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5年6月10日】（接前文）

第九章：小平去世乔石下台　飞扬跋扈唯我独裁（1997）

1﹒邓小平去世

1997年是中共高层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1993年12月，邓小平在上海杨浦大桥亮相，接着在农历除夕出现在电视上，这是邓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邓小平衰老的神情不但令香港股市立即一泻千里，而且令中共党内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也神经绷紧。

江并不能随意见到邓小平，有事都由邓办通知，所以邓这次亮相让江泽民感到快熬出头了，头上的紧箍咒已经松动。江泽民和曾庆红常常研究如何进一步站稳脚跟，他们发现，只是安排自己人马抢夺地盘还不够，还要全方位收买人心。在随后的几年里，江泽民用各种腐败方法拉帮结派换取高官们的忠心。江泽民发现腐败还有一妙用，不效忠自己的就采用“反腐败”的办法清除，这种办法在江泽民后来打击政敌时被派上大用场。

不过，只要邓小平还活着，江泽民就心存顾忌。1996年12月，多年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邓小平，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两个月过去了，令江失望的是邓小平还是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江泽民焦急的是如果邓拖拖拉拉不走，弄不好病情又有了转机。等待的日子对江泽民来说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折磨。

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病逝。

江泽民的人马迅即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声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能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坚持下去。

在邓小平遗体告别仪式上，为了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江泽民发言时还是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悲切。为增强效果，江泽民特意挤出了眼泪。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真实的心态是怎么回事。那张江泽民抹眼泪的图片，到今天还时不时地被人拿出来当笑料。

追悼会结束两天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体指战员被要求学习江泽民所致的悼词，军官们被要求“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词句出现达九次之多。

2﹒忌恨乔石

这时被江泽民曾庆红搞下台的杨尚昆已经九十一岁了——但他还活着；其弟杨白冰虽然失去军权但并不等于没有兵权。这都使江泽民心中不安。但事情总得一步一步地来，江泽民感觉当务之急是搞掉乔石。

乔石1924年12月生于上海，十六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过上海学生运动。1945至1949年任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上海地下党新市区委副书记和上海市北一区学委书记。而那段时间，江泽民还正处于彷徨不可终日当中。中共建政后乔石从基层做起，1982年成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来历任中办主任、中组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纪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1993年至1998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党内象他这样从学运到工业系统，从对外联络到主管组织、情报、纪律，最后进入最高决策层的人，别说长期身处下位的江泽民，即使李鹏这些货真价实的烈士子弟，甚至连老一代的杨尚昆、薄一波等都无法相比。

显然，论资历、才干，江泽民无法把自己和乔石并列。凭着江的察言观色，他来到北京后很快发现，乔石是两派元老邓小平和陈云都非常看好的人选。中央机关的人们也常常说乔石是凭真本事上来的，这让江泽民认为是故意在暗示他江某人的无能，心里不由对乔石充满忌恨。其实乔石在1985年就与胡启立一起被党内大老们内定为接班人，他稳健踏实和敏锐果敢的特点得到了元老们的赏识。“六四”时，邓小平对总书记赵紫阳失望之余，考虑接替的人选里就有乔石。

江知道自己的地位远不如乔石。乔石背后是彭真、万里的政法系统、人大委员会。更让江泽民难以下咽的是，乔石的口碑和内外形象很好。乔在选入高层之初，被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元老同时看中，十三大被内定为政治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以316票高票当选政治局委员，只差一票便获得全票──因为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没有投他。

北京圈子里有“江落石出”的说法，表明人们希望江泽民下台、让乔石上来的愿望，这让江泽民想起来就恼火。在杨家兄弟倒台之前，江泽民每天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所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很清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提拔，不如说是老家伙们妥协的结果。邓小平虽然同意，但犹犹豫豫，几次要把他撤下来。真正欣赏自己的李先念也不是因为他政绩高，而是他把李侍候得好。

江泽民望着桌上的那张1989年6月21日拍下的照片，那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提上来的六个常委合影，江泽民、李鹏，乔石，宋平、李瑞环，姚依林，中间则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邓的意图非常明显，杨尚昆是邓小平意图的执行者，而江泽民不过是吃烤鸭时旁边的那盘小红萝卜，有没有都无关大局。

现在，执行邓小平意图的杨家将被搞下去了，邓也过世了，这让江的胆子壮了起来。他认为，邓小平去世以后，自己职位最高，大家应该向“核心”靠拢才对；而乔石似乎不买自己的账，看见不对的该指责还指责，该批评还批评。这让江泽民胃里好象老有个消化不了的东西，愤恨不已。

江泽民从上海发迹，当上海市委书记时搞的那个“上海帮”早就臭名在外。江有了党政军大权后更是见缝插针安插“上海帮”。为此，邓小平不止一次提出批评，乔石也在政治局提出选拔干部要讲五湖四海，虽然乔石没有点名，但在座的人都把眼光扫向江泽民。

邓去世后一个月，《德国商报》采访了乔石，曾庆红马上找人翻译成中文后送给江泽民。曾庆红神秘地说：“乔石同志除了继续谈法制和人大外，还对这个德国记者强调了一件事”，他故意停了一下，看到江有些发急时才继续，“他说，主要还是要‘反左’。”江泽民惊愕地重复了一句“反左？”他不由地想起邓小平南巡时自己差点下台的险情。

