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5年6月3日】（接前文）

第三章：小科长钻营有术　假大空平步青云

1﹒洋外号“客里空”

1956年，是江泽民的而立之年，他满了30岁。年初，江泽民结束了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的实习，回到东北长春，参加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准备夏天正式投产。江泽民先被任命为该厂动力处的一个科长，到了那年夏天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生产出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副处长，顶头上司是一位苏联技师和处长陈云衢。陈云衢是个专家，但不是党员，江泽民因此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江泽民在仕途之路上，可没少沾党票的光。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后，在用人问题上，一贯重用党的干部，不信任非党员的技术人员和知识份子。江泽民本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照理说他是日伪中央大学培养出来的汉奸人才，并且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为国民党服务过，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被观察使用的改造对象。但是江泽民利用其叔父江上青是共产党的烈士，假借过继承祧之说，成功地给自己弄了块“烈士遗孤”的金字招牌，成了共产党放心使用的干部。这样一来，他既是党员干部又是技术人才，真成了共产党的香饽饽。

在长春一汽，江泽民认识了同样来自于江浙地区的“老乡”沈永言，成了朋友，到了晚上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凑到一起闲聊天。工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常凑到一起打乒乓球。据说江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但江一输了球就会咕噜几句俄语，然后再坐到一边。

在技术上，江的同事们公认他业务不行。但是江泽民有个本事，按照东北人的说法是“贼能侃贼能唱”，功夫都长在嘴皮子上了。在工厂里，江泽民与苏联专家关系最融洽，在“俄罗斯民歌”上达到了高度统一。江泽民最拿手的职责不是攻克技术难关，而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所以同事们讥讽的送他一个有50年代特色的洋外号：“客里空”。

客里空是位苏联小说中的人物，其人说话“假大空”，爱钻营，凡到办真事时就露馅。这个外号是对江的评语，也是对共产党提拔干部的准则的评语。

共产党吹喊的口号实在了得，从“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到“四个现代化”，从“小康”到“三个代表”，现在还在画“和谐社会”的大饼。共产党不事生产，遇到危机的时候就以血腥暴力恐吓民众，危机过去了就接着靠吹和骗混日子，因此善于讲大话讲假话的干部对共产党来说实在不可或缺。在1958年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中，说假话大话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翻出当年的官方报导，可见一端：

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导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达130,434斤了。农业部七月份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四十亿斤。汽车工业也发生大跃进，仅仅半年全国各地就研制出二百多种汽车，不但制成了汽车，还采用了V型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等先进技术，使中国汽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那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里，就包括江泽民他们在长春一汽为完成任务而“创造”出的使用“木制气泵、竹木车身”的汽车新产品。江泽民学工科出身，当然知道他们的“创作”除了骗人没有什么真用处，但是他知道必须这样做才能和党保持一致，才能继续向上爬。于是，江泽民总能编造出理由来鼓动下属完成党交给的荒唐任务。

果不其然，就在那个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的“大跃进”时代，1958年底至1959年初，长春汽车制造厂重组，动力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江泽民骗人有功，对了党的胃口，自然更上一层楼，成了分厂的厂长。

2﹒饿死人的年代

大跃进带来的是经济灾难和可怕的大饥荒。因为农民们被强行组织到“人民公社”里去搞大炼钢铁、大跃进，地里的粮食没人种也没人收，各家各户的存粮又都被收缴到公社里一起吃大锅饭，农村开始出现断粮饿死人的事。很快饥荒从个别地方蔓延到全国，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专家估计在1959年到1961年约三年间，大约有两千万到五千万中国人因饥饿丧生。很多饥荒严重地区出现了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河南信阳地区、四川仁寿县等地有的村庄整户整村的人被饿死，十室九空。

东北由于人少地多的优越自然条件，算是三年人祸中的轻灾区。但即使这样，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也吃不饱肚子了，做重工的壮劳力每个月也只有30斤的口粮，凭票购买。江泽民愈加觉得这东北的日子难熬。

江从苏联实习回厂后不久，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从上海搬来了长春。与别人相比，先任处长后升厂长的“客里空”一家的生活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除了他自己挣钱，王冶坪也拿一份理想的工资。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四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房子有苏式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还有特别适合于东北严寒天气的双层玻璃窗。这条件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

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使习惯于江南生活的王冶坪愉快，一年没有几天能穿裙子，而大部份时间裹在笨重棉衣棉裤里更使喜爱漂亮的王冶坪对江泽民充满了埋怨，怨他害的全家从大上海迁徙到这冰天雪地的地方。

汪道涵调江泽民去苏联实习是为了提拔这个后辈兼好友，但是却令江泽民离开上海到长春工作。本来江泽民也舍不得离开大上海的繁华，但他从长远角度着想，觉得这还不失为一条迂回升迁之路。

王冶坪生长在上海，是江泽民六叔江上青的妻子王者兰的娘家侄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比江泽民小两岁。风流的江泽民从南京的日伪中央大学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以后，去过王家几次，跟王冶坪有那么一点意思，但两人没真当回事。到了1949年，共产党眼看要得天下了，江泽民忽然灵机一动，追求起王冶坪来了。

