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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犬儒病》书评
作者：徐天麟
【大纪元5月25日讯】 早期的犬儒主义者追求德行，追求从物欲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现代的犬儒主义者否定德行，充满了物欲，自动划地为牢，囚禁自己的心灵。
他们的内在和外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内在从激烈的理想主义蜕变为无想主义，外在则由愤世嫉俗变为玩世不恭。原因呢？诚如作者分析：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因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Cynicism为什么翻译成犬儒？儒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统称，大知识分子叫大儒，小知识分子叫小儒，活得象狗不妨叫犬儒，儒学的核心举世公认是个仁字，是善心、爱心或曰道德，现代派既然放弃了道德的追求，人性蜕变为近于兽性的凶残，所以不妨叫做儒犬，之所以叫儒犬，是因为他们身上还或许残存着某些偶尔表露的儒的特性。
共产专制或叫极权专制，其下之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会变成儒犬，概因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邪恶之灵(<九评共产党>)。儒犬不是骂人，而是逻辑必然。极权主义，按作者的话说，其成为普遍，曾经经历四个阶段：理想狂热，恐怖狂热，玩世不恭，反抗受挫。消沉冷漠是为最终的表现，或现代的犬儒主义。在中国，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理想色彩的淡化，似乎是从邓小平那里突然发生的。毛泽东的一生行事没有道德底线，对于林彪这头儒犬的犬儒拍马，他最鉴赏的是“伟大的导师”，亦即他最希望的是通过他的教诲而不是权力，使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风行草偃，他的“创造性思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幸演化为旷古未有的灾难。毛泽东死了，他的理想狂热和恐怖狂热并未完全终止，在现代愤青中还在继续；邓小平的一生，没有任何创造性思维，其猫论，同罗斯福的肉论，阿登那的饱肚论一样，都始自古典实用主义，他们共同的聪明在于避开了意识形态的胡扰蛮缠－－毛泽东死后，他毫不犹豫的抛弃了毛泽东的理想，引进资本主义救奄奄一息的中国社会主义，即改革开放。中共的改革开放，旨在自救，实乃自灭之始，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无异与自我否定，由于他的经历，他不可能超越满清王朝专制改革的范畴，他提出的四个坚持证明了这一点：政治上不打算改革，而技术引进必然包含信息传播技术，现代的信息传播技术使舆论绝对封锁成为不可能。在毛泽东时代，他是助纣为虐的儒犬，他参与了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共产--化私为公，又支持了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的化公为私，把上一个回合抢来的财产装入官权集团的腰包。江泽民同样也是无能之辈，他只是接过了邓小平的衣钵，继续深化“化公为私”的过程。江泽民时代的特色是犬儒主义的普遍化，官亦犬儒，民亦犬儒。权力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三结合，形成了新的权力核心，这种神圣同盟在统治着、剥削压榨着中国人民。江泽民的“三代表”被某些人戏称为新神圣同盟的政治纲领或宣言书。至于说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诚如赵紫阳先生的秘书鲍彤所言，根本就是空话；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是谎话；代表先进生产力，其中有一半可能是真话：代表以黑心奸商为主体的大款的要求，可惜与老百姓的痛痒无关。江泽民之为儒犬，比邓小平彻底。他对内是’看守并稳定权力’，对外则是’ 稳定压倒一切’。他通过分封建立新的官僚队伍，其主体是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之徒，它们的头脑里装满了灾民理性(物欲渴求) ，它们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儒犬或儒犬病患者，这是一个流氓执政的时代。江氏执政集团里，最最缺乏的是人道关怀和政治责任感：它们在搞经济发展中的短视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恶果，即将或者已经显露。它们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弱智和无赖，令人怵目惊心。在镇压异端方面却表现得更加果断、更加疯狂、更加有效率。它们的犬儒或犬儒特性表现得淋沥尽致。胡锦涛上台两年了，面临的是比江泽民时代更棘手的问题，<九评共产党>引发的退党浪潮，引发了“天要灭中共 ”的雷声。此时人们的犬儒似乎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看热闹，看中共如何灭亡。<九评>把中共的来龙去脉，中共五十五年的邪恶行径理得清清楚楚，对于长久以来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共邪教本质掀了个底儿朝上。胡锦涛难哪！比江泽民更难，“亡共者胡 ”鸡鸣不已，穷途末路的护邪之犬，居然想到的唯一对策是向“政治上一贯正确 ”的北韩学习，叫人何以为情？
犬儒在深入，在变态，变幻无穷。人在犬儒化，出现了新时代的愤青、小资，以赵本山和余秋雨为代表的黄色大众文化；理论也在犬儒化，据统计自称主义者便有十四种之多，其共性，一是脱离或部分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其二是不否定自由，这是人们在车水马龙的滚滚思潮中达成的共识，甚至中共也不得不从其刑法中删除了“反革命罪”，至于说这些主义在理论上是否支持或完整，则人们无瑕理睬。
犬儒病患者最致命的特色是没有信仰，理想破灭导致玩世不恭，所以治愈犬儒流行病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犬儒者看到信仰和理想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九评共产党>>所引发的退党大潮，对于犬儒流行病应该是十分有效的方剂。
< <犬儒病>>一书，本质上是一本胡平文集。其中包括他对于中共重要历史人物毛、邓、周、林等人的评价，对中国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对于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的论证，对于文学界自杀现象的研究，对于东欧特别是波兰民运经验的总结，对于轰动一时的电影<英雄>的反历史虚构的批判，对于国际恐怖事件“九一一”的独特见解，等等，其中充满了哲学的智慧，通俗而简单的说理，对于哲学、政治有兴趣的人，对于自认有极端倾向的人，不可不读。胡平先生知识渊博，对于各种思潮各家著作极其谐熟，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从他的作品中你可以找到很多索引。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 --- 读胡平新作《犬儒病》
作者：王丹
【大纪元8月5日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知识界发起启蒙运动。八九民运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启蒙运动的结果。现在的知识界已经不提启蒙运动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启蒙不再必要。今天，最重要的启蒙工作就是如何解释中国。在这方面，旅居海外的胡平做出了值得推崇的努力，具体表现就是他最近推出的新作《犬儒病》（美国：博大出版社 2005。4。）
也许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胡平的名字已经陌生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一代人来说，胡平的名字代表的就是对中共的理论清算的最高境界。“如果说，权力是权利者的语言；那么，语言就是无权者的权力。”这句话用来形容胡平的新作《犬儒病》最为合适。从1979年的《论言论自由》到今天的《犬儒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胡平用九本著作，体现的是中国知识份子对极权体制的不懈抵抗与揭露。
在《犬儒病》中，胡平集中分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的极权主义的本质特点——犬儒病，即从统治者到民众，都不再相信宣传，但又表面上装作相信，于是假装服从；非但如此，而且还“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因为自己没有信仰，就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这可以部份地解释为什么国内外民运人士受到很多人的攻击）。这种现象，胡平称之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杀伤力，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就是“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务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环顾今天的中国，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堕落吗？胡平的分析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出中国精神层面的病根，更在于藉此指出民族精神复兴的路径：那就是破除犬儒心态，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我们胡平告诉我们，极权得以维持，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消沉和故作“玩世不恭”。
中国面临的挑战盘根错节，但是最根本的挑战是能否重建民族精神和社会伦理，这是时代对中国知识份子赋予的重任。因此，胡平的文字，就可以看作是对时代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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