1995年3月9日，乔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经济立法是各项立法的重点，应在一年内完成。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也呼应说，人大代表应有选择候选人的权力，政府新政策应向人民公开说明。乔石还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呼吁：一切国家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要从制度上着手，切实加强廉政建设，最根本要靠法制。乔石的句句讲话都让江耿耿于怀。

邓小平去世、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倒台后，江泽民心头的大石落了地。乔石坚持法制的主张就成了江泽民心中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打发乔石在十五大退休，成为江的下一步棋。

于是江泽民再一次与薄一波做了交易。薄答应向乔石施压，要乔石退休；江则抱歉说自己对薄的儿子薄熙来“关照”得还远远不够。

1997年4月26日，彭真去世。江泽民认为彭真是乔石的最大政治靠山。1966年连毛泽东都对彭真无可奈何。不好对付的彭真一走，江泽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3﹒御用文人

在江泽民使用的三个御用文人滕文生、王沪宁和刘吉中，滕文生是和江关系最远的一个，王沪宁是江最崇拜的一个，刘吉是私交最好的一个。江泽民做秀的东西，大多就是从这三个人中搬来的。

“中南海第一笔”滕文生

滕文生1940年10月出生于湖南常宁，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员、理论组组长、副主任，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1989年起滕文生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被江泽民提拔当了主任，是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后来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就是滕文生主笔的。

滕文生1980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专门收集各种开明人士的材料，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就是因为这些材料而被开除党籍。1987年9月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撤销了这个研究室。

北京消息来源说，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滕文生向江泽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风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权力给予某一亲信，而是让二三个高级幕僚在内部相互斗争，最后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滕文生对江泽民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三讲”之一的“讲政治”。

“三个代表”的原作者王沪宁

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的王沪宁，199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很熟悉，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很崇拜，对他的著作非常着迷。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初次见面的总书记江泽民竟一开始就大段地背诵王沪宁著作的原文，让王大吃一惊。

江泽民热衷于背诵别人的东西，一来是因为自己没东西，公开做秀时经常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怎么答；二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江泽民以为可以抬高自己而执意要塞进党章和宪法里的“三个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沪宁。江泽民还时不时地背诵一段别人的东西，甚至古诗和外国经典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成为国人的笑谈。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于曾庆红的力荐。而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江泽民政治顾问的想法。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王沪宁调入中南海后，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可见江的亲信曾庆红和吴邦国对江的无能着急到了何种地步。

王沪宁进京不久，就为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

王沪宁最大的“贡献”是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为江泽民拒绝下台的“护身符”，并把此理论作为自己的“创造性论述”塞进党章和宪法。王沪宁曾是主席特别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为中央委员。但在江失势后，据透露，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先提出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对方表示不欢迎，王又要求到高级党校当副校长，又被婉拒。而江泽民则恼怒他泄露了“三个代表”真实作者的秘密，让自己没有了成就。

叫王冶坪“嫂子”的刘吉

江泽民身边虽然政治吹鼓手不止刘吉一个，但即使“大内总管”曾庆红、“政治化妆师”王沪宁等人，在江泽民面前也从不敢象刘吉那样举止随便，更不敢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随时闯进江府。

刘吉1935年10月出生，安徽省安庆市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虽然毕业于理工科，但刘吉热衷研究的却是“领导学”。在江泽民主政上海期间，刘吉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陈至立的下级。1993年他被调到北京，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吉的理论功底主要发挥在“明主论”，试图在党内为江泽民包装开明形象，以及把“核心论”和“新权威论”变成主流意见，让江开始借权施威、借威扩权。

江把王沪宁的理论背诵下来就变成了江的理论。不过江泽民不能把“明主论”背下来，因为这是让亲信给自己脸上贴金用的。但刘吉能够指导江泽民如何提高权斗“艺术”，这一点对江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江泽民与刘吉有过几次促膝长谈，把刘吉奉为“国师”。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刘吉出入江府从不用事先通报，负责江府内勤的警卫人员从不敢挡驾。在上海工作时，刘吉从未称呼过江泽民的职务，总是“泽民同志”长、“泽民同志”短。到北京后，“泽民同志”改成了“总书记”，但在江泽民家里，对王冶坪仍然以“嫂子”相称。

据称，刘吉调北京后，一般在上海驻京办事处用餐，想换换口味时便驱车直驶江府。王冶坪兴致好时便亲自下厨，烹饪几样刘吉喜欢的江南菜。即使王冶坪本人无暇顾及，身边工作人员也早已习惯刘吉这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特权，随时为他打点用饭。

但后来刘吉公开表态支持一些改革派知识份子，江泽民在执政后期就开始疏远他，刘吉最后从社科院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4﹒香港回归

1984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当时中国政坛上最耀眼、最具改革意识的总理赵紫阳签署了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协定。法新社1984年12月19日曾拍摄到赵紫阳陪同撒切尔走过红地毯的图片。然而，一心只想别人吹捧自己的江泽民不能容忍赵紫阳拥有这份功劳，也不能容忍民众了解这个真相。在中共后来的宣传中，见证历史的这张照片里的赵紫阳却被模糊处理或干脆剪掉了。其实回顾中共起家的这80年，这类事情屡见不鲜。