王者兰对江世俊一家人有些怨气。江上青死时共产党还被称作共匪，大哥江世俊规劝六弟脱离共匪未果，为了避嫌就尽量不来往。江上青的死，江世俊认为是自找的，所以虽然自己花天酒地，但从不接济王者兰一家。28岁的寡妇带着一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二女儿江泽慧接受库恩采访时，说了真心话：“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共产党建政以后，形势反了过来，江世俊倒成了抬不起头的人，儿女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江泽民为了牢牢抓住凭空杜撰的“革命烈士遗孤”身份，就要更进一步拉近与王者兰家族的关系。于是，当王者兰再去上海娘家的时候，看见江泽民正和侄女王冶坪谈恋爱呢。王者兰不知江泽民的心思，还以为这孩子和他那无情无义的汉奸爸爸不一样，所以很赞同这门亲事。1949年12月，中共的“开国大典”刚过不到两月，江泽民就火速地同王冶坪结婚了。这场婚事把虚构的“烈士遗孤”金字招牌牢牢地砸在了江泽民的脑门子上。

王者兰自己则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找到了工作，退休后20多年一直由自己的大女儿江泽玲照顾。在江泽民就任上海市长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王者兰在扬州去世，死时74岁。

3﹒“猫头鹰”红杏出墙

婚后一段日子江氏夫妻关系还不错。王在1952年和1954年相继生下江绵恒、江绵康两个儿子。

好景不长。江泽民在1955年去了苏联实习，留下王冶坪一人在上海带着两个幼子。战后的苏联男少女多，与《山楂树》那种两男追一女的情况颇有不同。早在南京就学会了穿花街、逛柳巷的江泽民到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后不久就投入了苏联美女的怀抱。江回国后，眼里的王冶坪失去了魅力。虽然江泽民嘴上不说，但女人心细，王冶坪还是察觉到了。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的晚上……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江泽民自从苏联回来后，就整天哼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他的心里自然是怀念风情万种的美女间谍克拉娃。王冶坪在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听了这首歌就尤其难过，她当年带着孩子从上海到长春本来就极不情愿。住惯了江南都市后很难适应东北的严寒天气，再加上江泽民整天不着家，下了班就去和苏联专家唱歌跳舞，王冶坪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常常一肚子怨气。

眼见丈夫回来后的变化，王冶坪感觉江泽民的心似乎还留在苏联的某个地方。尽管她常常有意无意的追问江泽民在苏联平常休息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下班后都做些什么，但特别爱“扯”的江泽民一直支支吾吾，口风特紧，这让王冶坪越发怀疑。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王冶坪的长相实在困难，还讽刺说江泽民家里养了只猫头鹰。不过据长春汽车制造厂的人回忆说，王冶坪当年是厂里“三枝花”中的一枝，颇有些姿色。也许那时王冶坪才30岁上下，正是迷人的少妇年龄，再加上从大上海来的，姿色之外还带了一些都市气质。

王冶坪是学外语的，到了汽车厂没有合适的工作，但因为江泽民是干部，厂里给特殊照顾，安排王冶坪作了个秘书。长春汽车制造厂早期有两个分厂，江泽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厂长时，王冶坪在长春第二汽车制造厂上班。王冶坪对江泽民的怀疑不好对别人讲，有次实在忍不住对二厂厂长倾诉出来，在厂长的极力宽慰下，王冶坪终于找到了平衡心理的着力点──红杏出墙。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个时候，这种事传出去非同小可，有人想不开甚至会自杀，但事发后王冶坪依然我行我素。当时汽车制造厂很多人茶余饭后扯的主要话题就是江泽民戴绿帽子的各种传闻。江泽民假装听不见，但夫妻俩回家就吵翻了天。

于是江找到时任一机部第一副部长的汪道涵，死活要调离长春。江泽民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人家都知道我戴了绿帽子，让我怎么再开展工作？”汪道涵对提拔过自己的江上青的“养子”深表同情。1962年，在汪道涵的帮助下，江泽民被调回上海，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冶坪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大上海，被安排在同一单位工作。同时，根本不懂技术的王冶坪的履历上多了个职务“科技人员”。下属见江是汪副部长亲自过问的，就格外照顾，分配给江一套好房子，是位于1960年建的曹杨新村的一套宽大而敞亮的两室一厅的套房。从这件事上江泽民更体会到“权”就是“利”。从此他尤其重视如何讨好汪道涵，“恩师”二字整天不离嘴。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也被安插进了代表团，在出访日本时还绕道香港参观了一通。江回来后，汪道涵建议任命江泽民担任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江的仕途在汪道涵的亲自过问下非常顺利。江泽民此时不但庆幸江上青当过共产党的官，更庆幸他死得早，否则以江上青和江世俊的关系，即使不划清界限，又怎么会这么照顾他这个“汉奸狗崽子”呢？

4﹒“江牛皮”在武汉

1966年，江泽民40岁，所谓不惑之年。五月，江泽民被任命为一机部在武汉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并代理党委书记。这个任命把江泽民提拔成了十三级干部，也即跨进了中共高干圈子。更让江泽民庆幸的是，从上海调到新单位武汉时，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因为调来时间太短，人们提不出什么东西来批判，江因此在被中共称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浩劫中却没怎么被触及灵魂。不过江泽民到这个研究所当所长时间不长却有了一个绰号──“江牛皮”。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的是在党内把丢失的独裁大权从刘少奇等人手中夺回来。他发动学生和基层工人起来“造反夺权”，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冲击、揪斗，甚至被关押、毒打。在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组织的造反夺权尤为激烈。“轰轰烈烈”的文革过后，许多当年在上海的同事劫后余生，纷纷打听各自的下落，他们却惊讶地发现江泽民这个“牛皮”所长竟然躲到武汉，基本没受冲击，还在72年被派到罗马尼亚转了一圈。那些吃尽了文革苦头的同事不禁不平地感叹，“还是人家江牛皮牛呀，人人都得脱层皮的文革人家都能躲过去，这‘牛皮’不是白给的呀。”

