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大批红卫兵，报纸号称有一百万人。这一事件把红卫兵运动引向高潮，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学校中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同时，这一事件也把八月初在北京校园开始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和杀戮，引向了整个北京城。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在８月１８日之后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协助下，抄家，打人，焚书，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近十万居民离开北京，并且活活打死了数千人。这些人的死亡从未被报告，名字也未被记录，尸体被焚烧后也不准保留骨灰。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这些人中的两个。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早年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份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１９６６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他们逼左奶奶交出黄金、手枪和所谓"变天账"。左奶奶交不出来。他们就毒打左奶奶。北京城里传统的居民院落中，多设有葡萄，夏天绿叶成荫，还结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

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一旦回家，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里等候。左先生从大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一起被打。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左奶奶和马大娘的一声声惨叫，她实在无法忍受。她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拷打声突然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火葬场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都会猛然一惊，回想到那一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胆战心惊。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时候，声音"象杀猪一样。"　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８月２４日，东厂胡同２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制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在那一带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就是红卫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头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那位母亲平常穿著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马大娘这样被红卫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数千之多。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做"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象左奶奶和丈夫曾经拥有劈柴铺子，孙琢良眼镜师拥有过眼镜商店，那都是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至少１０年了。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当权者，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这样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类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作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在"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Ｑ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 获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她反感暴力，同情受害者。在无数受难者中，马大娘的故事是个罕见的例外。她不是作为文革的打击对象被害的，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作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体现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全名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里的居民们没有忘记１９６６年８月的恐怖和死亡，但是他们一直就叫他们左奶奶和马大娘，没有唤过他们的名字。这是北京胡同的方式，表示一种礼貌和亲近。有好心的被访者应笔者的请求，到各家去问，但是没有结果。

如果能获准查看户口档案，就能找到马大娘和左奶奶的全名。但是不要说档案，连文革时代广为散发的红卫兵传单和报纸，如果要在北京图书馆查阅，都必须具有"中共中央组织部"或者"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

东厂胡同里有"现代史研究所"，可是他们还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研究所"在将来去作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怎么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 "。可是，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他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