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左邻右舍不是将军就是部长，她冷眼观察到了这些高高在上的苏联神秘阶层的日常生活。二战之后，尽管饱受战争摧残的苏联社会百废待兴，但是特权阶层的奢侈生活却并没有受到丝毫的节制。沙图诺夫斯卡娅描写了一位跟她关系密切的部长的家庭生活：部长配有两辆小汽车，两位司机，一辆为部长服务，一辆为其家人使用。部长的月薪是教授的六到七倍，是工程师、医生和熟练工人的二十到二十五倍。同时，部长每月还能得到一个数额相当惊人的“红包”，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部长在郊外拥有漂亮的别墅，还配有一个女厨师、一个女佣人和一个花匠。

那么，高薪是否就能够实现“养廉”呢？过着如此优越的生活，部长们是否就会像党章上所说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沙图诺夫斯卡娅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在书中愤怒地写道：“同他们夫妇混得更熟了以后，我发现了一些使我深感吃惊的新事，那就是这些人的贪得无厌、麻木不仁和利己主义。”她发现这些高级官员没有任何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其官位的高低与品质的优劣几乎成反比。部长夫人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特权享受，还亲自参与倒卖各种紧俏物资的投机倒把活动，贪得无厌让人震惊。有一次，沙图诺夫斯卡娅忍不住问部长夫人克拉夫季娜说：“你这样搞投机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你什么都有了，何必还干这个呢？”

克拉夫季娜一本正经地向沙图诺夫斯卡娅解释说：“你不明白我们的处境。你丈夫今天是教授，明天还是教授，你可以放心。而我们……我们是‘片刻为王’。今天，我丈夫是部长，我们什么都有。而明天，他到部里去就可能发现，一切都翻了过来。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就会从报纸上读到自己不是部长的消息。他什么也不是了。所以，只要还有可能，我就想使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得到保证……从过富日子转向过穷日子难啊！”

部长夫人的这番心里话让沙图诺夫斯卡娅明白了受到斯大林重用的那些人的真实心态。命运把他们提升得再高，他们也总是为自己的地位是否稳固而备受折磨。他们在灵魂深处总是觉得自己的高升是昙花一现。于是，就产生了“片刻为王”大捞一把的心态。明天怎样，不知道，管它呢！疯狂地捞啊，搂啊，头也不抬，管它良心不良心。这种心态不也是今天依然处于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的大小官僚们的心态吗？

还有一次，部长夫人得意洋洋地向沙图诺夫斯卡娅炫耀他们一家即将到高加索某疗养胜地去疗养。他们将乘坐配备了带有公共客厅的高级火车专列，老百姓称之为“了望车”。由于丈夫还得“坚守工作岗位”，只有夫人带着孩子以及“炊事员、警卫员、保母”等一系列工作人员出发。

沙图诺夫斯卡娅忍不住又质问道：“难道你为了自己、孩子们和保母而乘坐重型了望车飞驶全国，不问心有愧吗？你知道，现在还有几千人带着孩子昼夜辗转反侧地躺在火车站里等机会回家。你知道，把你的了望车挂到列车上，就要甩掉一到两节普通车厢，这就是说，还要有好几百疲惫不堪的人上不了火车。难道你就不能克制一下自己，改乘软席包厢吗？”克拉夫季娜微微一笑说：“那怎么行？你知道，我们是‘片刻为王’。今天，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片刻为王”是俄罗斯人的一句有名的谚语，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一小时的哈里发”。在这个“一九八四”的世界里，除了惟一的“老大哥”之外，元帅、书记、部长、州长们个个都是“一个小时的哈里发”。有了官位，他们可以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但如果突然之间失去了自己的职位，他们立即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从高层到底层，人们都像生活在世界末日，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高级官员尤其是领袖们只能维持权力到死亡，他们不可能像美国总统一样，卸任之后悠哉游哉地去做一名大学的教授。这些官僚已经蜕化到除了当官什么都不会的地步。因此，他们一方面把权力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则抓紧一切机会捞取每一点好处。用中国官场的话来说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沙图诺夫斯卡娅笔下的前苏联社会跟今天的中国十分相似。惟一的区别就是：今天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比起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苏联官场来，不知突飞猛进了多少倍。近年来遭到查处的几名省部级高干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贵州省前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湖北省前省长张国光等人，以及垮台的十多个省市交通部门的负责人，贪污受贿的数额都是老百姓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腐败之易和数量之大，大约都是前苏联的高干们所望尘莫及的吧。中共在其他方面比不上苏共，一直无法从苏联手中争夺到社会主义阵营“旗手”的地位。但是，今天的中国在腐败方面倒是能在如今所剩无几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独占鳌头”。