其实江泽民在文革中也是吓得够呛。虽然武汉热机研究所新成立，上上下下都是从各地调来的新人员，不像老单位那样人与人之间积累了很多矛盾和冤仇，因而文革搞起来时没有太多私仇公报的残酷，但是毕竟所长江泽民是“当权派”，文革中的揭批调查很让江害怕，担心他那日伪时期的丑事被调查出来。1966年11月，江泽民借探亲和汇报工作为借口，先到北京探听了一下政治风情，紧接着赶快回上海住了几周听听风声，对依然在上海工作的王冶坪一再嘱咐，千万不要乱讲话，尤其是出身问题。

王冶坪自然不会怠慢，因为江泽民要是成了汉奸，她自己就成了汉奸家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王冶坪给江出了个主意，故意在一些小事上做得差一点，把造反派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无关政治大局的小事上来。

回到武汉所以后，江泽民采用了小事全承认，大事不含糊的态度。群众批判他工作不踏实，只会吹牛皮，他就自我检讨“大家说的对，我是江牛皮”。江泽民从小受扬州戏子的熏陶，口袋里总装着把梳子，时不时地就拿出来梳梳头发，不管人前人后，女里女气的还自我感觉良好。在批判“走资派”时，群众指出江泽民是“小梳子，大脑袋”，“资产阶级作风”，江泽民也赶紧认了。2003年江泽民在人大会议期间会见湖北代表团时说，“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我被批斗了三天。”心里没鬼，怕毛主席干什么？当时的人们爱还爱不过来呢！那时候“政审”（政治审查）人员到处搞内查外调，许多人几十年前的陈年烂谷子的事都被翻出来了。江泽民始终没有被打倒的原因是他有金字招牌“革命烈士遗孤”──“烈士”已死，无从对证，调查的人也就到此为止。

5﹒长期战略性的“投资”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中国政局开始发生变化。“烈士遗孤”江泽民很快通过了政治审查，先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紧接着在1970年被调回北京一机部任外事局副局长，被重新起用。

中共九大以后，在国际上非常孤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成了中共的危险敌人。中苏两个共产党国家发生边界冲突，在边境上还打了几场狠架。中共为了摆脱孤立的地位，在世界上使劲拉拢一些共党小兄弟。继阿尔巴尼亚之后，中国又拉拢来了罗马尼亚，并靠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牵头，与美国和解，从此开始了近20年（1970至1989年）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
为了报答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知遇之恩，中共决定派人帮助罗马尼亚的工业建设。在组建中国援助罗马尼亚技术小组时，江泽民因为其外语优势被选为组长。

据说周恩来约见了江泽民，对他还很欣赏。周是中共党内的不倒翁，以其内里残忍而表面特能迷惑人著称。在外人看来，周是谦谦君子，实际上他一手主持上海顾顺章灭门案，连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几岁的小孩儿以及救命恩人都一起杀掉，手段十分毒辣。中共历次政治斗争，没有周恩来的参与，绝不会搞得那么大动静。

会面后，江泽民被任命为组长，于1971年率中国技术小组赴罗马尼亚进行15个工厂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江泽民1972年回国以后，被扶了正，成了一机部的外事局局长，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呆就是八年。

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看出中国社会和经济已经被他的文化大革命给破坏得不成样了，于是与周恩来一起，让已经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复出，实施整顿，力图恢复正常生产秩序。江泽民这样靠嘴上本事吃饭的人对于重整经济没什么大用，所以这期间江只能守在外事局局长的位子上。不过外事局可是个“油水部门”。在那个一切物资都很匮乏的七十年代，跟外事沾边的都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江守在这个位子上，时不时地给领导“捎点”好东西，上下讨好，左右逢源。

江泽民没有忘记汪道涵，虽然在那段时间里，汪道涵一度十分落魄，但投资要长远地看。江明白，以汪道涵在党内的资历和身份，一朝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太大，如果现在不进行长期战略性的投资，等汪重新恢复职务后再怎么巴结恐怕都已经迟了。

在汪道涵处于每人每月食油四两、糖半斤时，江泽民从罗马尼亚满载而归没忘立刻赶到汪家，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糖果之类，令汪道涵全家大开“洋荤”。江的大儿子江绵恒也是靠了江泽民能给领导经常孝敬点紧俏商品，才得以进了大学，1977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复旦大学毕业。

江泽民工作平平，无善可陈。最早的江泽民传记写作组依据其经历，找了很多知情人，希望能挖掘出他的功绩，但没有人能说出任何从今天看仍能站得住脚的动人事例。大家普遍认为，不能说江泽民工作不努力，不积极，相反他跟形势，跟领导非常紧，实际上是个风派。江泽民曾说，一机部技术司某司长对他称赞有加。写作组费了很大力气找到了这位已故司长的夫人。结果司长夫人说：其丈夫生前曾讲过，江泽民这个人三分成绩，他能说成是十分。

