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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和平大上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写在4·25四周年

发表日期:2003-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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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请求当局给予一个自由合法的炼功环境,这就是著名的"4·25和平大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与法轮功学员代表进行了会谈,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但后来江泽民一手遮天,出尔反尔,给这次合法上访扣上各种大帽子,并以此为借口,对法轮功开始了将近四年的残酷迫害,以致于人们对4·25存在不同的误解。在4·25四周年之际,有必要回顾一下4·25之前法轮功受到的种种不公正遭遇,让人们明了这次上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1992年李洪志先生向社会大众公开传授法轮功,因为功法祛病健身效果显著,李洪志先生曾被授予"最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以及"边缘科学奖”,法轮功迅速在中土大地上流行。

法轮功的迅速发展和广受欢迎,触动了政府中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官方开始改变原来的态度,媒体开始攻击诋毁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等一些报章杂志先后发表过批判和指责法轮功的不实报道。1996年7月,中国新闻出版署动用行政手段对法轮功进行封杀,收缴封存法轮功书籍。随后,《齐鲁晚报》、《中国青年报》等一、二十家官办的报章杂志先后发表批判和指责法轮功的文章,舆论导向十分明显。国家出版总署及中宣部也下令各出版社不许出版介绍法轮功的书籍。

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在罗干等的授意下于1997年初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想为"取缔”作准备。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可是,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也没有搜集到。这种"先定罪,后调查”,完全违反了中国法律规定。在《通知》的错误引导下,江苏、辽宁以及山东等一些地方公安局,宣布炼法轮功的群众炼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他们非法查抄炼功群众的私有财产,对炼功群众非法拘审、关押、打骂和动用宣传媒介进行污蔑性宣传。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朱镕基总理制止打压的正面批示却落入罗干手中,被其截住而没有往下传达。

在4·25之前的三年里,虽然指责、谩骂、诽谤法轮功的报导不少,但却没有一篇法轮功的辩白文章得以见刊。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说话、反映事实的机会。虽然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但却一直得不到回音,攻击、迫害愈演愈烈。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直接向中央反映冤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再次发表诋毁法轮功文章。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45人,造成"天津事件”。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需要北京的授权。天津的公安也向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才是促成法轮功学员北京上访的直接动因。

因此, 4.25上访的根本原因是法轮功长期受到污蔑,而中国大陆言论不自由,学员无从反映事实,无从改善所受打压迫害的结果。为了得到一个自由安定的修炼环境,为了使被抓捕的天津学员被释放,法轮功学员只有北京请愿这条路可走。所以说,4·25法轮功学员上访,是非常合情合理,也非常必要。

法轮功学员4.25上访让我们看到优秀中国人的人权意识、理性和大忍精神,为真理和信仰自由,敢于站出来堂堂正正说真话的正气。可以说,4.25大上访对恢复受惯精神洗脑的中国社会的道德与良知,有着历史丰碑的进步意义。

附:外界评论:再访"4×25” (两年前发表)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一万多名普通的中国人民不约而同地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局,严肃地行使了一个中国公民拥有的宪法权益,从容地尽了一个中国公民的义务:平和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一天,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面对普通民众的诉求,表现了一个现代政治家应有的风范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亲自接见了群众代表,听取他们的诉求,及时妥善地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被世人赞誉为中国百姓对自身宪法权益和义务的觉醒,中国政府对现代民主与法制的尊重。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正在进入现代文明大国之列。

然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彻底打碎了世人对中国政府短暂的梦幻。

这一天,成为一场恶梦的开始。

这到底是为什么?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4。25事件发生、发展及其引发的后果有着极其复杂而深刻的背景。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个详尽的剖析将有助于世人了解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唤醒国人的觉悟和良知。

一、江集团的独裁本质决定了它不能容忍民间的独立思想和活动。

现代文明社会的特征是小政府,大社会,民间团体是社会的主要力量。而在中国,大部分所谓民间团体,如青联,妇联,以及各种宗教团体实际却为官办或为政府控制。例如,寺庙里挂有"本寺党支部”的牌子。而国际社会则将中国的民间团体戏称为"公公”(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既政府办的非政府组织。

与广播体操和全民健身运动等等由政府组织的活动不同,法轮功是一个由民间发起,在民间流行的祛病健身、修心养性为主要宗旨的民间活动。

法轮功与其他气功的显著区别,如以修心为主,免费教功,不追求功能等,使其得以迅速传播。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还得益于92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建设再次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所以面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的发问: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这一不同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精神运动为何能够容忍时,中国政府官员毫无掩饰地回答:因为法轮功给政府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 在1992年到1995年之间,法轮功受到中国气功协会、公安部见义勇为基金会、中央电台电视台、地方电台电视台大量的褒奖和赞誉。从中央到地方大量的各级领导干部修炼法轮功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由此可见,面对一个兴起民间运动,中国政府首先采取的对策是为我所用。但当法轮功发展壮大到数千万人之众,政府采取的对策就转变为由我所控。

