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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犹豫后，我还是决定写下这篇文章，在我演出之前，尤其是给那些即将到无线影城来观看演出的人们。

离开中国，那个被共产党恐怖统治的地方已经几年了。我长大了，许多过去被淡忘了。几天前，当我再一次看到《同一首歌》居然将要在纽约无线影城，我登台演出的同一个舞台演出的宣传出现在报纸上时，我沉默了。

第一次亲耳听是在监狱，我19岁

思绪一瞬间又把我拉回了几年前，我仍然清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情形。16岁出国留学后，曾在海外报纸上看到关于《同一首歌》的报导，但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它，是在监狱，我19岁那年。

从小到大，由于加入了共青团还曾被5次评为优秀三好学生，区三好学生，以及一次全国优秀三好学生，因此，我的青春总带着朝气蓬勃的自信与骄傲，和朦胧的青涩与天真。我出生在一个改革开放后富裕的家庭，总是同学中最先拥有电脑的人，最先由父母开车送我上学的人。

父母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文革他们没遭殃，六四时候我太小，我出生在八十年代，一生中从没有经历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人权运动，什么叫白色恐怖。父母受党的教育参军并被送入高等学府求学，深造，然后留校任教。我的父亲既是高职称的军官，又是高级知识份子，母亲也是军职人员，并且在实验室从事化学研究。

那时，我对共产党党坚持的“事实求是”从未怀疑，对这个红色政权倍感安全。当时我简单的觉得讲一句真话，发出和共产党不同的声音没什么错，于是当时在海外求学的我，毫不迟疑的在国内重大冤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的几年里，不断的把在海外留学其间大量媒体报导的事实真相，杂志，报纸，剪报，电视录音等资料带回国内，告诉亲朋好友。

仅仅因为这样，中共动用安全局，特务，网络，窃听等高科技技术，将我非法抓捕，拘留。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放着这么多违法犯罪贪污腐化不管，为什么动用那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抓捕我一个19岁的女孩？因为中共看重的不是人的生命，他只在乎自己的权利和稳定，当世界上的共产党一个又一个倒台，他就怕自己的人民会把自己推翻，于是，他只允许一个声音，愚民政策，只高唱同一个论调，这与《同一首歌》背后的目的不谋而合。

在这样一个年纪，被以往倍感亲切的“警察叔叔”带进了一座灰暗的钢筋水泥房子的感觉是怪异的，他们告诉我，这是监狱。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开始我甚至不觉得恐惧。直到住了一段时间后，这辈子才明白什么叫恐惧。恐惧没有计算时间的方法，恐惧度日如年，恐惧手铐的声音，恐惧失眠，恐惧24小时无法熄灭的灯和不停转动的监视摄像机，恐惧父母的安危，恐惧洗脑，还有，恐惧听“同一首歌”。

在提审房，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错，要这么紧张的在机场守候，我一入境连家都不能回就抓我。他们给我一张纸，说“你签字的话，马上就可以回家”我一看，全是谎言，我不签，我也不会在媒体露面，我也不会协助你们海外的情报工作。

“我说，我要回家。”

回答我的是他们嘴里吐出的一个个烟圈和和冰冷的手铐。我终于明白了，因为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因为是真话。监狱，关押的不是犯错的人，关押的是发出不同声音的人。警察在乎的不是我的对与错，而是在乎我能不能附和党的声音，我必须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发出同一种声音，唱同一首歌。我说“如果我说不呢，如果我不想唱，我想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呢？”他们说“那将永远不会有人听到这个声音，除了你自己，别这么顽固，说不定，有天你自己都无法发出这声音了，还有没有你都不一定。”