江泽民常常研究《官场现形记》，深刻懂得在中共治下，只有善于钻营、吹牛拍马，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只有江泽民整别人，没有别人整江泽民的。有一个原江泽民所在单位的老知识份子，到今天仍对当年江泽民使用诬告手段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耿耿于怀。

6﹒权力的滋味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一年，江泽民50岁。中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震级达到7.8级，死亡了几十万人。这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中共巨头接连过世。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久，被毛临终托孤的叶剑英，没有按照毛的意图既支持江青也扶持华国锋。相反，叶剑英与汪东兴和华国锋联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用汪东兴控制的8341部队逮捕了当时中共党的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和姚文元。江青虽然是毛的遗孀，但是在毛泽东路线的旗帜下，毛的尸骨未寒，老婆江青和侄子毛远新就成了阶下囚，正应了那句话，“中共的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

“四人帮”倒台，大快人心。北京人传说着一个笑话，说开始搞批邓运动时，有一天负责批邓的江青碰到了邓小平，邓问，批邓工作怎么样了？江青答道，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个月了，估计再有一个月就能把你批倒批臭了。邓上下打量了一下江，说了一句，要是我批你江青，一个星期都用不了，你就臭不可闻了。

笑话归笑话，当时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可也不敢轻视这个曾一度被称为“上海帮”的“四人帮”在上海的力量。当时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炮制了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准备搞上海起义。无奈“四人帮”在军队中没有人支持，起义很快便土崩瓦解。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上海帮”的主力被骗到北京，看到大势已去只好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央派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的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兼任市革委会主任和第一、第二副主任。苏、倪、彭三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工作组的组长和第一第二副组长，进驻上海。

为了对上海更好的进行控制、接管，选择上海人进工作组非常重要。当时在北京一机部外事局工作的江泽民，因其有在上海工作过的经历，也被临时抽调来做了一名组员，随队进驻上海。

事实证明中央对上海的担心是多余的。上海帮虽然在大上海经营了许多年，但是他们的极左路线根本就不得人心。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的同时，驻沪三军三万余人，受命乘数百辆大卡车，在上海市区游行。军人们齐声高呼“打倒四人帮”，“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天下来，上海市人民的怕心被解除了，“四人帮”的余威被彻底摧毁了，被压抑了多年的上海人民，在复旦、交大、师院等大学学生的带动下，走上街头欢呼打倒“四人帮”。正如邓小平在那个笑话中对江青讲的，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能把“四人帮”批得臭不可闻。上海百姓对中央工作组的欢迎让江泽民受宠若惊。

没过太长时间，工作组不再需要了，江泽民恋恋不舍的回到了北京，继续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这次在中央工作组的经历，握有尚方宝剑的权力感，和人见人求的得意滋味，对江来说就像吸了大麻一样太上瘾了。他决心一定要往上爬，做个人上人。

7﹒押宝

1978年，江泽民押错了宝，没有想到邓小平会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江泽民因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过紧跟形势的激烈批邓言论，而差点被划到“三种人”里面去，仕途受挫。直到1980年才有了转机，这次还是受惠于汪道涵。

1979年，为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策，中央以谷牧为主任成立了两个部委级的委员会，即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汪道涵任副主任之一。1980年8月，汪道涵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这时候江泽民正处于在一机部混不下去的困境，于是汪道涵向谷牧力荐江泽民，说他是有文化的干部，而且是烈士遗孤。于是江泽民峰回路转，升成了进出口和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副部长级。

江在这个任上做的一件事就是主持了对经济特区的评估。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阮铭回忆江泽民说，“我见过他一面。1981年的时候，开一个关于特区工作的一个会议。那时候江泽民是一个进出口办的一个副主任，负责主持这个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许多比较空洞的话，他不支持对特区更大一步的开放，但是他也不敢反对胡耀邦的决定。所以就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给我感觉他比较官僚，善于投机。”

有个熟悉江泽民的干部说，我原以为江泽民像李鹏、林汉雄、邹家华、叶正大等人一样，是已故中共高干的子女，是靠找了父亲的老战友上去的，后来才知道江泽民四处撒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

当时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还很激烈，江泽民见风使舵，忽左忽右，好在最后时刻看出是改革派占上风，而没有押错了宝。

有了一定地位，再往上爬就容易多了。利用江上青的关系，江泽民非常顺利的被任命为张爱萍直接领导的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后来转成部长。北京一机部与江一起工作过的人说，他工作并不太用心，但善于走上层路线。他会利用任何人，抓住任何机会。他经常利用大量的时间去设法认识、看望中央级、部级领导人。江泽民随身揣着一个小本儿，没事儿就掏出来复习，里面记着对他有价值的领导人以及他们七大姑八大姨的生日、爱好等等。他还有一个本事，与现中央领导人和已故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包括后来对他升迁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了重要作用的曾庆红）混得很熟。1989年江泽民初去邓小平家，抢着给小太子党倒水，给邓小平拿拖鞋的丑事至今还是太子党们饭桌上消遣的谈资。

在汪道涵和张爱萍的提携下，于1982年3月，56岁的江泽民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并在同年的中共十二大上成为中央委员。

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的几年间，并无大的建树，倒是传出了不少风闻。国内媒体曾报导过一名市领导出访时去看脱衣舞而遭同伴检举的事。其实，江泽民在八十年代访问美国时，也曾溜到拉斯维加斯的红灯区去看脱衣舞、嫖娼，回来用的是公款报销。当时一般高级领导人还不敢如此出圈儿，可是江泽民有在苏联和克格勃美女鬼混的历史，去美国红灯区嫖个娼在江来说不过尝个鲜而已。