五月份，香港主权移交前，北京政坛为十五大人选吵翻了天。江泽民让宣传部门大造舆论，把全中国老百姓的注意力集中到香港回归上来。

乔石在一次会议上说，香港回归虽然是大事，但是毕竟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收回是理所当然，所以参加回归的代表团应淡化共产党的色彩，不要给人共产党在收回的印象，而是要突出政府和人大的角色。言外之意就是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应该留在北京，政协主席李瑞环对此看法深表赞同。对此，江泽民气得全身发抖。

香港回归大典万众瞩目，是千载难逢的历史盛事。江泽民此时不去做秀，还等何时？况且这次做秀对十五大人事安排将有很大影响。所以江泽民坚持出席，绝不让步。

此时，秘书处来人报告说，赵紫阳也希望参加回归大典，以实现1984年12月和撒切尔夫人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时许下的心愿。“添乱！”江泽民捶了一下桌子，命令秘书立即通知罗干，加强对富强胡同的监视，严防有人借这事把赵抬出来。

丁关根转来中央电视台的请示函，问九七专题片，如何处理“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画面。曾庆红出了主意，淡化赵紫阳角色，主要宣传邓小平，但不要痕迹太明显，以免授人以柄。

1997年6月30日，江泽民抵达香港，一路上精神亢奋。在“老人中心”，他和上海老年人用上海话谈论麻将的技巧；在购物场所，他又用半扬州普通话半广东话同周围事先安排好的欢迎人群打招呼、搞笑，“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他还特意选中一个小姑娘谈了几句交底话，江告诉她，他虽然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其实，讲不好、现学现卖也要讲，“人来疯”式的哗众取宠正是江的本色。

香港人早已看惯英国绅士的风度、英国王室的优雅举止，以及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彬彬有礼的微笑，看到顶着国家主席头衔的江如此疯颠、轻贱自己，香港市民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6月30日驻港部队进驻香港欢送大会在深圳举行，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向即将启程的部队官兵发表讲话。次日凌晨，大雨倾盆，部队在低沉的黑云下开入香港。

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举行。6月30日23时42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中方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英方查尔斯王子、首相布莱尔、外交大臣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一行，同时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主礼台。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的两个主角只有英国首相萨切尔到场，而另一位主角赵紫阳正被交接仪式中大出风头的江泽民软禁在北京的家里，只不过站岗的军人多加了几个而已。

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

当日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成为香港回归的焦点新闻人物的江泽民以国家主席身份发表讲话，重申赵紫阳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的话：“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

话音未落，香港的天就变成红色。香港特首必须由北京当局指定，港府的政策必须在中央的首肯下方能实施，港府开始按照北京眼色行事，钳制民众的言论自由。没出几年，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被迫向中共伸手要钱，曾经高度繁荣和自由的东方之珠，变得黯然失色，民怨遍地。2003年，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江泽民授意下试图通过“23条”立法，更导致香港百万人上街大游行。

97年的香港回归，让江泽民做足了秀，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事实上，江抢赵紫阳的风头去作戏，是江遇到好事往前猛冲，遇到坏事使劲往后缩的典型性格使然。

5﹒第二次访美

1997年7月8日，北约正式决定接纳原华约成员国。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自由社会继续向东方推进。

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开始了对美国的第二次访问。在出访前，江十分担心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批评。在江上台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人权持续恶化，异见人士被大量投入监狱，民主的氛围比起“六四”以前大幅度倒退。为了平息美国的指责，江泽民耍了个花招儿，在出发的前一天，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同时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

如果有人以此认为江泽民打算尊重人权，那就大错特错了。既然江连宪法中规定的信仰自由和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随意践踏，一个国际公约又怎么能捆住这个独裁者的手脚？江泽民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直接否定了新华社的报导。他在接受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访问时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江泽民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处处凸显他的独裁本性。当时在白宫附近的Lafayette公园有两千多名示威者抗议江泽民来访，这其中包括民主人士、西藏人、内蒙古人、台湾人、工会领导人、反童工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他们指责中共“侵害人权”。江泽民故作有风度地说：“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入耳朵里……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江泽民将抗议说成杂音，说明他从来不曾认真了解民众为什么抗议，也不在意他们说什么。江泽民也决不允许在国内出现对他的抗议，以至于他对“表达不同观点”都需要到美国来才能有“切身体会”。

他到波士顿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再次展现其独裁者的真实面目。当一位《新闻周刊》的记者问江泽民对于演讲大厅外的抗议之声做何反应时，江泽民说：“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然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除了霸道独裁，江泽民没有一丝关心百姓呼声的诚意。

与江泽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大概是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在北大的回答了。当时一个学生问克林顿：“江泽民主席作为客人访问哈佛大学时，竟然遭遇示威抗议，今天您在这里做客，如果也允许向您示威抗议，您会做何感想呢？”克林顿回答说：“我会与示威者见面，听取意见，实际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议。”

