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企业文化是营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那么什么是企业文化呢？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从事商品经营活动中所共同具有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外显于厂风厂貌、内显于员工心灵中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一种意识形态。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儒释道”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这些文化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诸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不得益于汲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精华。
回顾历史，东方文化远远早于西方文化，并极大的优越于西方文化。在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到先秦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官学”，并广为传播，在亚洲一些国家形成了“儒学文化圈”，使儒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学术文化流派，特别是自宋明以来，儒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儒学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古代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早在西方传教士从远东纷纷向西方传播他们一知半解的亚洲见闻时，西方人对东方世界便怀着一种尊重、惊奇、神秘和敬畏感。儒、释、道文化奠定的中国古代社会经过充分发展所达到的文明，远远高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
到了明清末年，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搞党争，实行禁锢思想的高压政策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使传统文化维护统治、维系人心的作用大为削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开始退步。而欧洲从15世纪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和开拓世界市场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创造了新型的西方文明。到16世纪中叶，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大致上处在了一个水平上。
鸦片战争，中国大片国土沦为他国的殖民地，西学大量流入，邪恶的布尔甚维克思想也乘机从苏联传入中国，很快就和中国本土的小农思想相契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反帝、反封建斗争”，把“孔孟之道”作为思想革命的重点，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被削弱。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致命性的浩劫还是“文化大革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大陆在干些什么? 50年代初，百废待兴，好斗的中共恶党就带领中国人民卷入了朝鲜战争，为此向前苏联借了十二亿美元。到50年代末，又搞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战天斗地的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规律，祸及全球和后世子孙，结果遭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三年大饥荒饿死了许多百姓。
共产恶党一贯认贼作父，建立之初就事事请示共产国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想北上逃跑到前苏联，可是苏联并不买这个“干儿子”的帐，总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给中国当头一棒，到60年代初，前苏联强迫中国还债，使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到60年代中期，恶党在其党魁的操控下人为的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一搞就是十年光景，使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西方国家在高速发展，而中国大陆却在快速退步。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文化上遭受的损失就更大了。“文革”中，极左份子破“四旧”，立“四新”，砸孔庙，批孔孟，硬是把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命”给革掉了，把传统文化遗弃了,断带了。
没有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心理迷茫了，思想混乱了，价值扭曲了，是非颠倒了。人们本来对自己都很有约束，可是到后来便肆无忌惮了。原来犯点错误自己就感到羞耻，到后来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了。后来竟然发展到以敢于犯规、善于越位为能、为荣这种不知羞耻的地步！
中共恶党为了笼络人心，拿百姓的血汗钱养肥了一群大贪官，中国大陆的国民在图变无门的情况下（“六四”运动），由气愤到无可奈何到上行下效，大陆的国民变着法的钻国家和集体的空子，想方设法的占国家和集体的便宜，反正公家的东西有我一份，不拿白不拿，直至一步步发展到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财、腐化堕落的地步，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是大陆背离和遗弃优秀传统文化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和代价！
值得庆幸的是，世界觉悟了，全世界都认识到了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九评共产党》就像一面法镜，照的恶党体无完肤。也照亮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认清了共产邪灵对中国大陆的企业文化的根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
破坏“天人合一” 的道家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文化的基本思想，它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天人合一”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都是由天地演化而来的。人之为人本于天，人就是天的缩影，道家所说的人体是个小宇宙也反映了这种观点。比如天有365天，人有365个小关节；天有12个月份，人有12个大关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眼有开合。又比如人的情感方式与天也是一致的。天有风雨阴晴，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天有五星，位有五等，人有五脏，地有五方，声有五音等等。