后来，在江泽民手握党政军大权的十几年中，中国的“娼盛”已经远远超过了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江泽民为首的贪官污吏们都有了自己半明半暗的情妇、二奶，脱衣舞已经不再是高官到国外才能欣赏的特权，而是泛滥在全国各地的“先进”文化。中国民谣对江泽民的这一贡献总结说，“男的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女的不卖淫，对不起江泽民”。

江泽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他的野心更大了。这时他已经不会再去巴结一般高官了，而是巴结副总理以及有干政权的中共元老们。电子工业部经常进口一些最新款的国外电子产品，借着这个工作便当，江泽民常常亲自将大彩电等高级进口电器送到高干们家中，名义上却说是让领导们试看、试用以便指教工作。在那些核心层的政治老人们面前，江泽民彻底放下身段，甚至会单腿跪地的帮领导把电视频道调好。

当时部里有些“木头”脑袋的人表示不理解，建议这种事派个秘书去就可以了，部长不必亲自出马。江泽民却表示，“这样有利于向党的先辈们学习。”虽然部里有些明眼人看不上江的这种恶劣作风，但长期被拍马屁的高级领导可没有那么敏感的神经，提起江泽民，他们都称赞“此人工作很踏实”。江泽民凭借这种“雕虫小技”为更上一层官楼打下了基础。

第四章：上海学潮见风使舵　拍足马屁再上层楼（1985——1989）

1﹒左右逢迎主政上海

江泽民似乎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南京当汉奸，却因为转学到上海交大而成功地隐瞒了一部份汉奸历史；他在电子工业部成绩平平，却因为到上海当市长和市委书记，而有了用镇压学潮的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机会；当上总书记之后，江泽民更是不遗余力地经营上海帮以稳固其权力；一遇到像SARS这样的危机，江泽民首先想到的也是躲到上海。

江泽民来到上海的时候是1985年，这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和上海市长汪道涵一起大力推荐的结果。陈和汪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对“红色江山”的考虑，也是为了还江上青一个人情。

江上青曾经是汪道涵的顶头上司。抗战初期，汪道涵担任江上青直接领导的中共安徽嘉山县县委书记，而陈国栋也因为江上青的大力推荐，担任了安徽灵璧县县长。

四十多年后，这两位出身华东系统的中共干部都成了封疆大吏，对假称江上青遗孤的江泽民大加扶持。

从江泽民被推荐的过程不难看出，江爬上高位跟他本人的工作能力并无关系，不过是沾了死人的光且又善于攀爬而已。

上海是好几位具有干政大权的中共大老每年过冬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可以左右党中央的陈云和左右国务院的李先念，这都给了江泽民继续巴结权贵往上爬的可遇不可求的良机。

陈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逃跑，陈云奉命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的工作。中共建政后，陈云曾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出任中共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有与陈云关系密切的干部，几乎都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偏向左倾，因此都可称为保守派。包括后来接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亲家宋任穷、陈云的学生姚依林，华东系统的干部几乎都是陈云的嫡系。这其中还包括陈云的副手，华东地区财经委员会主任，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其他如陈国栋、汪道涵以及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也都曾在陈云手下任职。而李先念更是跟邓小平矛盾重重，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在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等人的较量中，虽说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他一直受到陈云和李先念的制约，双方从没有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身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骨子里是个铁杆的保守派，见到陈、李的时候毕恭毕敬，伺候加奉承，为计划经济唱赞歌，但邓小平方面，江也不敢得罪。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面前，江泽民完全是另一副嘴脸，还是要做一点改革的姿态的。

2﹒初试强权高压

江泽民到上海时正赶上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百姓忽然发现副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在一年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十七。此次物价上涨，被中共称之为物价闯关。这关不但没闯过去，反倒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满和学潮，学生要求政府解决两个问题：一、生活费用增加；二、官员腐败的问题。

当时中央还是胡耀邦主政，胡已经开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江泽民自然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江跑到大学去对一万多名师生发表演讲，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人意料，但是他又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会把价格稳定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学生们当时听信了江的话。

1986年发生了几件事：7月，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后回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提倡民主理念。9月，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十四年后，这个党在大选中获胜，开中华民国政党轮替之先河。不少学生从美国之音中听到了这一消息，同文同种的台湾可以成立反对党，这也令当时受到些民主启蒙的大学生们感到兴奋。

到了年底，在安徽省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科大党委不准许大学生和研究生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直接引发学潮。12月初，中国科大等合肥高校上万名学生先后两次上街示威。消息传至上海，令学潮规模扩大，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学生纷纷上街响应，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并且提出废除专制独裁。其后学潮席卷北京乃至全国。

上海的学生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并且提出了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等要求。江泽民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在12月8日到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整个过程十分富有戏剧性。

江泽民走上讲坛的时候是带着讲稿的，他带上老花镜，摊开一张纸，开始大谈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但是这显然不是学生们感兴趣的东西，台下三千多名学生嘘声一片。江泽民恼怒的抬起头，摆出严厉的姿态盯着学生，看谁不把他放在眼里。学生们照嘘不误。有学生喊道：“你那个东西，我们在报纸和电视上天天看，现在你应该先听我们讲！”还有学生开始喊抗议口号。