我记得那是早春，我刚刚告别18岁，监狱的楼很高，房间很大，很高，让你哪都摸不着，只记得入口处有块牌子上好像有“男监”几个字，然后就是江泽民丑陋的提词写在一块红色大扁上。我一个人，拿着一个脸盆，一双塑料拖鞋，一片卫生巾，走进了冰冷的监狱。一扇扇厚重的铁门上，从那低低的送饭的小窗口里面探出一束束好奇的目光，我仿佛听见一些喃呢，“这么小的女孩，怎么被送会到关死囚的地方？她犯了什么罪？” 身边的女警立刻把小窗一个个关上，到了走廊的尽头，最后一间，她打开了房间，让我进去，硕大的房间，几个监视器高高在上，监视器下是厕所，淋浴，和一张小床。

“砰”门重重的关上了，我浑身颤抖了一下，叹了口气，在室内的长明灯下，一道白烟渐渐的散开，飘得高高的直到三米高的墙壁的铁窗外。关于监狱，有太多的回忆我这些年一直在努力遗忘，甚至有段时间，家人认为我有忧郁症坚持要我去心理诊所接受治疗。心理医生要给我做催眠，我拒绝了，有些东西，不是我不能遗忘，而是我不想遗忘。

有些人，有些声音，可以随着岁月被淡忘。《同一首歌》除外，因为那是我在监狱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第一次，也是最多的一次，听了很多遍，很痛苦，很麻木，听的甚至都有想死的念头，这也是第一次，想死。

当时的我如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包括第一次听《同一首歌》。那带血的记忆连同“同一首歌”像长在肉里的刺一般，拔不掉，洗不去，多年后，虽然身体健硕，常常午夜梦回惊醒在自己的小床上，不知身在何方，又以为是监狱，当发现不是后重重的喘一口气，然后慢慢的，自胸口传上来一股热辣辣的疼痛，化做滚烫的泪水，一遍又一遍浸湿了咸咸的枕头。

第一次被逼在陌生人前脱光衣服

在监狱里的回忆，有许许多多人生第一次的经历，《同一首歌》一直伴随着我。

第一次被逼在陌生人面前脱光衣服检查的记忆，当时我来着月经，零下几度的室温，内裤都被脱下检查，还要搜身，当时已不记得有没有羞耻感，吓傻了一般，像个疯子，头发乱七八糟。只是冷的不停的发抖，血，沿着我的大腿往下滑，流到冰冷的地上。电视里在放《同一首歌》，周围的人面无表情的看着我。

第一次带手铐，原来脚上也可以铐，不过不叫脚铐。第一次在监视摄像机面前如厕，第一次在在摄像机面前洗澡，第一次在半夜醒来在空荡荡的监狱房间里，发现监狱所长坐在床边触摸我的脸。

第一次在清晨洗脸时，发现自己有白头发，第一次绝食，第一次发现原来紧紧的牛仔裤宽松的要拎着走不然就往下掉。第一次看到刑房，第一次被监狱的医生用橡皮管子威胁要插食道灌食。

第一次得知家里被抄，第一次听说父母被抓走时的心情。第一次在监狱里读想要轻生的母亲写给我的信。第一次在监狱听说母亲心脏病发而无法探望她的感受。第一次看到父母被逼着给我下跪求我写认错书的感觉。全都历历在目。

那些人给我书，我撕了不看，他们给我饭菜，我不吃，安装了电视，我背对着它，于是他们放《同一首歌》，经常放。我不听不行，有时候我想我是聋子就好了，可是我偏偏听力很好，晚上听着它睡觉，白天有时候会听着他醒来，有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我有幻听还是播音器真的在放这首曲子。他们用嘹亮优美的歌声来迷惑我，用同一个声音来洗涤我的大脑，用绚丽的舞台来刺激对比我的孤独困苦。

以死终于强迫他们停止给我洗脑

我以死终于强迫他们停止了给我洗脑，监房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宁静。空气里有股腐烂的味道，有时候放风开铁壁闸门，不管天多冷，铁门缓缓的一开，是个小阳台，当然也是三米多高的四壁，顶上是个铁架走廊，女警常常在上面走来走去掉我一鼻的灰尘。

