因此江泽民造成的道德灾难，才是中国种种灾难的根本。

道德是一个社会的根基。道德的破坏，将使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都将变得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厦。不但这一辈人会付出代价，连子孙后代都会赔进去。

7．天灾警示：人不治天治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认为人间的事情会引发不同的天象，天象的变化给人以某种警示。中国古人研究过天灾与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天灾的出现是对国家失道行为的谴告，而若对天之谴告不思反省，奇异天灾就会来临，以警示世人。倘若还不能改过，真正的灾害就会来到。

在中国社会道德开始下滑，尤其自1999年江泽民镇压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轮功修炼者以来，中国大地上旱灾、洪水、沙尘暴多是“几十年不遇”，“灾情每每加剧”。据统计，1949年以来的40年中，中国出现的强沙尘暴天气有40次，而江泽民执政的九十年代沙尘暴次数就有23次，特别是自从1999年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沙尘暴就“如影随形”，且愈演愈厉。2000年3月至5月中旬，中国北方出现14次较大范围的沙尘天气。2001年春季两个月中，沙尘天气共发生18次。2002年3月20日被北京市民形容为“世界末日”的沙尘暴，有3万吨沙子飘落而下，平均到每个北京每个人头上就达3公斤！

在每年的夏季，中国的农民还要遭受年年如期而至的蝗虫的袭击。令农民欲哭无泪的蝗虫大灾，已经持续了多年。2000年飞蝗发生涉及12个省区市160个县，发生总面积超过3000万亩次。而在2001年夏蝗发生区域涉及11个省市自治区，涵盖160多个市县区。除了东亚飞蝗之外，属于非迁移性的蝗虫也在内蒙古、新疆、辽宁等省区大肆啃食农作物，农区土蝗发生面积7000万亩左右，其中重发生区更是高达3000万亩。由2002年4月开始，蝗虫大灾又再次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东汉蔡邕说，“有了蝗虫，是因为皇帝与官员们都贪婪、残暴”（蝗者，在上贪苛之所致也）。翻开中国历史，更可以看出，每朝每代的蝗灾几乎都伴随着当权者对百姓的残害。民间的种种苦难，跟江泽民与中共的倒行逆施息息相关。

2001年4月，大陆各地普遍出现奇异天象。广州石家庄白昼变黑夜，甘肃沙尘暴刚过，又普遍降雪，西安大降泥雨。香港日前也“天地变色，冰雹袭港”、“暴雨挟狂风，诡异12分钟”。

2003年，在中国南涝北旱，南方六省区紧急汛情，北方东三省剧烈旱情。瘟疫病毒来势汹汹，萨斯（SARS）突现，惊魂未定，禽流感病毒，时隐时现，疫情又起。

2004年7月，北京一直笼罩在50年来的同期最酷热的持续高温之中。气象观测到的最高温度超过40℃，是40年来北京7月中旬的最高观测温度。而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城区出现“七月飞雪”；郑州也遭到鸡蛋般大小的冰雹和雷雨飓风突袭。8月温州出现八月飘雪的景象；成都遭到闪电、惊雷和骤雨袭击，四川省防雷中心统计4日的雷击数据显示，当天成都共遭雷击10384次，是2004年雷暴最密集的一天。

这样的天灾异象，正是上天对江泽民罪恶的警告，是对人们的提醒，显示道德沦丧后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的巨大灾难。

8．水泽之民祸害人间

江泽民执政的十几年，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几乎把中华民族拖入万劫不复的边缘。这种灾难与他的品性密不可分。他的自私贪婪造成了中国空前的腐败，他的妒忌专横酿成了中国的腥风血雨，他的阴险毒辣，制造了中国现代最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惨案。他的自私、卑鄙和愚蠢葬送了自己。这个毫无人性、毫无道德感、也毫无理智的丑角最终亲手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江泽民会不惜以毁灭整个民族的代价来维护自己的一点点利益？江泽民不可思议的邪恶和愚蠢，是人们难以理解的。

