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的说法，18年前的北京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当时北京和其它地方的民众在北京街头展开各种活动反对官员的腐败，后来军队的士兵和民众在北京街头发生冲突。事后，官方对出动军队驱赶民众的解释是这样的，出动军队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从1989年以后，“稳定压倒一切”成了一个频繁出现的口号，听得我们耳朵都起糨子了。

军队和民众发生直接冲突，这势必会引发社会的动荡，这种动荡会随着军队介入程度的加深而呈现出表面平静、里面不平静的状态，这会让最高统治者极其不安，为此，当时的邓小平先生开出的药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反对政治上的向西方靠近，又反对向毛泽东时代回归。他认为，军民冲突之后，只要中国人能吃饱肚子，有钱赚，社会就会稳定下去，至少在20年里是如此的。他为什么不说稳定会维持100年呢？维持100年谈何容易，看来他还是非常清醒的。

观察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能得出什么看法呢？我们可以说，稳定即将终结。邓小平也说，将有20年的稳定期，从1989年到现在是18年，离邓小平说的20年还差两年。我们的观察和邓小平的预言几乎是吻合的。

二、

说稳定即将终结，这是不是危言耸听？让我们来看看经济状况。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准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准，这就引来了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改革持续了十年就在1989年结束了，十年改革使中国经济的元气有所恢复，但是这个经济体的元气恢复以后，依然是步履盘跚，它还不能提供巨大的力量来支援社会的发展。为了使经济体发挥应有的作用，1991年，邓小平等人谋划重新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当中，同时还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及充裕的资金，为中国经济所用。因为官方为外资提供了种种优惠条件，再加上中国的劳动力等商品的价格比较低廉，所以外资到中国来投资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人渐渐发现，获得外商的资金比较容易，获得外商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则比较难。技术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外商绝不会轻易地把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泄露给别人；而管理经验又是不好学习的，由于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人学习外国人的管理经验还有一定的难度。中国与外国在经济上的大规模合作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可是现在中国的各个企业仍然是外国企业的打工者，我们既没掌握外国人的技术，也没学会他们的管理。中国的彩电加工业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国的工厂只能随便生产显像管电视，而这样的电视即将被淘汰；在液晶电视的生产上，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于外商，要向它们交纳高昂的专利费。这就导致了一些生产彩电的企业亏损，另一些企业只有微利。

中国的彩电加工业是整个加工工业的缩影。一个没有研发能力的企业，只能匍匐在产业链的低端，这样的企业不能发展壮大。整个加工工业匍匐在产业链的低端，这已经是令人深感忧虑的了，让人更加感到忧虑的是，这样的加工工业竟然承担着为外国经济服务的任务。中国的服装、食品加工、机械、电子等行业的很多产品都是销往美国、日本等国的，美国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自己经常是赤字，所以美国人给中国施加压力，让政府促使人民币升值。随着人民币的逐步升值，中国的出口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继续加深，那么中国经济必将在它的拖累下，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经济的外向性程度越来越深，再加上中国政府实行了一套鼓励、奖励出口的政策，所以中国人用自己的劳动、土地、水资源，再加上来自于国内外的燃料、工业原料、资金、技术，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并用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换回了大量的美圆。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外汇市场，汇率由官方控制，所以与美圆流入相伴随的是人民币发行量的增加。人民币多起来了，物价跟着上涨了，股市也跟着红火起来，影响股市的有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促使物价上涨的有行业垄断等因素。

物价上涨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国家固然可以通过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金来使一些人免受物价上涨带来的侵扰，但是社会上还有非工薪阶层和社会保障照顾不到的人群，这些人构成了庞大的社会底层。

股市红火引来了大量的非理性投资者，这些人把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都拿出来投入到股市中，这种举动对于银行是比较危险的，银行的资金减少以后，它的日常营业都可能受到影响。有人说，股民的资金进入股市以后，还会流回银行，在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这样，但是一个人炒股赢的钱是谁的呢？这可能是刚进股市买入股票的那个人的钱，这个人的钱是从中国的银行里面取出来的。那个炒股赢钱的人如果把赢的钱存入外国银行，或者用来购买进口的商品、或者是拿着赢来的钱去国外旅游，那么某人从中国的银行里取出来用于买股票的钱就不会流回中国的银行。

