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和企业家郑存柱发表公开信后，本周三(11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亦发表致胡锦涛、吴邦国的公开信，呼吁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郭泉16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的公开信的核心思想就是取消一党独裁统治，倡导民众投票自主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步，身为基督徒的郭泉表示，需要借助信仰的力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他认为，人内心有对神的信仰，信念就会强。

对于近日公开信连续出台，郭泉认为，标志着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大家共同发声是历史的必然 。郭泉以“蝴蝶效应”为喻，呼吁各个阶层人士齐发声，像蝴蝶产生共振效应一样，形成敢说敢写的环境。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学的学者，郭泉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是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精华。现在使用的只有200年不到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和人类的危害都很大。批判国学、推崇马克思主义是荒谬的。

郭泉曾经担任过5年的刑事法官。他指出，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打压，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序，违反中国法律，“是某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不是国民的意思”。

敬佩汪兆钧 共同发声

当提及汪兆钧的公开信时，郭泉表示，汪先生在他那个年龄和地位，能为老百姓思考，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很了不起。他提出的观点我很赞同。只要是为老百姓思考，能够让老百姓获得更大利益的，都是我赞同的。

至于自己的公开信与汪兆钧公开信之间的关系，郭泉表示，我们对老百姓、对国家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不存在互相影响、互相启发。郭泉提及，自己撰写该公开信酝酿已久，动笔始于今年7月。他共写了71篇文章，这封公开信取自其中的18篇。

对于公开信连续出台，郭泉分析说，“现在，中国人民有了一种普遍的觉醒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的日益觉醒的认识。所有爱国人士都已经到了能够主动思考民族问题的时候了。在这个时间不约而同的发出共同的声音，是历史的必然。我觉得大家也都在反思历史、分析现实、展望未来，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该往哪里去，如何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这些想法都是不约而同的。这是一个大的气候。”

取消一党独裁 由老百姓选择

对于此封公开信的核心思想，郭泉表示，主要是倡导取消一党独裁统治，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他说，“作为纳税人，老百姓应该自己选择公仆人员，就像购物一样自主。所有的行政官员都是老百姓花钱买来的仆人、保姆，如果行政官员不好，老百姓应该有权换掉。”

对于中共宣称的和其它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身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郭泉认为，现实并非如此，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肝胆相照”。大家的想法不同，摆放在一起会造成混乱、扯皮和内耗。

他说，“民主党派只是一个陪衬，虽然在各行业中都有聪明能干的优秀人才，但人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事实证明，‘中共执政，其它民主党派参政’的这种模式不可行，并没有使国家走得更好，相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继续走这种方式，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

郭泉表示，如果取消一党独裁统治，把这种参政方式改为多党竞选方式，让老百姓自由选举，这样的政权才会负责任，才会真正考虑百姓的福祉和根本利益，才会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

没有共产党 中国不会乱

对于有人提出的“没有共产党，中国会大乱”之类的说法，郭泉肯定的说，绝对不会乱的。投票选举也是一种很稳妥的方式。中国自古多少朝代，也不会因为政权更替，中国就乱了。

郭泉由此提到，多党选举的前提和基础条件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不能参与到政党竞选当中，否则容易发生内战。应该由老百姓说了算，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票，失道少票”。

中国问题症结在于体制

对于中共当局曾经宣称的，中国老百姓不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文化素质。郭泉指出，这是谬论，是把人民当白痴。

他说，“只要让他选，老百姓一定会选择最好的。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生活常识，并不需要多少文化素质。就像不识字的人到农贸市场，也会买回好的东西。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怎么会比陈希同更差呢？怎么会比陈良宇更差呢？”

郭泉强调说，人民是决定国家发展和未来的根本动力。目前的关键不是老百姓如何选的问题，而是老百姓能不能选的问题。现在限制中国发展的就是体制。

郭泉说，“这个政权宣称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现在出这么多贪官污吏，怎么可能是‘为人民服务’呢？！这样的政权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和谐社会’，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一个执政党出现这么多贪官污吏，很显然就要重新选择了。”

郭泉表示，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一切症结就在于体制，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根治。他说，目前中国，极少数的先富权贵控制着全社会90%以上的财富。同时，人民还无权与共产党共同竞选执政党地位。权贵者为了获得更大量的货币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奢侈需求，不惜牺牲国人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他说，“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民族的未来。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