或许，只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带着某种使命而来：制造灾难，让国人不得安宁──皆因他来源奇特，非我族类。

事实上，江泽民长得就像某类水族生物，行为举止也相当怪异。他上台后，中国的水灾异样地频繁；他去过的地方，经常伴随着怪象：他去德国，广告牌会出现蛤蟆；他去冰岛，报纸也刊出蛤蟆照片；他去访问美国的时候，中领馆旁边的一家餐厅也以大蛤蟆做为标志。据江泽民身边的一位高官透露，江吃的东西，“除了珍禽异兽外，还包括蝗虫、龟蛇、蝎子、鳄鱼、耗子崽，甚至还有高价从越共取来的人脑，以及不时辅以冰毒类的药品‘提神换气’。”这些一般人一看到就感到全身恶心的东西，“江吃起来却很自在”，这位官员说。

按照老百姓正常的生活体验，来揣摸江泽民这个窃居高位来自水族的人形异类的言行举止，的确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其实，历史上狐狸精转生成美女妲己，对敢于谏言的忠臣施以种种骇人酷刑折磨致死，目的是祸乱朝廷。如今，吸入千年邪气的水泽之民也转生成人，只为祸害人间。

中华民族五千年漫漫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桀、纣一类的暴君民贼，更多见赵高、秦桧般的大奸巨恶，然则无论黎民如何水深火热，国家如何兵连祸结，江山易主之后，总现万象更新，生机一片。只需几十年休养生息，文明便重新昌明光大，国家便转复兴旺富强。此皆因民族精神未死，自然资源依旧。

历史的脚步辗转至今，以奸猾而得逞的江泽民爬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之后，中华民族生存之根基被摧毁得千疮百孔：祖先世代生存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被秘密出卖给异族；历尽沧海桑田才得以形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被糟蹋污染，被无度地消耗殆尽；五千年传承的道德标准被歪曲异化；信仰出现危机，到处物欲横流。于江氏无所不在的欺骗洗脑与暴力胁迫下，有多少人放弃了诚实宽厚、仁爱谦和的道德底线和对生命的珍视，变得见风使舵、睚眦必报、落井下石，甚至为一己之私而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当数千万下岗职工和上亿贫苦农民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之时，江泽民却动辄花费上亿公帑穷奢极欲。“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江泽民的腐朽统治，造成了中国大陆贪官遍地，贿赂公行，黑社会无孔不入。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巨大的金融黑洞使社会动荡的危机一触即发。性乱和毒品所带来的传染性疾病迅猛地侵蚀着国民的身体素质，对于物质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令民族精神奄奄一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让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日趋萎缩。如此而往，无需多日，子孙后代将无处寻觅一方净土，一掬净水，一口纯净的空气。

稍微盘点江泽民的罪恶，就让人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但江泽民对中华民族的祸害，远不是我们所能完全说出来的。了解了江泽民，才明白什么叫做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历史上无数曾不可一世的帝国随着道德堕落和物质荒淫而归于尘土，江泽民正踏在这同一车辙中，将整个民族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爆炸、纵火、枪击、投毒，黑帮猖獗和日益泛滥的假货使社会上人人自危；地震、洪水、干旱、蝗虫与沙尘暴愈演愈烈，天象示警，灾异屡现。

江泽民已无“乘风归去”的可能，他的罪恶决定了他必将可耻地死去，今天就是给江泽民盖棺论定的时候。创作这本书的目的，并非出于对江泽民的仇恨，而是要将江泽民的邪恶真正曝光在世人面前。在江泽民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这场空前劫难面前，面对其对“真善忍”的血腥迫害、摧毁人类道德良知的罪行，事实上每一个人也都面临着善与恶的抉择，这个抉择是对世上每一个人良知的考验。清算江泽民这个中华民族的最大罪人，天必助我，将华夏从生死存亡系于一线之危机中解救出来，重振雄风，再创辉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