克林顿不用作戏，在这简单的一句一答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众与最高权力者在专制体制和自由社会下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思维。

6﹒人质外交

江泽民回国后，做了一个讨好克林顿的举动--释放民主人士魏京生。

魏京生出身于高干家庭，当年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了批评邓小平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邓会成为一个独裁者，结果被捕入狱，1979年被控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魏京生先在死牢里待了八个月，后来又被单独囚禁了近五年。他在条件艰苦的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接受狱卒和其他犯人的折磨，直到1993年被第一次释放。

199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中共谈判之前，主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

北京在1993年提前释放魏京生本来是为了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塑造一个民主开明的国际形象。如今夏塔克约见魏京生，让江泽民妒忌心骤起，江大发雷霆，很快将魏第二次逮捕，并处以14年重刑。北京申奥最后因为北韩反目而以一票之差功亏一篑。

美国知道魏的遭遇与那次会见有关，因此对魏怀有歉意和道义上的责任，在随后与北京打交道时，美方屡屡要求释放魏京生。1997年的这次克江会谈更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但不管怎样，外国人多少上了些当，以为江是个开明的人。自此以后，江泽民对无耻绑架中国人的“人质外交”更加乐此不疲。1998年，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即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流放到美国。

但在江泽民的监狱里，政治犯的数量并没有因为释放了一些著名人物而减少。恰恰相反，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提交给中共的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越来越长。每到中共在国际上谋求某种利益时，就会释放几个中国人以示开明，但随即就会抓起更多的中国人作为和西方社会谈判的筹码。

这种热衷于把自己人抓起来当人质要挟其他国家的做法，江泽民算是中共第一个。不许中国百姓有言论自由，对敢言的中国人实施流放海外的迫害，中共不仅不反省自躬、引以为耻，反而以此来标榜中共治下的人权，显示独裁者的“开明”，欺骗取悦自由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怪现象了。

7﹒乔石引退

十五大人事安排，在香港回归之后仍然没有明确。其中最不明确的，是乔石退不退的问题。89岁的薄一波哆嗦着行走不便的双腿去告诉乔石，十五大将重新规定留任年限，以70岁为死线劝退了乔石，而71岁的江泽民却仍留在了“核心”的位置上。

乔石答应退休，而且是全退，这完全出乎江泽民、曾庆红等人的意料，因为这事要搁在他们身上，玩命也不能答应。乔石的全退给江的十五大人事安排铺平了道路，此届光新任的中央委员就高达56％，他们都是通过总书记及其亲信考查、核准的。

江泽民还有一块心病就是自己没摸过枪，军队里没有人脉，再怎么提拔将军也没有邓小平给他安排的军事摄政杨尚昆、刘华清、张震他们的根子硬，人家那是拼出来的感情。薄一波出主意说：党指挥枪，那政治局常委会里有军人就不合适了。老规矩该改的还是要改。从十五大开始，军人被挡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外，这又为江泽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江泽民欣喜万分，头上没了婆婆，心上又拔掉了钉子，他感觉自己终于当了个名符其实的“核心”。

乔石临退前，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让尉健行当中纪委书记，另一个是田纪云保持人大副委员长职务，江一口答应，对他来说，这个交易便宜得很。

然而，乔石走得并不简单。临退前，他公开透露了一个消息：胡锦涛为第四代核心，是邓小平和老一辈革命家、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所作的战略安排。过程中，也征求、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形成了组织上的决议。

乔石、李瑞环和万里等人，在不同场合不约而同地公开了当年邓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确立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政治局是有通过的，是合法的。显然，他们爆出这一内幕的目的，就是向党内昭示这一合法性，并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这个决议的做法，都是非法的。

如果江泽民要废黜胡锦涛，就等于是背叛邓小平的旨意。江泽民不敢不高举邓小平的旗帜。因此乔、李、万等于把邓小平当成规定江泽民下台的定时炸弹。显然，乔石的讲话令江泽民极不高兴，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等中央各有关部门禁止以内部文件形式刊载这一讲话。同一时间，乔石批评了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乔石在退休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却使得江泽民只能在邓小平所建立的游戏规则下运转。江泽民虽然以70岁为借口逼退乔石，但乔石也提出建立一套“七十而退”的规则，要求江泽民再任一届就把权力移交给胡锦涛。

五年之后，江泽民不得不面对这个规则带来的下台压力。贪恋权势的江泽民坑了乔石一把，但最终自己也尝到了苦果。

第十章：穷奢极欲腐败治军　声色犬马长城尽毁（1998）

江泽民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军中毫无威望。老军头们大都有过厮杀疆场的资历，况且手里握着的都是江泽民最缺乏的硬家伙──军中的人脉。毛、邓都曾统领大军，军人们心服口服，偏偏江泽民不但没有政治资本，就是在军中也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甚至连枪都没摸过。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制度下，执政党要通过民主选举才能组成政府，社会上的不同声音是为了监督执政党正确行使权力的，国家搞得不好，领导人就可能面临被弹劾、甚至下台的危险。

