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晋国盗贼横行,全国上下无不为之苦恼。这时有叫郄雍的,他说自己能识别盗贼的相貌,而且只需要观察盗贼的眉目之间的神色,就可以对盗贼的情况了如指掌。晋国的国君听说以后,马上就把他叫来,让他去识别盗贼。结果他对盗贼的识别果真个个准确,协助抓捕了成百上千的盗贼。
见到盗贼纷纷落网,晋国的国君非常高兴,对大夫赵文子说:“我有郄雍一人,就可以将所有盗贼消灭,何必要其他那么多人呢?”文子回答说:我们只是依赖对人的各种细微末节的观察来辨别盗贼,但盗贼是无穷尽的,恐怕只依赖这种方法是抓不完的。而且我看郄雍本人也很危险,很可能不得好死。
果然,这时各地的盗贼都意识到了郄雍已是他们的最大威胁,使他们走投无路,于是联合起来密谋除掉郄雍。他们终于找到机会绑架了郄雍,并将他杀害。
晋国的国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骇,立即召见赵文子研究对策。他对文子说:果然如你所说,郄雍被盗贼们杀死了。现在我们又该怎样来对付这些盗贼呢?文子说:如果君主想要从根本上消除盗贼,最好的方法是选拨贤人来管理国家。使教育得到昌明,让思想教化转化为人们的善良品行,民众都有了羞耻良心,谁还会去做强盗呢?晋国国君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于是选拨随会来主持政事,倡导教育,民众的教化水平不断提高。盗贼们见晋国已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于是纷纷逃到别国去了。
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问题的根源。做为国家的管理者是不是应该想想“盗”为何为“盗”?是他们穷困潦倒还是生性邪恶?不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源,治理盗贼就象用大火烧野草一样,永远也无法清理彻底。
秦始皇严法治国,带来的却是秦朝的迅速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实草,但贪官从未消失过,反而愈演愈烈。人心的问题不是可以通过法律或者是技巧可以改变的。
中华最伟大的帝王,唐帝国的太宗皇帝也曾与群臣论止盗。有大臣请立重法以禁之。太宗微笑着说:“人民之所以为盗,由赋税繁杂,差役过重,加上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以致不暇顾及廉耻。我们当去奢省费,轻傜薄赋;选用清廉的官吏,使民衣食有余,自然就不会为盗,这样就不用重法了。”于是唐太宗令有司修订律法,减死刑罪至九十条,凡死刑须三覆奏,后改五覆奏。行刑之日,尚食监不得進酒;太常部不举乐。
太宗曾对群臣说:“朕为兆民之主,都想使他们富贵。今教以礼义,使少敬长,夫妇互敬,那么人民就都尊贵了。轻徭薄敛,使他们各治生业,那么人民就都富裕了。能家给户足,朕虽不听管弦之乐,但乐已在其中了啊!”
太宗曾调阅系囚名册,亲临监狱巡视,见应死者唏嘘涕零,悲不自胜。遂令纵使归家,并敕天下死囚放还的共三百九十人,期以明年秋来就死。到期,所纵死囚未回的仅一人。经所在地方官调查,这个人因回程遇暴雨,涉水过河时为突来山洪淹灭。太宗叹道:“他们真是善良的好子民啊!”即令将所有死囚,都无罪开释。死者以殉公抚恤他的家人,并派使臣前往悼祭。
唐太宗在位期间兼听纳谏,倾耳虚心、闻过则改、戒奢从俭,以自身的德行修养感化天下民众,所以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间,他的以民为本的治绩,是东至于海,南及五岭,都外不闭户,路不拾遗,行旅不携粮,取给道路供应,虽野宿也无所顾忌,安全无虞。
唐太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人民安乐,四海昇平,外族重译款塞,这说明太平盛世非是“治”来的,而是出自以德行教化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