江泽民指着那个嘘得最响的学生声色俱厉的说：“你嘘我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叫什么名字？你敢上台来吗？你敢上来讲吗？”

没想到这位学生真的起身到了台上，接过了麦克风，开始侃侃而谈他的民主观点。另外十多个学生也立即跳到台上，和江泽民面对面地站着，准备跟他理论，这个阵势让江的两腿有些发软。这些学生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对游行示威进行公开、公正的报导，要求张贴大字报进行辩论。学生们的发言吸引了下面所有人的注意。

最让江泽民大惊失色的是，他们竟然质问到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江一边尴尬地赔着笑，一边往后退，一直退到讲台边上，并趁着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示意陪他一起去交大的陈至立把每一个上台的学生都用照相机照下来，以便秋后算帐。

学生一阵激动的演讲之后，终于，轮到江泽民说话了，“刚才我一进到校园，就看到你们的大字报，”江尽力堆出一脸笑容说，“你们要求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为了纪念南北战争中阵亡的烈士发表的演讲。现在我想请问你们，谁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篇演说？”

激动的学生们不知道江泽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不说话了。面对学生的沉默，惯于用作秀转移视线的江泽民恢复了自信。他挺了挺肚子，清了清嗓子，开始用英文大声背诵头一天晚上反复记忆的美国宪法的开篇部份，以及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讲。

不可否认，当年处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初期，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江泽民一直背到他不会背的地方才停下来，洋洋得意地问“听懂了吗？我告诉你们，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正当江泽民滔滔不绝的阐述什么民主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时，一位学生高声喊道“我们现在要有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要新闻公开报导！”江泽民收起了挤出来的笑容，色厉内荏地说：“谁阻断交通、破坏生产，就是阻断改革，谁就要负政治责任！”这当然吓不倒学生。任何一个国家的游行示威没有不妨碍交通的，如果以此理由进行限制，当然也就不存在宪法所规定的游行示威的公民权利了。软硬不吃的学生们虽然再没机会拿到麦克风，但依然情绪激动的继续和江泽民对峙。

下午的会见长达三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升温。江谎称有外事活动，离开了会场。因为心慌意乱，急于逃跑，江出门时一头撞在半开的门上，虽然伤口不深，但流了很多血。江顾不上包扎，用手捂着额头急步出门，钻进汽车溜了。江泽民的狼狈逃窜被学生们当作笑话传了很长时间。

贵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居然是亲自打电话给上海交大的党委书记何友声，让他到陈至立那里去取下午发言的学生相片，并叮嘱他一定要找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级。何友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声答应一定照办。

随后江泽民指示，上海交大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除了舞会，不搞学生集体活动。江泽民那个时候就开始用声色犬马的方法转移民众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这一招儿还比较奏效。等到1989年学潮兴起的时候，各地学生游行串联如火如荼，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门来搞通宵舞会，自此以后直到89年北京学生5月13日绝食，上海其他学校大学生都出来游行声援时，上海交大的学生还日日开舞会。直到1989年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交大学生才出来参与了大规模的游行。

在江泽民和交大学生对话的第二天，学生们涌上街头，在人民广场集会后游行到市政府，要求继续与江泽民对话。整个会面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这次江泽民有了经验，事先紧急命令2000名警察在广场待命。在武力的保护下江泽民不再露出笑容，他非常强硬、寸步不让，和前一天判若两人。对话失败，警察强行疏散聚集起来的学生，将最活跃者用大公共汽车拉走，学生们一哄而散。这两天的经验使江泽民尝到了强权的重要和武装镇压的甜头。

报复心极强的江泽民绝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不服从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当众挑战、让他下不来台的学生。那些被陈至立拍下照片的学生不是同一年级的，毕业时间不同，当时中国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身为市长的江泽民竟然有精力一直追踪那些学生的毕业分配情况，直到他们一个不落的都被分配到穷苦边远地区才算完。

3﹒雪夜送蛋糕，暗中倒胡

政坛上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对下级对民众越狠的人越是巴结上级。其实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表现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掌握更大的权力、控制更广的地盘。

做为上海市的市长有着得天独厚的上爬优势，就是中共党内大老中的几个重量级人物都喜欢到上海休养。江泽民要上北京觐见这些人，求爷爷告奶奶也不容易见上一面，这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江又怎肯放过。和报复交大学生一样，江泽民溜须拍马也尤为用心专注，把几个重量级大老侍候得迷迷糊糊的。

没政绩升官的人都是踩着别人上去的，江泽民更是如此。

学潮落幕了，邓小平在1986年12月30日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其中说：“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江泽民第二天就读到了邓小平的讲话，他明白胡耀邦的改革理念与党内保守势力格格不入，陈云、李先念等人早就欲除去胡耀邦而后快，而胡之所以在台上是有邓小平这把大伞遮阳。如今邓小平公开宣示对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不满，中央倒胡的气味愈来愈浓。

对邓小平的讲话，江泽民如获至宝，他认为在此关头表白自己和中央保持完全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但苦于没有机会和邓小平等中共大老们对上话。

刚好就在这年冬季，国家主席李先念又来上海，住在宾馆里。一天晚上李召见了江泽民，并且一起吃了饭，席间无意中提到那天过生日。虽说江泽民当上海市长两年后，上海人就发生了“菜篮子”危机，可中央几位大老们的生日江都牢记心中。江泽民边吃心里边纳闷，李先念的生日他背得滚瓜烂熟的，明明是“1909年6月23日”，怎么在冬天过起生日来了。

