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尊民爱民、特别是尊重和保障民众用和平的方式置疑、批评、甚至反对政府决策的权利，才有资格代表由民众利益汇集而成的国家利益，也才可以称之为爱国政府，才有资格倡导爱国主义。

然而，一个独裁政权的爱国恰恰相反，它高调提倡爱国主义却从来不尊重不爱护国家的主体——人民。

首先，它的权力不是来自民授而是来自暴力并靠暴力维持，它把本应服务于社会公益的公权力变成政权及权贵的私权力，变成贯彻政权意志、牟取权贵利益的工具。

其次，它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方式是暴力恐怖和意识形态谎言，它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它封锁公共信息，压制多元化的价值和不同意见的表达，它不允许自由的思想和信仰，不允许民众议政、结社、罢工和游行，不允许民众用和平方式来表达自身的不满和对政府的批评。

最后，它靠人民的血汗来养活却从来敌视民意并以虐待人民为乐，它增进社会福利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它用暴力抢掠了全部社会财富，然后从本应属于民众的财产分出一小部份恩赐给民众，非但不觉得羞耻，反而自以为是“皇恩浩荡”，逼着民众感恩戴德。

中共掌权后，为了维持党权对人民和国家的绝对统治，一直在大谈爱国主义，也始终强调一种似是而非的统治逻辑——“亡党亡国论”。六四后，这种论调变种为“稳定论”和“崩溃论”的相互补充。它的正面宣传是“只有中共才能给中国带来稳定和繁荣”，它的反面灌输是“离开了中共政权中国就将大乱甚至崩溃”，这一正一反的双簧演奏着“亡党亡国论”的主旋律。

事实上，“亡党”与“亡国”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任何政党都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没有资格宣称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即便是执政党，也不能等于国家，更不能等同于民族及其文化。中共政权，不等于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亡党，只意味着某一执政党政权的坍塌，而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崩溃和中华民族的沉沦。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频繁，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并没有“亡国”。

“亡国”，只能是“主权更迭”，即由国与国之间的极端冲突造成，民族被征服，领土被占领，主权被剥夺，一个国家被另一国家所颠覆并控制（或由占领者直接统治，或占领者通过操纵傀儡政权进行间接控制），而绝非“政权更迭”，一国之内的政权更迭与亡国无关。美国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期间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权更迭定期进行，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则一脉相承。

在此意义上，冷战时期的前苏联阵营中的东欧诸国，尽管在表面上还是主权国家，但实际的状态更近于“亡国”，因为这些东殴国家的政权直接受制于前苏联霸权的武力操控，以至于，前苏联为了达到完全操控这些国家政权的目的，在这些国家发生旨在摆脱苏联共产霸权的改革之时，不惜将坦克直接开进这些国家的首都，以赤裸裸的武力来恢复前苏联的共产霸权。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自从秦始皇通过武力兼并而建立统一秦朝政权之后，经历了无数次政权更迭，但中国作为一个作家并没有被灭亡。只有蒙族武力颠覆宋朝和满清武力颠覆明朝，踏破中原大地的马蹄和手起头落的马刀，将汉人置于劣等人地位的种族歧视制度，还可以勉强称之为“亡国之耻”。反元复宋和反清复明的斗争，还可以称之为“复国”的反侵略反占领的斗争。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武力冲突，即便是中国的屡战屡败，不得不签下大量丧权辱国的条约，也始终没有沦为彻底的“亡国”，甚至包括日本人扶持的“满洲国”和汪精卫政权，也并没有取代中华民国政权。

同样，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内部的频繁权力更替之中，衰亡的仅仅是某个“家天下政权”或“党天下政权”，而非国家本身。孙中山和袁世凯合力推翻满清之功，最终以国民党的“党天下政权”取代了传统的“家天下政权”。毛泽东及其中共打败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政权，不过是国民党的党天下被中共的党天下所取代，也只是一国之内的改朝换代，并不涉及中国主权的转移。换言之，中共政权只有五十年，而中国历史已经延绵了五千年，中共所颠覆的仅仅是“国民党政权”，而非中国这个“国家”。所以，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只是又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而与“建国”无关；毛泽东也仅是“新政权之父”，而决不是“新中国之父”。即便现在的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但六千多万党员与十三亿人口相比，也仅仅是少数，怎么就能那么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人民和国家”。中共之所以一直自奉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天然代表，绝非真的“替天行道”，而是要维护独裁强权及其既得利益。

凡是独裁政权，都喜欢倡导爱国主义，而独裁爱国主义不过是祸国殃民的藉口而已。中共独裁政权提倡的官方爱国主义，是“以党代国”体制的谬论，爱国的实质是要求人民爱独裁政权、爱独裁党、爱独裁者，是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

2005年10月3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