今日之中国大陆，官僚阶层普遍是“片刻为王”、疯狂捞钱的心态。对于这些看不到明天的官员们来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官则疯狂敛财一天。大概没有一个中共官员相信他们还能建设成功“共产主义制度”，那只是中国人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时候的“宣誓”而已。已经被处死的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就在电话中赤裸裸地告诉在美国的儿子说：“赶紧帮我们打好前站，一旦这边不行了，我们就到美国来继续享福！”这句话被安全部门窃听之后呈送最高当局，之后为胡引来了杀身之祸。但是，这句话确实是今天中国的那些坐在火山口上的官僚们最真实不过的“心声”。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九日，新华社报导了中纪委在国内对“一把手”进行“家属出国登记报备制”试点的消息。报导的新闻导语简短而明确：鉴于近几年职务犯罪嫌疑人负案外逃人数不断攀升，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腐败犯罪后，携巨款，阖家分批逃往海外的情况，近日，中纪委开展试点建立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的报备制度。消息报导，此次进行试点的地方和单位约有四五个，北京市的“某单位”也在其中。近日，又有一份与此话题相关的材料发表：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指出，近二十年来，约四千官员出逃国外，外逃资金五百亿美元；平均一下，也就是每年外逃两百人，每年外逃资金二十五亿美元。每人所涉金额大致是一千两百五十万美元，即一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反过来证实了，那些外逃的四千余人个个的“能量”都不低。有专家透露，这一数字其实还是大大“缩水”了的，实际外逃的官员和资本的数量高出其数倍。对于宣传部门宣称要传承千秋万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官员比昔日的苏联官员还要缺乏信心。显然，这些“硕鼠”们已经预感到了末日的即将来临，他们早早地为自己安排各种后路。他们就像是泰坦尼克号上的老鼠，最先感觉到巨船即将沉没，便匆匆忙忙地夺路而逃。

中国社会科学亚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邵道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九十年代初（尤其是中后期）开始了腐败高发期。腐败的主要表现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向“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发展，也即是“权力资本腐败”。诸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股市黑金操作中的腐败”等，腐败的面大、量大、范畴广、危害大、层次高。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正式生效，国内一片欢呼。紧接着，《联合国反腐公约》的草案也获得通过。有人乐观地预测，有了这两个公约，就是有了追逃的国际文本，外逃贪官们将无宁日，中国贪官大规模携款外逃的现象终于有望得到遏止。但是，邵道生却不无忧虑地指出：“从最近一个阶段而言，在短时间内难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追逃过程中国际合作的艰难，包括程序上和实际操作当中的各类问题，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像。”

为什么贪官们会有末世之感并上演最后的疯狂呢？邵道生研究员不敢捅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一九八九年以反腐败为触发点的民主运动，最终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残酷镇压。中共固然稳住了他们“铁打的江山”，却导致了自身彻底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并堕落为一个“腐败党”。各级官僚“风起云涌”地贪污腐败，乃是“六?四”惨案的又一“反向后遗症”。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幅只有末世才有的图像：有的贪官将数百万人民币压在床垫下睡觉，有的贪官在家中供奉起了从观音到关帝数十个神仙牌位，有的贪官张开血盆大口去喝“婴儿汤”，就连最高领袖也要赶到庙宇中去烧第一柱香。

不久前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监督省委书记》的文章，洋洋万言却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近日中央组织部派出所谓的“督察组”到各地巡视，企图给地方诸侯施加压力，抑制越来越猖獗的腐败现象，结果却是无功而返。这种派出“钦差大臣”到地方上走上一趟的方式，古代的皇帝们早就用过了。不过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皇帝自己也不相信真有作用。今天，“聪明”的中共领袖们又祭出这个“翻天印”来，不过是让老百姓笑话笑话而已。不结束一党专制、不实现“还权于民”、不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中共官僚们个个都只能是“片刻为王”的吸血鬼。他们最后的疯狂不会持续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