在那些国家里，军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是只属于国家。军队以维护人民利益和保卫领土完整为天职，因而政党之间的争斗，乃至任何党派内部的斗争并不牵扯军队。不论是哪一党派当选，军队都必须效忠于国家，根据宪法规定服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调遣。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尽管党派之争惊心动魄，但国家政局却能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中国的军队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实际上只有党的军队，而没有国家的军队，军队成了谋取一党私利的工具。中共一直讲“支部建在连队上”，毛泽东早就提出所谓“党指挥枪”的理论。党内的政治斗争胜负，首先取决于谁掌握军权。不把军权完全握在手里，实际上就等于把政治前途交给了别人，这让江泽民无论如何心里都不踏实。

不过江泽民有自己的手段。

1﹒加官晋爵收买人心

在军队里，晋升是件大事情，它代表着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荣业绩。

在毛时代，被封元帅封将军的人都是出生入死、功勋显赫的。被晋升者非常珍惜和自豪。在和平时代，军人们都知道，除非实力、表现特别突出的，要想晋升成将军绝非易事。然而自从江泽民上台以来，拍马屁成了军队里的晋升捷径。张万年、郭伯雄、由喜贵的提升典故，在军队中广为流传。最典型的是47军的少将军长郭伯雄，在掌党政军三权的江泽民午睡时，因亲自给江站岗而站出了一个军委副主席！

自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以来，中央军委共授予96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警衔。除1988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世时授予17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外，江泽民从1993年至2004年光上将军衔警衔就送出79个，至于送出的少将、中将更是如同游戏，数以百计。

1993年6月7日授予6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1994年6月8日，江泽民一口气册封19名上将。

1996年1月23日，江泽民一时高兴，对旁边人说，今天，我们来封它几位上将，高兴高兴，怎么样？左右趋炎附势，答复当然是再好不过。于是江即时就封了4位。二炮政委隋永举就是在这一天从中将爬上了上将。

1997年10月24日江泽民一天提升了152名将军。高干子弟和有裙带关系的更成了江泽民拉拢的对象，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四人帮”垮台后才去参军，不过当了十几年的兵，一升就是海军中将副司令。到1997年江泽民就一手册封了各级将军530名。

1998年3月27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10位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1999年9月29日晋升2位上将军衔，2000年6月21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16位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

2002年6月2日晋升7位上将，当军队老干部从电视转播中看到江泽民单用一只手颁发命令状时，气愤地说：“江泽民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也太不严肃了。”

2004年6月20日，在江泽民快下台时，又授予15位军官上将军衔警衔，其中包括他的亲信由喜贵。

那些被册封的人并没有把这看成荣誉，他们心里明白，这样的加官晋爵绝不是论功行赏，而纯粹是收买人心。所以他们在册封仪式上非常不严肃，根本没当回事。

过去的老将都是凭本事提升的，有很高的威望，下达军令，无人不从。现在五花八门用什么路子上去的都有，他们互相之间不服气、打小报告，有任务时互设障碍、不予配合，妒忌、拆台。这样的人品能带出什么样的军队来呢？这样的军队有多现代化的武器都不会打赢仗的。

2﹒纵容走私贪污

军队经商，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当初的目的是为了补贴军用，中共高层对此一直乐观其成，称赞为“以军养军”。一些军队元老如杨尚昆、王震等还经常为军队企业题词，以示鼓励。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为了控制军权，就充分利用这个空子和手中职权，向军人大许甜头，放纵军队大肆经商，纵容军队腐败，以收买人心。江泽民想的是这些人在中饱私囊、贪得无厌时依赖自己，对自己感恩戴德，但问题却由此而一发不可收，军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腐败，东南沿海军队走私比海盗还猖狂，北方军队走私比响马还厉害。

朱镕基在一次“反走私”会上讲：光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人，打伤2200多人。他们还动用军方气象台来服务，冒用总理签字，随便盖上军委副主席大印就冒领20亿，事情到江泽民那里就被压下了，军队的这些行为真使海盗、响马、地方贪官皆望尘莫及。

1998年7月26日，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一艘四千吨运输舰，对四艘来自北欧的装满七万吨成品油的走私油轮，进行保驾护航。

无巧不成书。行经一百零四年前甲午海战邓世昌为国捐躯的海域时，撞着了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来的十二艘缉私炮艇。缉私艇向海军喊话，要求海军配合其执行公务，也就是搜查。海军回答，除非有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的命令，否则你们不可造次！

双方对峙了约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为走私油轮护航的海军紧急向岸上领导请示，上司不敢作主，又向北京军队高层请示。命令很简单，也很干脆，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给我打，打他个稀巴烂！”

于是，海军一艘炮舰迅速对准海关和公安的指挥艇，发射了数发机关炮。几乎同时，海军的运输舰和其它三艘炮舰，开足马力，撞向缉私艇。整个战斗，历时五十九分钟。此次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就那么巧，公安和海关缉私人员阵亡的十三个冤魂当中，有一位姓邓的，正是邓世昌的嫡玄孙。事过之后，不了了之，没有人受到任何处罚。

199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开会，朱镕基证实统战部走私汽车一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23.2亿元人民币。军队走私，是走私队伍中的大户。1998年9月全国走私工作会议上，朱镕基讲：近年每年走私8000亿，军方是大户，至少5000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一计，便是1600亿，全未补贴军用，八成以上进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