中国气功协会领导就曾提出要成立法轮功科学研究所,建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并要派遣领导干部参与管理,甚至要建立基层党支部等等。这表面上为是政府重视和支持,但本质上则是要把这一民办活动变为官办性质,从而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 对许多气功师讲,与政府"挂靠”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政府评定的气功师”称号意味著名利双收。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却不以为然,坚持法轮功不同于其他气功活动,乃个人修炼行为,无须建立组织结构,否则其纯洁性难保,他在给法轮功北京老学员的信中说:

"我们没有组织形式,走了一条大道无形的路,不存钱,不存物,不给官当,没有职务。”"如果能够独立注册最好,由北京统一向国家注册登记,各地不要单独注册登记或申报。如果不能够独立注册,那就还象原来一样,群众自发地学法、炼功,没有组织,自愿参加晨炼,保持其特点和纯洁。” 李先生不仅不接受"招安”,还退出了中国气功协会并批判其"向钱看”的不良倾向。"搞什么评定气功师,那是几十年修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评这些东西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对社会有害的。”

至此,一个中央极权的政府和一个希望保持独立人格的民间运动之间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了。因此,对法轮功的秘密监视和调查;地方公安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与勒索;一些人利用职权发动政府喉舌对法轮功进行批判;禁止"转法轮”继续出版,直到天津公安拘捕法轮功学员等一系列4.25事件的前奏,都只不过是这一根本性冲突的表面反映。

从本质上讲,江集团与法轮功的冲突是极权统治制度与民众的独立精神追求的冲突;是中国走入现代社会所付出的痛苦的代价。在这场冲突中,法轮功从一个以不参与政治为原则的松散修炼群体,成为自89学潮之后,当代中国冲击腐朽政治的更顽强,更具理想和信念,更具广泛社会基础的民间力量。

中国要想文明,要想进步,就必须有更多的象法轮功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敢于兑现自己的宪法权益,敢于成为社会的良心,并敢于为公正牺牲的和平而有理性的民间团体。

二、江泽民对权力的贪恋和偏执导致其对一切民间运动的恐惧

回顾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对民间思想家和民间运动的戮杀,无一不是当权者出于对自己的大权旁落的担忧。对他们来讲,世上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把权力视作生命,不惜杀人害命也要保住权力。拥有无上权力和专政工具的他们自然毫不留情。江泽民也不例外。

4.25事件在江的眼里并不是什么老百姓上访喊冤,而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江多疑的秉性决定了他对4.25事件近似偏执狂的判断。4.25事件在朱镕基总理举重若轻地善解之后,江更加忧虑,彻夜难眠,模仿先人,写起了九十年代版的"我的第一份大字报”。他在当晚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写到:这一事件引起我深深的思考,这么大的事,这么有组织是否有西方势力的参与和高手的操纵。他还惊慌地写到:这些人中有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甚至军人……

"西方势力”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编造所谓的"西方势力”是哄骗中国老百姓的惯用伎俩;而怀疑有"高手”操纵才是江的心病所在。

江虽然才智平庸,搔首弄姿,附庸风雅,但他心狠手辣。在同一封信中,他再次强调了他的一句名言"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两年来的事实证明,法轮功越顽强,他就越恐慌,手段也就越残酷,完全失去了理智。

我们注意到,在江与华莱士的采访发表之前,法轮功一直给江下台阶的机会,要求他纠正他手下人犯的错误,但在采访中,他对法轮功更加离谱的攻击与中伤再次把他推到了反法轮功的前台。其实,由于他是最担心"大权旁落”的人,他必然是站在反法轮功的最前沿。如4/25当夜给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领导同志写信;亲手向外国元首们散发反法轮功的宣传手册;在法国接受采访时,首先定法轮功为邪教,再逼人大立法使其观点法律化。聪明的立法委员们迫于压力虽然立了"反邪教法”,但却始终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如今历经多次运动磨沥的中国人,自然知道新中国历次灭绝人性的镇压运动之后便是平反,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镇压法轮功还是江将巩固其权力的需要。首先,他压过了朱镕基反其道而行之,显示了核心地位。其次,利用反法轮功测试大家对其追随、忠心的态度,若有暧昧者,正好铲除。再次,反法轮功转移社会矛盾和大众注意力;所以他把法轮功列为中国政府头号问题,而中央党校的民意测验显示头号问题是党内的腐败,法轮功只在在十位之后。最后,杀一儆百,利用镇压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信众,向各类对其统治不满者示以颜色,"红色恐怖”由此而来。

如果我们相信江残酷镇压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违反"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大错特错了。但中国官办的"道教”、"基督教”、西藏官授的"喇嘛”、"活佛”、"转世灵童”不都是江给的俸禄吗?如果我们相信江残酷镇压法轮功是因为"小腹部位有一个旋转的法轮”是"迷信”,那就又错了。江本人十分相信气功,他不仅享受"气功大师”的保健治疗,还常请江湖术士掐算自己的皇运与天寿。

由此可见,江镇压法轮功初始动机,江镇压法轮功的升级,江镇压法轮功的最后疯狂,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个人与家族的权力!一个独裁者存在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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