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十一月，佛山的几名居民已经倒在了一种现在被称为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萨斯，中国大陆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的魔爪下。

　　从十一月开始流行，到四月一日中国官方正式通报非典型肺炎，已经过去了近半年。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全球已经有二千七百八十一人染病，死亡一百一十人，报告该病的国家或地区已经达到十九个。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病例数已经达到一千二百九十例，死亡五十五例。很多传染病专家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流行的传染病，非常痛心的感到我们失去了早期控制这种疾病流行的机会。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的知情不报是一种玩忽职守，甚至是一种犯罪。

政府刻意隐瞒萨斯流行的真相

　　中国的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的传染病都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的时限内向上级卫生主管部门报告。让我们回顾一下萨斯流行的过程，看看他们实际上是如何执行传染病法的。

　　十一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十二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二月十一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二月十一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二月二十八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二月十一日到三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三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三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到四月初，萨斯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传播开来并且造成几十人死亡以后，卫生部才召开了有关萨斯的新闻发布会，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卫生部长张文康宣布了萨斯的发病和死亡数，中国官方媒体才被允许大规模报导这一疫情的情况。但是，距离这一传染病在中国广东省最初发现已经过去了将近六个月。对于一个传染病，流行了六个月才对外宣布。在二十一世纪，真是匪夷所思！但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行为。然而这个宣布依然在掩盖许多事实：北京实际已经不只是输入病例，北京已经开始流行萨斯，病例远远高于部长宣布的资料。北京三○一医院的蒋彦永医生说，到四月三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三○九医院，已经接收了六十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六人死亡。而美国时代杂志引述一位感染上萨斯病而送入北京佑安医院的护士说，该医院住满萨斯病患者，没有数百也至少一百。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四月三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十二个由外地转来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封锁、伪造情的事不断被揭露、暴光，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布撒消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他们当然是罪有应得，但人们普遍认为，首先应当受到追究和处罚的，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因为正是广东省对疫情的封锁，才使疫病传播到香港、内地其他地方，以及世界各国。民建广东副主委刘昌谋说：「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政府都未能向市民作出交代，结果令市民无所适从。」正是张德江，在广东地方报纸准备报道疫情时颁发禁令，实行打压，在海外有关团体赴广东考察、支援时加以拒绝。

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不是第一次

　　中国政府并不是第一次隐瞒疾病的真相而导致贻误疾病控制的机会。几年前，当首批经输血感染的爱滋病病例在河南发现，也是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而导致影响北京的稳定，禁止对外公布。这种隐瞒持续了几年，输血和献血感染的爱滋病病例已经蔓延到中原许多省，形成了多个爱滋病村，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感染爱滋病的人数达到了一百万。多亏河南的高医生使公众知道了河南的爱滋病村，但是在卫生界人士中都知道安徽、山西有类似的村庄。很多卫生界人士仅仅私下劝其亲人或朋友，千万不要输血，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向公众报告过爱滋病感染的风险。

　　事实上，很多在地方流行的疾病不报告是非常普遍的，「某种传染病的分配病例」是中国卫生部门众所周知的现象：卫生部门对于疾病的控制都是有指标的，例如，某种疾病的发病率不能超过十万分之二十，对于一个十万人口的地区，就不能超过二十例，超过的病例都会消失，不会出现在疫情报告中。

　　中国官方每年报告的传染病流行水平，大大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流行水平。在十年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在世界银行支援下，曾经有远见的建立过「小疫情」，也就是说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来估计真实的流行水平，这个系统的年报报告的法定传染病流行水平，几乎是官方公布资料的三至四倍。但是从二○○三年一月，这个系统停止了工作，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来使卫生部头痛了。

　　为甚么会这样？每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都难以理解，但是从地方到中央，层层的隐瞒使很多疾病流行都不被公众知道。

　　有人说，这种隐瞒是为了经济发展，在旅游业和招引外资的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北京又落入了有著千年官僚政治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之中。由于这种骇人的短视，官僚们决定封锁所有关于萨斯的新闻。诚然，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这种隐瞒，对于这次萨斯的流行，以及之前的许多传染病，诸如对爱滋病流行情况的隐瞒和封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原因所能包容的。

　　中国司法不可能独立、中国的新闻监督不可能独立，中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更不可能独立，在任何一级的地方长官都可能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对自己错误的掩盖、也包括对地方经济、贸易的影响而干预某类疾病的报告，这样的报告系统只能提供一个虚假的「太平盛世」，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中国的传染病发病水平甚至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类传染病的流行水平。

