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时任中共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问华府，天气奇冷。在美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迟浩田竟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这分明是闭着眼睛厚着脸皮在公开说谎！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仍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宣称，SARS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 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 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撒谎成性到了极至。中共的历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谎言史。难怪大陆民众讥讽说，“共产党的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认识到，暴力和谎言是中共夺江山、坐江山的两大“法宝”，缺一不可。暴力要靠谎言为其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谎言则须依赖暴力维持生命。

但至今仍有人以为，说谎只是中共个别掌权者的所为，不是党的责任；还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党已经承认了过去的造假事实，改正了错误，不会重犯了。这些出于善意的看法，源于对中共的本质缺乏足够的了解。其实，说谎是中共与生俱来改变不了的本性，不管谁掌权，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必定要说谎；而且一旦搞起政治运动，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纵观人类社会，不管是什么社会势力，要想有所作为，必得取得民众的支持。区别只在于，善者以仁爱行于世间，顺天理而行，因而自然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不但根本不需要谎言的包装，而且其善的本性本身对谎言就是排斥的。恶者正恰好相反，他们从来都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代表，奉行的是“假恶暴”，逆天理而行。尽管恶势力的目标与民众的利益一向背道而弛，但要实现他们的目标却又不得不藉助民众的力量与支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只有说谎——用谎言构筑的“美好形象”把自己邪恶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用谎言构筑的“美好未来”诱惑民众，同时尽力把他们要打倒的对手加以丑化，无论是希特勒政权还是中共都是这样的典型。

按照中共的“党逻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说谎不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光荣无比；只要党的利益需要，什么谎都能说。中共从起家到今天之所以谎言不断，根源就在于此。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共不说谎了，那它也就不是共产党了。只要它还是共产党，就必定要造假说谎，特别是在重大的善恶、是非问题上，就更是如此。

在《红朝谎言录》一书的序言中，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中共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八十多年来，中共在各个领域都编造了大量谎言，但其主要内容则集中体现在抹黑对手和美化自我两大方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