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两个月后，即二零零五年的七月份，我全身发肿，用手一按就有一个很深的坑，但到医院却检查不出来任何毛病。后来有人告诉我个土方子，多吃青鱼煮冬瓜，结果还真的起到消肿的作用。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因为做生意劳累过度，我身体又开始发肿，但到医院还是检查不出来什么东西。到了腊月，大胯肿得如水桶般粗，鞋裤都穿不进去。正月里，我的手开始剧痛，像千万只针在刺一般。无奈之下来到黄冈市，找了当地最有名的中医，医生说是脂肪肝大，神经末梢炎。开了二十六副中药，每副三四百元。药吃完后不但一点没好，而且整个人瘦得脱了形。回到家中，家人到处求神拜佛，上庙做佛事，庙里的人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花了好几千。 身体不见好转，日趋严重。

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我来到省城的武汉协和医院。开始住在神经内科做了全身检查，初步断定为神经末梢炎和肢体麻木疼痛症。住了二十天院后，肿倒是消了一点，但全身疼痛，而且小肚子和大肚子处各有一块硬的，硬的像树皮一般，没有一点弹性，而且身上硬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当医生发现这一现象后，马上请来了三位博士，五名医生同时会诊。会诊后，我被转到风湿内科感染科，初步断定为硬皮病。最后的确诊需等最权威的沈教授来下结论。

又过了一天，沈教授和周围一些有名的医生都来了，他们仔细的看了我所有的病历，确定是典型的硬皮病，并肯定的说八至二十天后可以出院。但治疗了一周后没有一点好转，吃饭无味，每天只能吃西瓜。照顾我的妹妹带我到中山公园去散心，在走路的过程中，我发现脖子也硬了。我儿子听说了我的情况，更是着急，上网查到全国有三家医院专治硬皮病，其中杭州同济医院技术最全面。

为了不耽误治疗时机，连医院的出院证明都来不及开，我们于七月十一日连夜坐特快卧铺赶到了杭州。到了之后又做全身检查。七月二十日做手术，割开了淋巴共排了二十四瓶淋巴液。当时听说灵隐寺的菩萨很灵验，我于是去许了个愿，只要我的病有好转，一定回灵隐寺还愿。七月二十八日，皮肤真的开始变软了。

八月四日我到灵隐寺去还愿。然而在车上时，我发现两只手皮又变硬了。医院很有名望的黄教授说这是一种慢性病。二十天后身上再次开始发肿，而且出现一种怪现象，下午三点到深夜十一点，身上是软的；十一点以后到第二天下午三点之前，身体又硬又肿。按理应该二十二天就可以出院，但黄教授要我继续观察两天。检查后发现我体内蛋白因引流淋巴液时引走太多，需补充人血蛋白。一天补两瓶，一瓶一百七十元，又补了十天的人血蛋白，但身体依然发肿，未见好转。

后来黄教授劝我出院。我说；“我身体一点都没好，肿也没消，我回去怎么办？”黄教授说：“你这个病到哪个医院都没法治，哪个医生都头痛。”我妹妹说让我再治疗一周看看任何。黄教授坚决不同意，说：“好药都用完了，没有药给你吃了，回家想吃什么就让家人弄你吃吧……”就这样在武汉协和医院用了二万二千元，到杭州又花了二万六千四百元，病不但没治好，还被医院判了死刑。八月十一日，我被迫出院，只能回家等死了。

回家的第三天，我发现身上全部硬了，乳房硬得按都按不动。八月下旬，全身发硬，下巴也硬了，我整天整夜睡不着，总是哭。我知道活不长了，哭着翻出我所有的照片，选出其中的一张作为遗像。九月四日，有信基督教的人来劝我信基督教，想都不想我就接受了，反正是死，并定于九月九日全家参加仪式后正式加入。

九月五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又有一名法轮功学员来给我和我丈夫讲真相（中共残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因为我们都受电视里谎言宣传毒害太深，还是不敢接受法轮功。但我丈夫也不喜欢基督教中规定的要将十字架钉在家里，还要每天搭着白布对着墙跪着祈祷。正在我们犹豫不决之际，一个没炼法轮功的朋友劝我信法轮功吧，说不定真有奇迹了？于是我从九月六号开始学法轮大法。

开始只是学法，九月十五日才开始学炼动作，到九月二十九日，我将李老师讲法的光盘看了四遍，《转法轮》看到了第八讲。在接触法轮大法的这二十三天中，我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正常，肿完全消了，全身也不发硬了，脸上的颜色也从死灰色变正常了！

我真的是无法形容对法轮功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感激之情，我只想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知世人，法轮功真的是教人向善、祛病健身，神奇也会发生在您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