军中走私物品无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据BBC2001年3月28日消息，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他们每年向菲律宾提供价值约12亿美元的“冰毒”。戈莱日希望中国能够制止毒品运送到菲律宾。他说，若中国毒品走私减少50%，菲律宾的毒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后来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多次派代表去北京协商这个问题，抗议江泽民领导下的军队依然在走私毒品。

军队走私，只是军官们发财的一条捷径；而另一条捷径，就是借军队经商，乘机大捞特捞。

南京军区下面有一个火箭炮营，该营有一名上尉成立了一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一个小小的上尉就贪污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一人九幢豪华别墅分别建于全国名胜之地，一人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经济实体资金买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从意大利进口私人住宅装饰值12万美元；二炮副司令，安排家属到欧美逛商场，购物花销了25万美元；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个家，花巨资装修，仅卫生间设备就花了120万美元，全从意大利进口，平均每户卫生设备18万美元。

1998年11月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迟浩田讲：“19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

1998年军费加超支共1311亿，50％是655.5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污公款1863.5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1998年挥霍相当于当年军费预算940亿的两倍！至1999年3月底经军事检察机关已立案的贪污、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2170多宗，那年已有二十四名少将级或以上军官挟巨款叛逃海外。

在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领导下，各级将官们加官和发财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朱镕基看到军队经商严重打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在1996年就提出军队应当禁止经商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支持。1998年，问题越来越严重。朱镕基感到问题不能再拖，于是再次向江泽民提出这个问题，强烈要求禁止军队经商。

终于，在98年7月，江泽民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宣布，军队、武警、政法和公安系统不准再经商，并在12月底完成“脱钩”，向地方政府交接业务。

江泽民从原来的纵容军队经商，到后来的禁止经商，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动作，但是，江背后的动机却是一脉相承的。库恩在《江泽民传》里把禁止军队经商一事当成江泽民的功劳大吹特吹，这纯粹是颠倒黑白。

江泽民当初纵容军队经商，是因为他在军队中培植亲信、滥授军衔需要一个腐败的环境，需要一个不把注意力放在正规化和强化战斗力上面的军队──军队腐败的一团糟现象对没有军人经历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队搞帮派是最有利的。

但江泽民害怕军队经商会给军人带来更大独立性，不利于江的控制，因此又希望能断了军队的财路，这样军队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靠江来拨款，听令于江。禁止军队经商是江的一条出路，而且，禁止军队经商还可以成为江泽民在军队显示权威的一个好机会。这些年在军队培植势力使江泽民有了信心。在杨氏兄弟倒台、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大权独揽。在朱镕基的强烈坚持下，江泽民权衡个人的得失后，才走出了禁止军队经商这一步。

但为保险起见，江泽民还是使出了惯用的招法，让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胡锦涛出面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自己躲在幕后。当时胡既非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亦非副总理，而是负责党务，这次只好到军队硬着头皮虎口拔牙。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钦定的第四代接班人，始终令江鲠骨在喉，所以是凡难事江都让胡锦涛出面顶着，名义上是锻炼，实际上是万一出事，对于军队的反弹和各种阻挠，不必直接负责，胡就是替罪羊，正好也顺势把“第四代”的名份拿掉。这种手法以后江多次使用，好在胡天生谨慎，再加上运气，居然从未遇有大闪失，直到接班。

但在大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当年底只有不到五千家完成或即将完成向地方交接。由于军队企业属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且享有巨大特权，与地方工商、税务部门无涉，资产、分配、盈利走向基本上是一本糊涂帐，涉及到军方既得利益，自然是刁难、阻拦、阳奉阴违，为清查带来数不清的障碍，过分深入又可能触及“军事机密”，所以则是能糊涂就糊涂，因为认真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最后脱钩查证一事仍然等于是不了了之。

3﹒分赃不均　互相残杀

从1999年2月2日到2月22日，中共向军队连下三道紧急金牌。

2月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

2月8日自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

2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

1998年撤销了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后，原经济实体的资产就在军中瓜分了。已经钻到钱眼儿里的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更频繁爆发武斗，用枪、用炮甚至动用装甲车，拚个你死我活。

江泽民利用腐蚀治军，拉拢的军队将领当然不是凭着真本事上来的，枪杆子搁在这些道德败坏的人手里是非常可怕的。下面几个小例子读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广东军区副政委和南海舰队副政委各领部下在酒吧间瓜分财产，珠海警备区做和事佬。席间双方将士一言不和各以酒瓶击头，淌出脑浆者有之，流血者甚众。广东军区后勤部唐处长和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二人皆因流血过多，砸出脑浆而丧命。

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少将于1998年11月28日飞往西昌，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2000万元。二人发生争吵，宋副部长手脚麻利，掏枪动作略胜一筹，军长崔国栋与警卫蒋国民应声倒地。此事惊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军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子玉疾飞西昌。

湖北咸宁的“空六五六基地”雷达站大爆炸，一千多官兵与十多架直升飞机救火，死伤惨重。事故起因是，曾在1996年因向台湾海峡发射中程导弹而立功的云南楚雄导弹基地，其后勤处仓库主任将上级贪污到手的赃款，雁过拔毛，经手三分肥因而被上级苦整，于是趁1998年4月5日星期日营中无人，心怀报复到储藏室放火，大火从早晨烧到下午二时，死伤一百二十多人，损失无数。