各阶层公开发声 产生“蝴蝶效应”

郭泉表示，中国人聪明善良、勤劳勇敢。如果中国的政体发生变化，中国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会输给其它国家的。

对于如何实现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自主选择行政官员，郭泉表示，这要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大家都来发声、宣传，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各种可行的方式公开发声，让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界人士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站出来说，想到了就写，集沙成塔，集腋成裘，形成一个敢说敢写的环境。

他说，“声音其实就是一种选票。在中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表意见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街头’可以不是指马路、广场等，而是指传媒、网络等渠道。大家都来发声，发自内心的说出心里话，人越多越好。”

郭泉在此谈及西方“蝴蝶效应”的理论，他说，就像一只蝴蝶稍稍摆动几下翅膀，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通过空气的振动可以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许刚开始只是一个低幅的增长趋势，但是在一个过程后，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呈现巨大的增长幅度。

对神的信仰产生内在力量和抗争精神

对于中国各阶层人士不能出来发声的原因、老百姓如何能够走出公开发声这一步，郭泉分析说，这可能是因为观念的影响和缺乏牺牲精神。他说，“有的老百姓可能觉得出来说话没有用，所以就不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一个人、两个人也许力量有限，但是大家的合力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就是，缺乏牺牲精神。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对神的信仰。”

他说，“干坏事的人为什么敢干坏事？就是因为他觉得做了坏事没人知道。其实天上的神都在看着，没有人监督，但是神在监督。有的人为什么怕死？因为他看不到彼岸世界。其实为了人间的名利而贪生怕死的人，是没有彼岸世界的美好的；而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死的人，他在彼岸世界是荣耀的。”

郭泉表示，由于中共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百姓在信仰方面的打压和阻止，使中国民众逆来顺受、缺少抗争精神。在西方，由于人们心中有信仰，相信天理天法，因此从内心要求改变社会的力度和信念就要大。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难，通过救助贫困者，扩大信仰者，实现自己对神的承诺或获得心灵的提升。

镇压法轮功违反中国法律

在此处，郭泉提到，中共当局目前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打压，完全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是违反中国法律的。对法轮功的定性和打击，是某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不是国民的意思。

郭泉曾经在94年-99年期间，担任过5年的刑事法官。他说，“整个打压过程，至少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能看到镇压者及其宣传口径的单方面观点，却不能公开看到被打压者的辩护意见，这根本不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目前还缺乏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这个事情。没有人民参与的任何一个个人决定的东西，都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

对于法轮功学员这些年反迫害的抗争，郭泉表示赞赏。他说，人内心有对神的信仰，信念就会强。身为基督徒的郭泉说，“所有有正的信仰的人，我都视为兄弟姐妹，包括法轮功学员。”

外来马列危害大 中国应传承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的出路，郭泉认为，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去找。他说，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国各族人民祖祖辈辈在共同的地域、语言、心理等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也是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精华。其倡导的伦理道德观都是自古至今对人们有益的精髓。

他说，“每个人生下来并不是完全空白的，都有一种承继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千百年来形成的东方文化深入中国人的骨子里。这是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

郭泉表示，“一个民族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现在使用的只有200年不到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没有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一来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打倒，对中国和人类的危害都很大。马克思主义不可以取代中国文化。把国学当作封建糟粕加以批判和排斥，让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的一切思维，这是荒谬的。”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学的学者，郭泉呼吁胡锦涛，尽快研究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他说，“中国人当以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国学，不可以用西方新思想来限制、打击或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研习国学，推进民主，正是当代知识份子应当敢于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过分强调和依靠一个生长在异域的德国思想已经无法光大中国这个已经不容乐观的民族了”。

前苏联解体起借鉴 台湾民主是中国最佳选择

对于中国走向民主的可能方式，郭泉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有效道路。而同根、同文、同种的台湾的民主宪政体制是中国的必然道路。前苏联的解体模式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郭泉说，前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这么多的灾难，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前苏共领导人在没有任何反对党的情况下，自动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的选择。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一个环节，对当今中国是有启迪作用的。

郭泉同时表示，当今中国和前苏联的实际国情有不同，完全照搬前苏共解体的模式也不太可能。他认为台湾的民主政体的进程模式是中国最可行的道路。

郭泉表示，国民党流亡台湾后，重新走了一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台湾的民主模式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延续。因此自己的理想就是在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他说，“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郭泉先生简介

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