但我心情总是格外好，至少能见到阳光，至少能听到大墙外的人声，自行车的铃声，小贩的叫卖声，有时候，还有一只小鸟停在铁丝网为我唱歌。鸽子和麻雀的歌声不一样，小麻雀和大麻雀的歌声也不一样。这世上的鸟，这大自然，本来就不可能都唱同一首歌，更何况人？为什么非要逼我发出同一种声音。我宁可听自行车的铃声，听小鸟的叫声我也不要听《同一首歌》被你们洗脑。

即使，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一点一滴的削弱，我的血液在微弱的脉搏下减慢了流淌，我再也不是那个如花的天真活泼小女孩，我学会了什么叫沉默，我明白了什么感觉叫绝望。什么叫撕心裂肺，什么叫视死如归。我灰白的嘴角再也露不出笑容，手指虚弱的再也按不动一个钢琴键，嗓子虚弱的再也发不出一个声音。

我把伤口流下的血，印在雪白的墙上，一个接一个，围一圈，一个指印就是一朵花瓣，一朵，两朵，三朵。我的阳台，是一座秘密的花园，那是我心灵的窗口，那是一片永不颓败的梅花。有阳光的时候，照在我画的梅花上，特别美丽。我告诉自己，我的内心还是纯洁的，他们可以弄死我，弄脏我，毁了我的学业和家人，但是，我的内心还活着，我决不出卖我的灵魂。常常这样安静的睡去了，第二天醒来时，发现昨天画的梅花都变成褐色的了，于是再用新的伤口流的血画。我一定要出去，要不就死在这里，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绝不唱同一首歌。我对他们说，要唱你们唱把，我即使咬舌自尽也不会唱的，因为，这是我的权利，人活着要有自己的声音。

监狱里的人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小姑娘，我望着墙壁上我偷偷画下的梅花，笑了。在国外，很多人也说从来没见过在冬天盛开的花，可是梅花偏偏不惧寒，不与百花争宠，只愿独自在寒冬飘香，在万物凋零的颓败中展放生命的希望。后来，那片梅花被发现了，阳台再也不打开了。他们怒吼着叫人把墙上的梅花擦掉。我想，你们即使能擦掉我的血迹，你们永远也擦不掉你们良心上的罪过，血债终要血偿，即使我什么也不做，你们也终究逃不过上天对你们的惩罚，只要我活着出去，我就是证人，只要有机会，我就会让你们曝光，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送上审判台，让世人看到那曾经被你们擦去的血迹。

在许多有良知的人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走了。离开监狱的前一刻，我拿着一个脸盆，一双脱鞋，回顾四周，一切都跟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我募然发现，高高的墙壁上，还有一朵梅花没被擦掉。虽然是咖啡色的了，虽然只有一朵了，但是很显眼，很美，花瓣上，我的指纹依然清晰可见，她高高的，在雪白的墙角绽放着，对我微笑着。我默默的举起我的手指再次按在那朵梅花上，和她告别，她也从墙壁传递着温度给我。我们都知道，最令人庆幸的，并不是我们都没死，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灵魂活下来了。

流亡海外的岁月并不容易，但是我不觉得苦，没有学业不可怕，没有钱也不绝望，因为我经历过，一切苦难都不如失去自由，失去人权来的可怕，最恐怖的岁月已经结束了，我要在国外活下去，并且好好的活着，堂堂正正的活着，带着见证人的使命活着。不但健康，而且快乐的活着，我是被迫害者，没有做亏心事，我比那些受利益引诱而做下伤天害里的亏心事的人更有享受幸福的资格，我不但快乐的活着，还不断的控诉着那些曾迫害我的人，他们是人权的最可耻的践踏者，是地球上对生命，对自己最不尊重的人。这其中，包括《同一首歌》，光看名字许多人就知道是共产党搞的节目，他们有许多人是为中共效力的工作人员和支持者，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这些事，但是他效力于这个由残暴和谎言构成的宣传机器，焉能否认自己染着鲜血的双手？

2003年我来到美国。身无分文，我填了表格申请庇护，在去移民局面试时，我连翻译也没带，就一个人看着地图找到移民局。移民官对我这么小年纪的人感觉很好奇，问了许多，最后，他说“我们的指标很少，要知道大部份的人面试是不会通过的，许多人要花很多钱去打官司的，过不了你会黑掉，成为非法移民，可能被递解出境，你怕吗？”我说“我不怕，我经历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要让你呆在美国。”

