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近日发表的公开信引发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和响应。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11月5日接受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时表示，一个省政协常委能够用这样一种公开信的方式提出大家关心的问题，尤其是提出法轮功这么敏感的话题，这件事情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茅于轼说，“汪先生在他那个阶层中开了一个好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打破了体制内对这个敏感问题的禁区。这标志着将有更多人，特别是体制内的人能够公开发表不同的看法。”

茅于轼表示，汪先生所说的事情也是大家心里共同的事情，其他政协委员可能也都想过这些事，但是中国这个政治环境不允许他们公开发表看法，尤其是法轮功的问题，这是大家心里都在想着的事情，但是由于共产党的高压政策，大家都不敢公开说。

他说，“现在汪先生把他公开说出来了。这封公开信在互联网上传得很快、传得很广，引起了各方面的很多注意。这也说明信中的内容是大家共同的事情。”

汪兆钧在给胡温的公开信中呼吁，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茅于轼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法轮功的事情迟早要解决的，共产党如此迫害这么一个没有政治意图的信仰团体，这是不行的。共产党这么迫害好人，树敌这么多，这不仅是在迫害别人，也是在给共产党自己制造麻烦，这种行为是极其愚蠢的。”

茅于轼强调说，汪先生的公开信标志着中共体制内的松动。他说，“不管是谁，包括胡锦涛，都得承认，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法制的。中共体制维持不长的，迟早要变的、肯定要变的。世界民主浪潮在整体前进，中国老百姓层出不穷的要求民主法制、开放言论的环境，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僵化下去，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保持高压姿态，民间与官方的对抗的力量不断加强，中国社会的危机将会更加深重。民间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只有政府让步，这是唯一的路。”

茅于轼相信，在汪兆钧的义举之后，将会有更多人站出来公开发表异见。

他说，“其实体制内的人说话比普通百姓要安全些。因为中国社会是特权社会，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因人的地位而异，汪先生受保护的程度比普通百姓更多，不会因为这封公开信而被抓起来。我有朋友做的事情还不如汪先生那么大胆，但是却被抓起来审问，受了很多压迫。”

对于汪兆钧信中提到的蓝色短信、启动叶利钦风潮的内容，茅于轼表示支持，他说，“希望胡锦涛能够突破禁区这么做。对于这封公开信，官方可能表面上、口头上采取不予理睬的方式，但是在行动上一定会有所反映的，或者加强控制，或者放松控制。”

茅于轼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西北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及几家杂志的顾问编辑。其父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