政治需要和急切邀功谎称找到病源

　　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萨斯是由「衣原体」引起的。实际上当时就引起广州的临床专家和一些流行病学专家的质疑，本该根据确定病原的标准郑重考虑，却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某些个人（洪涛──编者注）急切邀功动机，立即上报了卫生部。中央电视台在二○○三年二月十八日「新闻联播」发布消息，称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萨斯）的病原确定为衣原体。对衣原体的控制是有特效药的，也明确传播途径，高危人群。如此皆大欢喜的消息，一时间，报纸电视大篇幅报道，非典型肺炎已经被控制，大家无需担心，也不用抢购白醋板兰根等物品。但是这种误导却使二月份的病例急增。

　　香港大学医学院已经分离出「冠状病毒」，按照确定病原的标准，基本确定「冠状病毒」是萨斯的病原。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博士锺南山在人大会议上公开说，实践中按照「衣原体感染」思路治疗非典型肺炎病人，完全不起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三月十七日公布了有关病原的研究结果：几个实验室从不同国家的病人的标本中分离出和以往冠状病毒家族的基因不同的新型冠状病毒。从组织培养和从萨斯病人中电镜照片都显示类冠状病毒颗粒，从康复病人的血清显示针对该种病毒的免疫反应呈现阳性，一系列证据都表明了新型的冠状病毒是萨斯的病原。

李立明文过饰非假设当事实

　　然而四月十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先生还构造了一个「这两个东西」（衣原体和冠状病毒）相互起作用的学说。中心的很多从事具体研究的人员都知道他在文过饰非，但是他竟然很大胆，把他的假设当作事实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述，因而接著健康报头版头条报告：冠状病毒和衣原体是萨斯的两大元凶。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没有起到「控制萨斯」的作用，这在医务界内部都有议论。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到疾病控制中心听取疾病控制专家的报告时，他可曾想到，在这些专家中却有营养专家，而没有一个流行病学专家？对付这样一个世界性流行的传染病，却没有看见知名的流行病学家的身影。

　　我们知道，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在过去的疾病控制中，如针对洪灾中的传染病控制等还是十分有力的，该院有一批有学识、有实干精神的专家活跃在疾病控制的第一线。但是在李立明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后，他非常有「魄力」，以「年龄」等各种理由，排斥有经验专家，建立了一支自己的「亲信」队伍。当萨斯暴发流行时，显得如此「捉襟见肘」。换句话说，中国的体制是一个「负筛选」，根本没有真正的干部考核和评估制度，把这样一个实际上在损害中国公共卫生的人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一些人在掌管中国的各种国家大事，想到这点，真是使人不寒而栗。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官员并没有真正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三月二十八日，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香港出席一个投资研讨会，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批评香港新闻媒介对非典型肺炎事件过分紧张，他认为，媒体对非典型肺炎事件过分紧张会严重影响香港经济。因此，他说：「传媒不要只报导有多少人得病，也有人出院的......如果六百万人中有五十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三百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无独有偶，河南某县的卫生官员在谈到河南爱滋病村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这些人死完了，问题就解决了。

中国的骗人功夫世界第一

　　这一次萨斯的流行是在大城市，使中国政府想愚弄民众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大多数传染病的流行发生在中国农村，特别是贫瘠地区，例如生活在爱滋病村的农民只能任其摆布。

从萨斯流行中中国各级政府的行为显示，中国政府的大多数官员从来没有真正对人民有爱心，他们为了自己的仕途、自己的政绩，不惜拿人民的生命开玩笑。

　　大陆没有新闻自由，瘟疫和腐败一样，被收藏在黑箱之中。中国目前站在专家位置上说话的人，很多已经不是真正的专家，真正的专家由于坚持真理，已被各种原因排斥在外。

　　萨斯的流行折射出了中共政权的弊端，正如南德意志报在报导中国的疫情，指出非典型肺炎给西方经济界的「中国热」泼了一盆冷水。「非典型肺炎对过度的『中国热』发出了警告。与揭示负面事件真相相比，中国在蒙蔽外国客人方面做得更好」。

　　「从目前的危机中，我们可以吸取一些教训。第一，中国的统计数字，无论是公布的急性严重呼吸系统感染综合症感染人数、还是所谓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率，都不可信。第二，中国的官僚机构往往不能应对突然爆发的危机。第三，按照共产党的老传统，一个问题只有在宣布解决后才能谈及。」

玩忽职守的人当然应该下台。但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个措施不是一个应急的行为，而是在防治ＳＡＲＳ过程中，肃清体制中的病毒的开端。 （悦明：大陆医务工作者）