当时中国还没有“包二奶”这个词汇，但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中所记载的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却非常普遍。有人说彭德怀被打倒并不是因为大跃进的问题，而是他反对“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公开讲“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嘛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中央一级的高干几乎人人如此，李先念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上海有个小老婆，是护士出身，不但对李体贴周到，还为李生了个儿子。

江泽民明白了，原来不是李先念的小老婆过生日就是小儿子过生日。江泽民当然知道这份礼非送不可，谁都知道“枕边风”最硬，尤其是“偏门风”更硬。江泽民本来是为了胡耀邦那事来的，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件事。他压住自己的懊恼情绪，边吃饭边小心翼翼地打探李先念对胡耀邦的看法，当他听明白李的态度后，马上态度诚恳地表示李老的话使自己终生受益，自己坚决按照李老的指示办。李先念大悦。饭后江泽民不敢久留，因为还有一件“天大的事”没有办。

当司机送江回家后，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办，江说没有了，让他回家。望着车子渐远，江料定司机不会再看到他，连家门也没进，立即偷偷出去买了一个大蛋糕。虽然天色不早，江还是毫不犹豫，未带任何人，自己坐计程车再次去宾馆。这时李先念正在接见别人，警卫看见江又来了，好心叫他进去，江摇摇头，恭立在门口。不巧的是那天天气寒冷还飘着雪花，而江泽民历来车接车送，第一次去只穿了一件薄大衣，而第二次没想到会在外面站那么久，所以冻得哆哆嗦嗦。警卫看江冻成这样子，多次叫他进去，江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江知道这样更能讨得李先念和他的小妾对自己的好感。手提着蛋糕的江站了整整四个小时，被接见的人还是没走，江后来在警卫的多次劝说下，只好把蛋糕留下，失望地回去了。

李先念的访客走后，警卫把蛋糕送进去并说江在外面恭恭敬敬站了数小时之久。李先念一时感动得不行，连声说：“小江不错，现在这种人很少啦！”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写道：“江对李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的确如此，谣言的传播是由于民众当时不了解中共大老们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也不明白江泽民的真正用意。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付出最终使江泽民在“六四”前夕得到了最大的回报，江后来替代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将在下一章细表。

4﹒胡耀邦下台

据在场的人回忆说，在1987年1月16日，由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王震等人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被迫辞职。实际上与其说是辞职，倒不如说是撤职。在会上胡耀邦听到逼他下台时，当时呆住了，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次会上胡几十年的朋友也发了言，局势已经明朗了。胡耀邦为了维护所谓党的团结，违心地做了一次让他一直后悔到死的检讨。最后胡耀邦说了十个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散会后胡耀邦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掩饰地大哭起来。他痛心的是为何几十年推心置腹的朋友也能在此刻落井下石。

共产党不需要胡耀邦这样的人，“做人”是没有用的，谁为老百姓说话，必然就会对专制权力造成威胁。彭德怀、胡耀邦以及后来的赵紫阳都是明证。而逢迎拍马、两面三刀、镇压民众毫不手软的江泽民是共产党最需要的，因此江渐渐的成了党内大老们注意的对象。

1987年10月，和江泽民闹得不可开交的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终于走了。芮杏文可以说是铁杆的改革派，和赵紫阳关系非常密切。长期以来，紧跟保守派大老的江泽民对于芮杏文非常排斥，江在上海结帮搭伙形成的“上海帮”也处处与芮杏文作对，使其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摆平这种矛盾，赵紫阳任命芮杏文到中央去做书记处书记，连一届市委书记都没有做满。

5﹒妒忌朱镕基

江泽民虽然拉帮结伙占据上海地盘，但他当上海市长的两年中市民们叫苦连天。在1986年，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全国人民面对日益丰富的市场供应眉开眼笑时，上海人民许多东西还要凭票购买。

原来，1986年广东省长叶选平上缴国税是2.5亿人民币，而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了自己的政绩却上缴了125亿人民币，是叶选平上缴的50倍。仅仅两年，江泽民就把上海人民拖入到需要解决“菜篮子问题”的困境。

不管江泽民对党内大老们的马屁拍得如何山响，江泽民整了这一大堆烂摊子却是摆在邓小平面前的现实。邓不得不紧急派“经济沙皇”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给江收拾残局，让江泽民转任市委书记，只需耍嘴不用管实事。中共当时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还是一言九鼎的。但不管把上海搞得怎样糟糕，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善走上层路线的江泽民还是从中央委员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到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朱镕基既不是太子党，也不是烈士“遗孤”，在党内远远没有江泽民人脉广泛，更何况他还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当了右派，被下放劳改，一耽误就是二十年。可以说朱镕基的升迁跟他的才干和个人魅力有很大关系。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身穿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出现在800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按照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可以做不超过十分钟的施政演说，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前面的人都讲了不到十五分钟即告结束，而朱镕基一上台开口就得了满堂彩。整个会场中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活跃而热烈。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看到朱镕基如此受欢迎，心里就像爆炸了一样，表情十分尴尬。