在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领导和指挥下，“人民军队”的指战员没有死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却倒在了人为财死的烽火中。而这类事件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各地，无法一一细述，这里东南西北中地区，各举一例。

东面：华东军区属下安徽省军区，合肥市警备区和安徽省武警总队，三方合伙经商，办移交前三方财政由省军区掌管，安徽军区首长移交前先吞没四分之三，余四分之一瓜分。不服者动枪，在省军区礼堂三方混战，仅军官就伤亡三十多名。

西北：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军区合营经商。1999年1月15日，眼看办经济实体移交，兰州军区首长派军队去省军区抢走三十多辆崭新轿车。几乎同时，省军区也出动兵车、载重汽车多辆到兰州军区“零七五”仓库抢钢材，双方窄路相逢，未打招呼先开火，伤亡72人，打死军官12人。

西南：遵义驻军与贵州省军区为争夺260万元在驻军大楼展开枪战，伤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

东北：辽宁锦西驻军与二炮部队合营经商。移交前，锦西驻军先吞50万，二炮全员出动，将驻军大楼包围70多个小时。幸而导弹不能近战，吓得沈阳军区司令员，二炮司令员乘直升飞机如丧考妣，奔赴现场。

1997年9月7日晚11时，沈阳警备区、三十九军一一六师、辽宁省武警三家为瓜分1.2亿元利润，开枪混战出动军队350人、37辆军车、两辆装甲车。一一六师出动250名官兵，机械化团蒋副团长第一枪便丧命。武警武器不如人，死伤40多人。

西面：1997年11月22日中午，山西省大同市郊西坪的二十八军，军部被炸，东一楼被炸毁，死亡军人63名，包括军党委办公室主任巩大校。

中部：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中国空军飞机储存中心，位于河南省南阳的社旗，1990年8月动工，1994年12月竣工，耗资80亿。该中心有二层式飞机洞库20个，可储350架飞机，地面停机坪可停160架战斗机、强击机和轰炸机。1996年8月3日晚11时，该中心西南七号值班室，两军人为参与外面另一军事单位经商所得赃款分配不均而争吵，进而动火器引发爆炸，继而引发火灾，又进一步引发更大爆炸、火灾，形成连环套：炸了烧，烧了炸，没完没了地烧炸8小时，直到次日8月4日晨7时20分。空军司令于振武、总参谋长傅全有及时赶到现场，81架飞机炸毁，90名军人伤亡，直接军事损失11亿。中国只有5000架飞机，这一下损失1/60！

官方报导说，军队在军事训练、技术考核上实战演习鉴定中，优秀率一直下降，没有达到军委的要求准则；军中违纪违法事件则持续高居不下，恶性事件（开小差、开枪等）不断。

更让人不安的是，各大军区、集团军虽然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但没有积极开展加强军事训练、技术考核的运动，而是在轰轰烈烈地大搞“军官、干部减肥运动”，还分“连营”、“团师”、“军”三级，减5公斤以上者奖1000至2000元；减7.5公斤以上者，奖2000至5000元；减10公斤或以上者，奖5000至10000元。江泽民这样治军，军队如何能有战斗力呢？

4﹒声色犬马　纵欲奢靡

《解放军报》2004年9月24日曾发表综述文章“江泽民同志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十五年述评”，总结所谓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必须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把它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也就是“坚定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党中央又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所以江泽民的所谓“建军思想”，说穿了，就是绝对地服从他的指挥。

军队建设只要在思想政治上靠得住，其他方面都好说。

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可见，社会的腐败糜烂症同样染给了“钢铁长城”。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476名“六陪”女郎。

军方有很多档次不同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度假村，都与时俱进、争先恐后地给高官提供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的场所。

2001年11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突然发出《关于立即查封、停办军警俱乐部》的通告，并成立了领导小组督办。朱镕基任组长，迟浩田、罗干、傅全有、周子玉、于永波等任副组长。

11月2日，国防部、总参也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中央通告，整顿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等场所》的通知。这次被中央下令查封、停办、整顿的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等，大多是90年代初江泽民当军委主席后兴建的，到了97年达到了高峰。这些灯红酒绿、寻欢作乐的场所，分三个档次：特级、高级、次高级。特级的，全国约有8所；高级的，全国约有30多所。特级的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等，全年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高级、次高级的，一年365日，天天“客满”。持不同证件进入这类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寻欢作乐，享受招待的等级、待遇是不同的：持永久证，即某俱乐部荣誉会员证者，吃喝玩乐只要签字，不用支付分文。

特级的、高级的场所，还配备医务所，并有高资历的军医服务，还有急救医疗设备和救护车。特级俱乐部还配备有急救用的“直九”型直升机。内部设施都十分讲究、豪华。“服务员”“协理员”“护理员”等工作人员，全部是未婚女青年，都经过“政审”从军警文工团、军警卫生学校、中小城市党政机关中挑选出来，再经过文化、文艺、礼仪、社交等培训过的。