目前面临的金融风险跟出口商品太多有关系，出口提升，中国得到的美圆就多，美圆增加导致了人民币发行量增加；出口提升又导致了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所以股票等资产价格迅速攀升，股指迅速增长很容易诱发金融风险。

中国的出口商品数量为什么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单独的劳动者没有资格跟老板谈工资待遇，只有众多劳动者组织起来，才能迫使老板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待遇。在中国，劳动者没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工会，而官方的工会又近似于一个官僚机构，所以劳动者维权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中国劳动力便宜的原因。一些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招商引资成果，还打压小规模的劳工抗争活动，这就使工人的工资更加难以提高。

出口商品大幅度提升与国家鼓励出口也有关系。总之，出口商品大幅度提升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正常的事物必然会走到尽头。

三、

出口下降，物价上涨，银行的流动资金受到影响，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真正让人忧心的是一些看起来无法克服的困难，这就是工业过度发展导致的自然生态被破坏。

近几年，各地发生了多起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事件；空气污染、西北的风沙、各地的饮用水受到污染，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存。本文不是环保方面的专论，因此就不在这方面着墨过多，笔者打算在这里只提一个最近发生的太湖水污染事件，由此我们可以体验到非理性的工业发展对中国环境的威胁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进入5月，太湖里的蓝藻密度急剧增加，这里的水质受到了破坏，无锡市的自来水是来自太湖的，因此最近几天无锡人无法饮用自来水，这水洗澡都不行，他们不得不买纯净水供日常使用。蓝藻的产生与工业污水、农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有关，这些污水没经过有效的处理就被排入太湖。烟波浩淼的太湖被弄瘫痪了，这确实令人震惊。为了发展工业，当地政府不顾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一味地招商引资，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不积极制止，这样的行为自然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水是生命离不开的物质，没有了水，我们要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这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人的非理性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四、

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经济，他们试图以飞速发展的经济来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各个党委和政府都变成了公司。高层的推动，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员们都愿意干预经济活动，有了经济活动，才有权钱交易的机会。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是不正常的，为了经济，一些人什么都不顾了，所以中国的经济才走上了非理性的道路。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几乎走到了尽头，其表现为：对外出口的前景充满了变数；金融风险日益迫近，能否避免尚无定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近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未使中国经济发生品质上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经济活动的效率并未提高。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这点，他们经常说，发展应该是可持续的，企业应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等等。这些目标都是好的，但是要实现这些目标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很多制度、习惯在阻挠人们实现那些目标。

目前中国还处于人治阶段，政府官员还是众人的领导，而不是众人的仆人；他们在工作当中总是以个人利益为重，漠视公共利益，这些官员很难处理好环境污染之类的问题。

在中国，很多领域里的国家垄断还难以打破，一家独大的企业不会有创新的动力，高层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必然会遭到这些垄断企业的冷遇。

在中国，高等教育行业也存在着垄断，大学的领导者是国家干部，是一群官僚在考核着他们的业绩，这些官僚的考核标准跟专业标准可能还不一样，因此现在的大学校长很难把一个大学办成学术重镇。另外，民办大学的发展还受到种种限制，这就使公办大学更加一家独大。中国的大学是畸形的，它不能给学生完整的知识，它不能使学生拥有各种能力。自主创新依靠的是什么？是优秀的人才，而优秀的人才出自大学，畸形的大学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这些畸形大学的存在，必将贻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

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因素在威胁着中国的一些大学，这就是大学的债务，这些债务都是各个大学大兴土木盖大楼欠下的银行贷款，一些大学根本就还不上贷款。如果一些大学还不上贷款，这些大学是破产，还是国家救援它们？

垄断企业不需要优秀人才，需要优秀人才的其他企业又得不到优秀人才，这就使中国的企业无法执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于是这些企业只能继续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投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可能给工人涨工资，而一涨工资，他们的生存会更加困难，因为他们的成本增加了。

仅仅用经济手段已经无法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政治手段，如果中国无法从人治社会转入到法治社会，那么经济形势只能是越来越恶化。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时候，人们不能进一步退两步，不能丢卒保车，任何投机取巧的行为，会导致巨大的灾难。

转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