在那种场合下，江泽民只能竭力掩盖、强装笑脸。别人鼓掌时，他勉强地跟着拍两下手，别人哄堂大笑时，他咧咧嘴做出笑的样子，表情比哭好看不了多少。平时一点小事江泽民都容不下别人，更不用说朱镕基在如此多的人面前风头十足，江泽民对朱镕基的嫉妒从这个时候就深深种下了。

朱镕基到上海后抓了不少小事，比如坚持阅读群众来信并做亲笔复信等；同时他也抓了几件大事，比如和兄弟省市的关系、“菜篮子工程”、交通问题和上海的市政建设。朱镕基曾经亲自到黄浦江上游解决污染问题，使上海人日常饮用水的质量得到改善。这一系列的成功使朱镕基大获人心。

在这些方面江泽民比不了，就避免提，省得给朱加分。那些在江泽民当市长期间舒舒服服过日子的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到了朱镕基这可得真干事。朱镕基相貌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拉下脸来就更令人生畏。朱的脾气又特别急，训斥起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可以让他们当众下不来台。这些人就跑到江泽民那里去哭诉和告状。江泽民趁机严厉训斥朱镕基搞不团结，个人主义膨胀，弄得朱不得不忍气吞声再去和局级干部们做自我批评。

1991年4月，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一次，邓特意指着朱镕基对江泽民说：“我不懂经济，他懂！”其真意是：“你不懂经济，他懂！”江泽民听后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却又不敢和邓顶撞，暗中对朱镕基却更加妒恨了。1992年朱镕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1998年，朱镕基担任了中国第五任总理。那时不学无术的江泽民已经担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多年了。

6﹒媒体阵地要死守

虽说江泽民正事做不了，但吹的功夫却是一流。

江泽民早年跟着汉奸父亲做日伪宣传工作的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媒体的力量。所以在上海他把重点放在舆论宣传上，宣传部门也要挑选自己的嫡系人马。

在上海发行的有很多都是全国性媒体，无论对江泽民是表扬还是批评，最终都很可能会被中央的大老们看到。从他当市长开始，江泽民就对媒体报导的内容异乎寻常地关注，有时甚至让媒体工作者觉得他是个偏执狂。“六四”前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在外人看来是个偶然，但是对于江来说实在是一种自然反应。

举例来说，江泽民在一次记者会得意表演中，使用英文词汇“Faces”代表中文“面貌”一词，当《解放日报》第二天负责地将“Faces”用“面貌”代替以便使老百姓人人看得懂时，江泽民却大发脾气。因为他本想炫耀他的英文，虽然用得不太确切，谁知道却被媒体把这个机会一笔勾销了。为此江泽民事后特意命令他的私人秘书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这位秘书教训那名记者：“你还是写三个Face吧，这更符合江市长的意思。”

从1986年开始，江泽民代替市委宣传部和市里所有主要媒体的高级编辑开会。历任市长从无此先例，不过这却成了江的一个例行的主要工作。同年10月，黄浦江边的一栋政府大楼发生火灾，威胁到相邻的上百户居民的房屋。后来大火虽然灭了，但因为灭火而大量用水却造成市区许多旧水管炸裂，南京路上都淌满了溢出的自来水。上海电视台两次奔赴事故现场，连续关注这一灾难。江认为这些关注民众焦点的直言不讳的报道使他这个市长面子上难堪，因而非常生气，在一周后的防火会议上，他责怪宣传部说：“像这样的报导不应该只是提醒人们，应该让人们了解上海基础设施的问题，并且看到问题正在逐步改进。”

还有一次是1987年5月4日，江泽民和地方人民代表开会，他得知上海新客站附近的一个水管往街道上漏水，将近一年也无人理会。有位代表几次给闸北区政府写信，总是得到同样的回复：“问题正由有关单位解决。”

江泽民喜欢做秀尽人皆知，他一共主抓了三个项目，空港、码头，还有就是火车站，因为这些地方是脸面所在。新客站漏水不仅仅影响上海的脸面，更会影响江泽民的脸面，于是他找到地方供水局，向他们叫喊：“找个人把那个水管修了！”据说水管当天便修好了。

几个星期后，《解放日报》记者许锦根向人大代表询问有关解决水管爆裂问题的进展，结果得知江泽民亲自处理这桩小事。许锦根认为市长实在不该事必躬亲，于是便写了篇文章，叫做“事必躬亲的另一面”，发表在198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对江泽民只顾及个人做秀却忽略全局、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做法提出尖刻批评道：“领导干部参与每一件小事是非常不正常的，这只会在下级干部中间造成依赖和拖延的作风。”

江泽民看到这篇文章后怒火中烧。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他的名，但矛头毫无疑问就是指向上海的最高市领导人。文章结尾的影射简直让他暴跳如雷，其中说：“全国一些报纸不断载文，表彰某些市长解决出租收费过高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还要物价局局长或者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干什么呢？”

在全国最权威的党报头版被人公开取笑，这还了得！江泽民在7月10日特别召开由上海宣传机构所有党政官员参加的特别会议。江用拳头狠狠地砸着桌子说：“许锦根一点儿也不知道管理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这个作家真的认为自己了不起，我认为他应该多走出办公室到处看一看！”与会的《解放日报》编辑们垂着头，满脸不自在。结果这次会议演变成责骂许锦根和其上级领导的讲坛。这还不算，江泽民随后对有关媒体进行整顿，一大批说实话的总编、领导被撤换掉。从此以后，上海媒体再也不敢点评江泽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