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运动档案
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三十日公布施行。
八月四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各地党委、政府先后派出三万五千七百三十多个土地改革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
在土改运动中，被划为地主阶级成份的，三百八十六万五千七百四十人；被划为富农阶级成份的，一千五百十二万三千三百五十人；镇压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十万七千六百八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的地主、富农，七万八千五百三十多人。
镇压反革命运动档案
一九五0年十且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同年三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和张澜，分别致信中共中央、中共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提出要区别现行反革命和旧年代反革命，区别讨人民有血债和没有血债，区别已自首认罪和坚持反人民反祖国。
到一九五二年底，镇压反革命工作基本结束运动，中共逮捕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现行反革命一百三十七万四千六百二十人；镇压了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五人。
“三反”“五反”运动档案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同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十二月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大张旗鼓地发动亿计人民反贪污斗争会造成社会混乱，共产党变为法官，会造成恶劣后果。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坚持大张旗鼓地、雷励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展开“三反”斗争》的指示。
同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同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八项标准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处理。
这次整党，到一九五四年五月基本结束。在运动中，开除和撤销职务的党员十八万一千二百多名；有八千二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改组了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个党组织的班子。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拟结束。斗争要继续，要警惕反攻倒算”。
同年十二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致信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要求纠正错案、冤案，营造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共和、奋进的局面。
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有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人被捕，十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五名党员被开除党籍，撤销公职，有十三万三千七百六十多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
反胡风－肃反运动档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覆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指出要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对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写了序言和二十七条按语，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势力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作出指示：“要旗帜鲜明，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展开运动”。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定胡风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及“展开运动”，出现了严重分歧。经五次表决，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对、二名弃权，获得通过。七名同意者为：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张闻天；四名反对者为：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二名弃权者为：刘少奇、邓小平。
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反对接连展开社会政治运动，不利于国家团结、振兴、建设、统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再作指示：要坚决肃清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陈云在会上认为：“不应当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会人心很紧张不安”。毛泽东在会上问陈云：“什么不清，谁紧张？谁不安？你代表了什么阶级利益？”会上刘少奇提议进行表决。毛泽东说：“要表决，召开党中央全会；否则，请老蒋返回南京表决。不要搞那种假民主！”
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
注：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
编后议
是良好的开端，还是昙花一现？
本刊上一期对中共解密五九──六二年档案一事，曾经表示欢迎，评之为“艰难的一步”，并希望中共当局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现在看到解密的五五年以前的档案，感到这“艰难的一步”好像要继续走下去的样子。如果真是这样，这一步就应当被评为“良好的开端”。它的意义要比档案工作本身大得多。
这些档案如果没有被篡改，那就是现在的中共当局敢于面对历史事实，敢于把它公之于众。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这个党过去的错误和罪行负责，因此敢揭自己的伤疤。
这些伤疤，并不是已经愈合的疤痕，而是被掩盖起来的化脓的伤口。揭开它，就表明当局愿意把这些污毒清理干净，不会再当作“宝贝”让它拖累自己了。
因此这种解密就超出档案工作本身，而是具有政治意义了。
中国的局势至今仍处在邓小平“经济放开，政治收紧”的框架之内，而且政治上是越收越紧，连每个人在自己小小的电脑屏幕上看什么，都被秘密警察控制起来了。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政治螺丝拧得太紧，社会要爆炸的。物极必反，这种局面是不能持久的。
如今在政治收紧的高压气氛下，居然出现了档案解密这件事，我们应该承认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松动。尽管这种松动十分有限，但毕竟是朝着松动的方向迈了一步。至少它说明中共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可以想见，能作出解密的决定，肯定是两种力量几经反覆结果。最后能做到解密，说明宽松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上风，所以说是良好的开端。但是这种倾向能不能继续呢？中共的黑箱作业确实使人难以捉摸。很有可能，这种松动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更加收紧的措施立刻会跟着出台。事情究竟如何发展，还是让我们看事实吧。
转自《争鸣》2005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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