导致中央此次采取查封、停办军警俱乐部的原因，是为了应付六中全会决议要改善党风，才不得不做出的样子。其次是，党内、军方内部对这些供高官特权享受的灯红酒绿场所，一直反应强烈，要求禁止党政军高层到这类场所寻欢作乐。这类场所尽管控制严密，但是其内部的活动还是外传了，而且上行下效。不少地方的军队、基地也都搞起俱乐部来，供当官的在假期、节日也能过过声色犬马的生活。这种糜烂的风气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各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等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污后自杀的事件。

军方的洪学智、萧克、廖汉生、杨成武、杨白冰等老将军，为此都曾表示强烈不满，说江泽民在“自毁长城”。可是这些老家伙此时都已被江泽民用硬刀子、软刀子整下去了，在军中早已没有实权了。

5﹒下软刀子消除“噪音”

一些很有威望、握有实际兵权的老军头，对江泽民的腐败治军非常不满，致使他们的部下对江泽民也不屑一顾，这些人都是江泽民的心头之恨。但是江又惧怕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所以硬的不敢来，就下软刀子。

江泽民的做法是给老将们先升级再退休，尽释兵权：见官升一级，升完办退休（少将升中将，中将升上将），再换上自己人。江泽民为了巩固在军中的地位，一拨接着一拨地提拔对他表忠心的将军们，在军中大换血。

2001年7月，江泽民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将特拨经济津贴分为三个档次（50万、30万、20万），发放给党政军已故元老遗孀（共有322名）。

8月中旬，于若木（陈云遗孀）、刘英（张闻天遗孀）、林月琴（罗荣桓遗孀）、李昭（胡耀邦遗孀）、王光美等五十多名元老遗孀，将她们所收到的特拨经济津贴，如数上缴给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要求以“无名氏”的名义，转交给当年高考录取，因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的西北地区贫困新生。剩下那270名元老遗孀收下“特拨经济津贴”，从此江泽民耳边清静了许多。

2002年春节前夕，曾庆红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筹措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总金额在1700万到2500万元人民币之间，资金来源不能公开。这笔钱以江泽民关心老干部的名义，有选择、有重点的照顾了“部分”能影响未来十六大选票的老同志。此次照顾面不宽，给谁、不给谁、给多少，都由江泽民和曾庆红事先圈定。

据高层的秘书们透露，这次得钱的都是身居要职或影响面大的，平时对江泽民和曾庆红老有微词、总有妨碍的有影响力的实权派们。

6﹒害死杨尚昆

自杨尚昆被整下台后，江泽民很心虚，曾庆红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老东西留着终归是个麻烦，但邓小平活着时不宜动手。

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92岁的杨尚昆身体并无大碍。他对江泽民在军队中乱提拔将军、收买人心、打击异己一直不满，时常在老干部聚会上数落江泽民。98年下半年的一天，在一次许多军队老干部聚会上，杨尚昆又指责江泽民，并且说，现在这个军委主席要再干下去，军队就彻底毁了。曾庆红到处布置耳目，此话自然传给了江泽民。

江泽民知道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虽在中共十四大被夺去军权，但是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依然难以估计。江也知道自己进谗言把赵紫阳和杨尚昆踢下去、自己独揽党政军大权的做法招致很多人的不满和怨恨。如果这时，前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真做个召集人讨伐他，那江还真招架不了。虽然常有个薄一波给出出主意，但他毕竟不是军人出身，没有军权，再则薄对胡耀邦落井下石的事，至今还让不少人痛恨。

江泽民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决定寻机除掉杨尚昆，以防后患。江泽民部署得很周密，但人算不如天算，这出阴谋后来还是露出了马脚。2003年8月3日，新华社突然发出了一个奇怪的“新闻”，说的是1996年隆冬时节，在中南海勤政殿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小型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南楼病房温湿度的改造。江说，解放军总医院温湿度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因为这里住着许多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一定要“关心好”“照顾好”他们。

为什么江泽民把解放军总医院视为“大问题”呢？因为江泽民和曾庆红发现了医院在打击异己中的妙用。中共的元老们大多都看不惯无德无能的“戏子”江泽民，又自恃功高，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在中共高层许多内部会议上批评、指责甚至围攻江泽民，但是江拿他们毫无办法。不过江泽民和曾庆红看到了一点，就是人老了，总会有病，于是想到了医院。一方面可以利用医院照顾讨好住院的元老，另一方面又把这些人的生死操控在自己的手中，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

果然，江泽民特别“关心”的解放军总医院就被派上了用场。

1998秋，杨尚昆得了感冒，住进了完全被江泽民和曾庆红控制的解放军总医院。杨尚昆住院不长时间，98年9月14日凌晨1时17分，在医院突然去世。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杨尚昆去世不久，民间盛传，杨是被害死的。后来杨的家人要求中央调查杨尚昆的死因。

《孙子兵法》说，无能而又逞能、贪权、贪财、胆小、言而无信、残暴、自私之中，三军统帅出现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即可导致失败。仔细想想，军委主席江泽民哪条没有沾上？难怪江泽民治下的军队腐败、溃烂不堪。这样的军队，又如何能保家卫国、抗击外侮？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