第二，“天人合一”思想表明，天下万物之间是一种全息关系，即部份映视着整体，并凝聚着整体的各种信息。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比如人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而人身上的各个部位又映视着人的整体。人的第二掌骨就是人整体的缩影，人体任一节支系统均有对应人体各部份的穴位，每一个部份都是一个全息单元，并每时每刻都与天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构成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把天之时、地之财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按照一定的天理、规律生活、劳作、生生不息，繁衍后代、子孙，与天地、自然、社会、和谐统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气功高潮阶段，在企业管理方面曾经有一种新的理念“无为管理”，这种管理模式的基本思想源于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因其不争而顾无人能与之争”，这里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作，而是顺乎规律的去做事，不强为，“不争”并非是消极的推让，而是不争小利，不失大节。
这种文化理念也奠定了中国传统的经营之路，中国古代的儒商是以德为本来进行商贾的。儒商精神首先是遵循客观规律去经商，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商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经商丰富了一方百姓的生活，本应有所回报，“舍得舍得”付出的幸劳越多，收益也越多，靠本事吃饭，而不是像现在有些人那样拉关系、走后门，坑蒙拐骗，贻害众生；同时那时的商贾往往有大眼光、大气魄，他们具有一种坚韧不拔，善于和光同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智者精神，他们遵从做人的基本标准“仁、义、理、智、信”，生意不成仁义在，做生意不在数量，而是一件事业，哪怕再小的生意也认真去做。
做生意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只有真诚、善良，宽容多为客户着想，才能赢得诚信和客户，才能有源源不断的、长期的效益来源，否则不重诚信、不讲道德，只能贪图到一些短期利益，却失去了客户；儒商往往是吃苦耐劳、善于应战的，每一个大企业的在创业初期建立都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付出就会有收获。而共产邪恶主义提倡无神论，否定因果，否定善恶有报，搞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共产邪恶主义宣讲的所谓“解放全人类，达到物质极大丰富，各取所需”的人类理想是不存在的。“不失不得”是宇宙的规律，也是一条天理，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这个世界不会养懒人，而共产邪灵打着所谓“为人类理想而奋斗”的招牌，到处行骗，换取老百姓对它的顶礼膜拜，它的发家史就是“骗”“抢”和利用。
以中国为例，共产恶党从一开始出现就在中国大陆搞起了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进而“大锅饭”等绝对的平均主义，五、六十年代的三反、五反，又把地主和资本家的资产划为国有，明着把老百姓的钱抢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可是2004年开人大会，又承认私有制，相当于把国有资产又变成了私有财产，变成了某某人夫人、某某人儿子腰包里的钱财。现在大陆的几大家族，靠的是老子、靠的是裙带，江泽民的儿子江绵康靠着老子垄断中国的网通，李小鹏、李小倩靠着李鹏垄断中国的电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破坏“和为贵”的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讲究“家和万事兴”，“万事和为贵”，互惠互利，和气生财，只有多为顾客着想才能得到客户的眷顾。利他利己的双赢策略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处世之道。可是共产邪灵嗜血成性，战天斗地，残民以逞，讲究斗争哲学，美其名曰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由于中国大陆受恶党文化中“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余毒的影响，在大陆的政府和企业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做假帐、报假数字、搞假审计，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做“一锤子”买卖，甚至坑、绷、拐、骗现象；存在着公家东西小到办公用品、公共设施，大到国家资财、水利工程，什么都敢要，什么都敢拿的强取豪夺的行为；存在着上从国家领导人，下到企业经营者，明知自己德性、能力、水平不行，却偏偏执意不肯主动让位，误国、误企、误民、误己。
破坏人类最基本的尽责报恩的传统美德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做企业实际上是在做人，做人要诚实、守信，善良、宽容，作企业同样讲究诚信，为顾客着想。每个企业中都会制定不同的制度，作为约束员工的行为准则，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制度都是由人定的，而且制度本身没有完善的，都需要人去不断的改进，需要人去具体执行。人只有自觉、自愿的遵守和执行制度，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执意要违犯制度，制度本身并不能够阻止他。所以，在体制、机制和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人就成为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引导人的这种自发性，中国传文化的尽孝报恩思想能够解决人的自觉和自我约束的问题。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从做人的最基本品德——尽责报恩开始。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舞蹈、美术、音乐、文字、语言等人类文明成果最初的起源都源于感恩，舞蹈、音乐最初产生于丰收后祭祀活动，一方面是表达丰收后的喜悦心情，一方面是感谢天地万物赋予的食物；东方的艺术最初是出现在神佛的塑像上，西方的绘画最初是出现在教堂的穹顶上……可以说感恩是人类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中国的古人说：“君子施恩不图报，知恩不报是小人”，“受人滴水之恩，他日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
报恩体现在方方面面，对待自然环境，要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如果把天作父，把地作母，人类对待天地万物要像对待父母一样，按其本性来敬养它，这样就能够得到万物的恩惠。孟子说，不违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把细密的网撒向大湖深池，鱼类水产就吃不完；伐木砍树能遵守规定的季节，木材就用不完。相反，如果人类对天地万物不敬养，不珍惜，不爱护，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人类自己。臭氧层空洞、沙尘暴、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就是鲜活的例证！我们接受的是同一个太阳的能量，吸收的是同一个地球的营养，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饮用的是同一个水源，世界万物与人类本来是一体，我们“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爱护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爱护我们自己；损害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损害我们自己！