“如果我有更好的去处我也不会来寻求保护，可是在中国，我没有民主的自由，没有信仰的自由，那里没有我追求的东西。”

“那你就别追求了，好好呆着，为什么要对抗政府呢? ”

“先生，我不知道您19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冒着生命危险为说句真话穿梭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良心与谎言之间，生与死之间，我没有喝酒，没有赌博，没有吸毒，我成绩全A，这样的人，你觉得她在19岁时会怎么样？您能想到她被中共关进死牢吗，而且不是她一个人，是她全家，共产党让她的学校开除她，抓捕她的同学，朋友，甚至在飞机上做她旁边闲聊的旅客，下飞机帮她拎行李的人，都被抓走审问，您认为这样的国家，我能生存吗？我认为我不能，我也不想离开家人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也不想和父母失去联络，我也不想被学校开除，我也不想背井离乡，可是您也知道，人要有人活着的权利，如果没有，那我是活不下去的，因为我认为，人权是生命最重要的自由，她比生命还重要。”

就这样，我是他们移民局那个星期唯一面试当场通过拿到合法居住权和受教育权的人，移民官笑着说“恭喜你，欢迎你来到最讲究自由，民主的国度。我可为你省了一大笔钱。”

2004年我开始在纽约天骄艺术中心学习中国古典舞蹈，我们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艺术学校，渐渐的初有规模，到2006年，我们已经作为专业团体受邀到华盛顿，新泽西，康州，纽约，波士顿，费城，哈佛大学，德州达拉斯等地参与了十多场演出。今年我们参加纽约新唐人电视台在无线影城举办的新年晚会节目选拔，4个舞蹈顺利入围，这几星期以来，我们舞蹈团的人都在投入最后紧张的排练，因为这是象征美国最豪华，最高级的剧院之一，可以说是世界级的，许多登峰造极的艺术家，舞蹈在这里都演出过，这里也是曼哈顿剧场的标志之一。

可以说，能入围纽约最大的华人新年晚会节目选拔，又在美国如此高级的的主流社会豪华剧场演出，谁都会倍感自豪。可是，当我看到久别重逢的《同一首歌》的名字又出现在我的眼睛里时，真的很震惊。

《同一首歌》的背后沾着鲜血，和无数的不幸与眼泪，再度勾起了我的伤疤，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竟然会让一个为流氓专政服务的节目登上大雅之台，真的让人跌破眼镜。也许是冤家路窄，她偏偏要在我们演出的地方上演，既然让我知道，那我也决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我要做历史的证人，揭发这个节目，这首歌背后的暴政。

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就像一句名言所说，“我也许会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是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中共的邪恶罪行会败露，13亿人，每个人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见证，一位评论家说的好“允许中共在民主自由的美国歌颂暴力无异于邀请萨达姆专政的乐团到纽约市奏响庆贺“9。11”悲剧的颂歌。中共这种文化统战是违背美国人民的意志和国家利益，以及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美国政府有义务拒绝共产党文化对美国的输出，禁止在文明社会里歌颂中共的暴力和恐怖。”

洗脑时被强迫入我脑内的东西

轻轻的翻开日记，打开回忆的大门，我曾写下这样的话：“《同一首歌》和赵致真做的节目是我心中最痛的回忆，因为那是洗脑时被强迫入我脑内的东西，它永不会成为我心里的。”它带着伪善的面具助纣为虐，如果有一天我重获自由，我一定要告他们，对这些人的卑鄙行径追溯到底。我一定要让参与制作《同一首歌》和参与赵致真节目制作的所有媒体工作人员以及全世界媒介知道：

歌舞升平的宣传假象掩盖不了千千万万象我一样家破人亡的悲剧，《同一首歌》是个谎言，一个声音掩盖不了13亿人的声音，因为，墨写的谎言，怎能掩盖血写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