附：苏珊：从爱滋到萨斯

SARS 的蔓延，让我想起了曾在网站上看到的有关中国处理爱滋病的报道。翻出细看时，更觉触目惊心：

据专家估计，中国在2001年染艾滋病的人数是60万人，2002年底已达至少到100万人。
河南省有80多个爱滋村，村民由于在卖血输血过程中不卫生的操作感染爱滋。当地村民对法新社记者称，当局在文娄村（音译）的检测发现，65%的村民感染了爱滋病毒，已有40人因此死亡，另有5人因无法承担医疗开支自杀；在新蔡县境内的有4500人的另一个爱滋村东湖（音），据估计，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爱滋病带原，而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已经发病，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爱滋带原者。「纽约时报」指出，这种发病率是全球最高的。

更恐怖的是，当年流动抽血车穿梭河南全省，不仅病毒流传以至全省再无没有爱滋病例的空白点，而且所抽的血液存放于国家医院血库，爱滋病毒血液流向全国，经数年潜伏之后，爱滋病可能在大陆广泛蔓延。

对这种恶性的事件，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所采用的主要办法就是对病人不闻不问，任其自灭，对外极力掩盖事实，甚至对揭露事实，对患者提供帮助的人进行迫害:

最早报道河南省新蔡县出现爱滋村，是2000年5月的《纽约时报》。7月间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及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前往采访，被拘禁了半天；2001年8月，两名在河南采访「爱滋村」的德国记者被当地政府扣留，经过几个小时的审问后才被释放。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河南一位74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自2000年初就一直帮助上蔡县等地的患病农民，她因此获得位于美国的非赢利组织「全球卫生理事会」2001年度「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然而中国当局禁止她前往美国领奖。她被指责为「为反华势力工作」，不断受到有关当局的警告，叫她不要对记者发表讲话，并从此不再允许进入农民患病的村庄。

据BBC2001年11月22日报道，4名男子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毒后，前往当地医院要求诊治，被公安以扰乱公共秩序拘捕。

据「纽约时报」报道，2001年11月底「世界爱滋日」在北京召开一场会议，探讨爱滋病问题的同时，河南省城关镇的官员却把采访爱滋农民的三名记者扣留在镇里的接待室，受访的十一名爱滋农民则被拘留在镇公所里，五十名染病的村民聚集在外，大声抗议。三十五岁的谢扬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表示，「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所以只能站在外面大骂」，她的丈夫今年春天因爱滋病而去世，医生告诉她，两年内她也将因爱滋病不久于人世，她指出，「我们大喊：村民一个个死去，你们却什么也不做，只把人关起来，你们是什么官员！」「对他们而言，我们就像气泡，他们知道只要不管我们，我们很快就会消失不见」。

2002年1月，法国记者亦在采访「爱滋村」时，被公安阻拦，幸得愤怒的村民将公安挡住，记者才得以脱身。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02年5月意大利摄影记者法兰西斯高(FrancescoZizola)，（意大利著名摄影记者，曾多次获得世界性的新闻摄影奖项），当他在河南农村准备采访爱滋病患者和救助爱滋病患者的高耀洁医生时，被公安带走，遭审讯四、五个小时获释，后被限令立即出境。

据自由亚洲电台2002年9月12日消息，三十八岁的万延海是中国大陆爱滋行动计划的创始人也是主要推动者。该计划的宗旨在推动中国大陆爱滋患者的人权，由于他在一份爱滋病患情况最新调查报告中披露，光是河南一个爱滋病「重灾区」，估计就有 3 万 4198名病患，并已有三千多人死亡，比官方的报告要严重得多，而被指「泄露国家机密」，于8月25号在北京被捕。

联合国2002年6月5日向北京发出历来最严重的警告，指出中国将面临爱滋病大灾难，无法想像其扩散范围，感染人数将居全球之冠，估计中国现已有逾百万人染上爱滋病，并批评中国政府在爱滋病防治工作上行动不足，应采取紧急措施。

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大卫墨菲 （David Murphy）2002年8月7日于北京发回文章，指出爱滋病毒（HIV）和爱滋病正在中国迅速传播。报导同时指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不把这（中国面临被艾滋病吞噬的危险）当回事，整部国家机器正被全力用来吹捧他的「三个代表」理论，和发动全民攻击法论功。

而在中国，炼法轮功的人在被禁止前近亿，绝大多数在炼功前都有病，有的是癌症、瘫痪、肺炎、聋哑等，因修炼法轮功而获得健康。

SARS的爆发，只不过是AIDS在中国传播历史的更大规模的重演。

在现在这个阶段，人们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炼法轮功的人在那样铺天盖地的压力下，却是那么的不可动摇。因为他们所秉承的是一种正的精神！要有健康的身体必先有健康的精神。谎言可以蒙骗一时，不能蒙骗一世，可以蒙骗有的人，不能蒙骗所有人。

拨开命运的迷雾，真诚、善良、宽容永远是人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