对待父母要孝敬，“孝”同样是天地大道的直接体现。《孝经》中说：“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谓之大孝。是指不仅要让家族、家业和家德代代相传，而且还要顺应天地之大道。即当祖宗利益、家族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与自己小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小家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大家利益；当道与孝发生矛盾时，孝要服从大道。因此，有三种情况孝子可以不服从父母之命：即当服从父母的命令会使父母处于危险境地，会使父母受到耻辱，会陷父母于禽兽状况时，可以不从命。这就是所谓的“大孝不孝”，其实这是一种更深更广博的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这种大孝的体现。1999年7.20政府在少数人操控之下，取缔“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强权威逼之下，为了呼唤人间的正义和良知，为了众生的存亡不顾自己的安危，本着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去各级政府部门上访。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去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这是真正的为祖国和人民负责任，因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利用舆论进行造谣和诬蔑，颠倒黑白、愚弄人民。他们的行为是真正的为他人负责、为社会负责、为中华民族负责的“大孝”的体现。
对待人民，我们同样要报恩，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所用的一切，哪一样不是人民给予？纺织工人每天勤苦织出的好布，自己却穿着不起，而共产恶党那些腐败的党徒却经常在挑肥拣瘦；农民锄禾日当午，起早贪晚收获得来的粮食，自己都舍不得吃好的，而共产恶党那些腐败的党徒经常在大吃大喝中无益的浪费；有些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的房子，也没住上楼房，而共产恶党那些腐败的党徒却经常调来换去，还不如意称心，甚至一个人有多处住宅还不满意；有些山区至今不通道路，而有些城市的道路，今天铺上，明天挖开，损失浪费惊人。看看今天的中国大陆，最贫困的就是过去曾经养育了共产邪灵的所谓“老区”（共产邪灵摘取胜利果实的地方），那里有的人家里只有一条裤子，出门要换着穿，可是 2004年7月1日，恶党的生日，宋祖英去“老区”唱歌，在当地乱摊派，乱收费，是喝完了人民的乳汁又喝血，是狼的本性啊！中国青年报披露了这件事，一周之后，中组部下人撤销了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过去古人们讲饮水思源，可是恶党从来不把百姓的利益当回儿事儿，不知恩图报，只是无尽的索取，难怪网上有一则笑话称当江泽民拿出一叠党票时，狼激动的说，终于找到组织了。
共产恶党执政的短短五十多年，中国大陆在“党”的领导下就发动了数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镇压法轮功，每一次运动都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摧残。由于长期受到中共党文化壁垒、文化管制的压迫，从中国大陆企业文化的发展现状来看，可以说中国大陆现阶段绝大部份国有企业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甚至病态百出，主要表现为：
（1）文化愚民。在那些党组织专权的企业。领导人极端强调党文化的价值理念。以前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搞的“保鲜”活动为例，乌市某企业党委严格遵照上面的命令，组织党员开会，党员天天去汇报思想，奖金照发、工资照拿，厂里的工作没人干，下面的职工怨声载道，它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希望通过这种“洗脑”掩盖事实真象。这类企业通常易产生盲目崇拜或者对事实真像的噤若寒蝉。在中国大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基本都有一个党组织，这个组织既不是生产部门又不是服务部门，但却“指导”着全体员工的思想，有些企业盲目崇拜党文化，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远大抱负，妄图改造世界。“大而空”的口号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宏伟、统一的崇高目标往往缺乏实实在在的客观基础。该类企业员工表现多数都激昂澎湃，但可能忽略了眼前的险恶形势和今天该干什么，在这种企业中往往浪费严重，把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浪费在一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中。
（2）文化压迫。通常表现为企业有十分系统和严明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了员工必须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但没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倡导，疏于对员工的教育与培训。在这类企业，往往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中的真诚、善良和宽容。党文化中的“妒嫉文化”、“马屁文化”、“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很盛行。
此类现象多产生于工业制造企业，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长期以来不是以人的技术、组织能力和素质为标准，而是以所谓的恶党政治资本和裙带关系为标准，长官意志、行政命令，被民间戏称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任用的企业领导人本身素质不高，或对企业文化缺乏认识。在其管理下的企业通常缺乏活力，死气沉沉，没有忧患意识，严重者可能造成企业职工的离心离德。
另外，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中党性的东西太多，抑制了人的个性，在企业中只重视党组织的意志，抹杀了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这种农村公社式的小生产观念下产生的“集体主义”，难以形成企业的内聚力。
现在的竞争异常激烈，优胜劣汰成为游戏的新规则，中国经济要想有腾飞、人民的生活要想富足，出路只有一条，首先改变那种社会上从上到下打击好人、滋生腐败的因素，建立一种扬善抑恶的管理机制和用人体制，重用贤明、重德兴善。同时，中国企业文化的重建，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务之急，要在企业员工中建立起正确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标准、道德行为准则，建立起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用公认的伦理道德约束人的心理，科学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和文明成果，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这就需要我们彻底取缔共产邪灵的独裁统治，摒弃党文化的余毒铲，重建人们心中“真 善 忍”的道德准则，恢复传统文化，塑造全新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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