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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加平
大纪元编者按：此文近日在中国互联网上发表非比寻常。按照作者吕加平自己的话说"中国的政局，你们外国看不懂”；江是个彻底的"假货”。吕加平1941年生，上海嘉定人，曾经是军人，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自由撰稿人，已退休，现居北京。图为吕加平档案照。 ---------------------------
吕加平按：本文已于3月26日以要求调查的报告形式通过内部渠道送达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胡锦涛总书记和八位常委，以及送交给了中央军委、中纪委、政法委、中组部、国防部、公安部、国安部、人事部、高检等委、部领导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现特以文章形式予以公布。
2003年3月30日 ---------------------------
据香港凤凰卫视3月13日引用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两会的报道，江泽民主席3月12日在参加湖北省代表团的讨论时向在座的湖北代表们发表了7分钟的讲话以后，专门腾出时间介绍了他在湖北武汉工作时的一些往事"花絮”。他说："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我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抢救了过来。”"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然后他又回忆了一些在东湖游泳、喜欢吃武汉豆皮、素面和喝黄鹤楼的白酒等小"花絮”〔注1〕。
江泽民在十六大上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继任了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此时仍还兼任人大第九届国家主席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他通过对湖北人大代表们轻松闲谈的方式，专门介绍自己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三天而晕倒抢救的经历和自己的档案已被造反派"查了个底朝天”的情况，本人认为他这是为了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说明自己的历史是绝对清白的，要人们对他放心。
江主席的这段对于自己历史清白的自我介绍，使人们有幸得知和了解他在当普通人时的一些历史经历，因此很感新鲜与好奇，同时却也使人不免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一、在文革时人人都声称自己热爱毛主席，江主席说他当时是赞成"百万雄师”的观点的，而以百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武汉"百万雄师”是以最最热爱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著称的革命群众组织，因此赞成"百万雄师”观点的江泽民也应该爱毛拥毛，而不会像那些自己有什么问题怕被揪斗清算的人那样害怕毛主席。可是在造反派问他最怕什么时他却说最怕毛主席，这就奇怪了，他为什么会害怕毛主席呢？据一位网友介绍说，当江在湖北代表团大谈自己这段经历时，随同的几位高级官员很是不安和紧张，湖北代表们也并没有把他的这些介绍当作"花絮”来听，而是在感到新鲜和好奇的同时心里都在问，江主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谈自己在武汉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的往事和强调自己历史清白呢？散会后吃饭时代表们更是纷纷议论江主席为什么会有害怕毛主席的心理？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重大问题怕被发现追查清算才怕毛主席的？而他表白自己的历史清白，是不是恰恰表明他的历史并不清白呢？
二、江主席说自己因为赞成"百万雄师”观点和说了句"最怕毛主席”的话就被造反派批斗三天，并晕倒而用防中暑的"十滴水”抢救，造反派又把自己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但是江主席的这个说法似乎并不符合事实。
1962——1966年江泽民在一机部所属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1962——1965年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也在该所工作）。1966年5月，也就是文革开始之前，江从上海调到北京一机部。当时一机部（汪道涵时任该部副部长，李岚清为该部部长秘书，贾庆林是该部团委副书记，后调该部外事局）在武汉筹建重点科研项目热工研究所，即江所说的锅炉研究所，刚调到一机部的江泽民被决定派往该单位任所长和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据1990年2月3日《南方日报》一篇介绍江泽民在文革初期靠边站的文章披露，由于该所是新组建单位，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很多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其党组织的领导也是临时任命的，大多互不认识和了解，因此这个以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单位不太可能像当地单位那样形成观点鲜明对立的两派矛盾与斗争。江的档案这时也许还在上海或北京一机部，而且当时武汉和全国也还没有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因此即使该单位有造反派，也不可能因为江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的话就成立专案组，对处于三不管状态的江的档案历史去作"底朝天”的彻底调查，所以说江主席的这段话有些言过其实了。这些被江称为造反派的人现在应该都在，他们最清楚当时有没有像江所说的那样斗他查他的。
三、在江泽民十六大上继任中央军委主席和第十届人大上继任国家军委主席以后，报刊媒体在介绍他的简历时都说他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也存在有一些疑问，而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会影响江主席是否历史清白。
本人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1980年创建成立时入会的老会员，除欧洲大西洋战场、苏德战场外，亚洲太平洋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也是本人研究的重点课题。但据本人所知，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学校里，并没有发生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只有秘密的地下反日抗日斗争活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殖民武装占领之下，任何中国师生要想上街集会游行、举行抗议示威、进行罢课罢教等反对日伪、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旦发生这种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的残酷镇压而格杀勿论的。
江泽民1943年时才17岁。据西安的金安迪先生〔注2〕从《江泽民传》〔注3〕一书中查到江的身世资料得知，此时他高中毕业后进入汪伪南京的中央大学就读。由于在日占区，尤其在汪伪的"首都”南京，是不太可能发生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的，因此可以肯定他不可能参加这种不会发生的学生运动。所以说江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懂当时历史背景常识的外行话。此时的江泽民最多与南京伪中央大学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接触和联系，或参加了该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反日活动，而不是学生运动。但问题是，当时南京日伪中央大学里是否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存在？如果有，江是否参加了该组织领导的反日活动？如果江参加了这种活动，又有谁证明？
四、对于江泽民何时入党的问题，十六大结束后对他的简历介绍是1946年入的党，这次十届人大结束后介绍的更是明确具体，是1946年4月入的党。可是江的这个入党时间似乎也有些问题。
据《江泽民传》一书介绍，江泽民的亲生父亲叫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是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江泽民也许正是凭了这层汉奸家庭背景关系进了南京的汪伪中央大学读书的。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失地开始光复，国民党政府在当月26日颁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的沦陷区公立专科以上的在校学生进行甄审。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将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以上海徐家汇的上交大为校址。由于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等6所院校被列为汉奸伪学校，其在校学生为伪学生，均要进行甄审，因此江泽民也要被作为有汉奸嫌疑的伪学生进行审查甄别处理。可是就在这时，正待甄审的江泽民却突然离校跑掉了。
据一位名叫"西林残阳”的网友在今年3月11日给我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称，江泽民当时跑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小地方，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当地的一位农民收留了他，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了半年〔注4〕。
此时抗战已经胜利，如果说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读书的江泽民在1943年就参加过中共南京和该校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或者又如果他只是读书而没有什么叛国投敌的汉奸嫌疑问题，他完全可以像其他学生一样在校待查。可是他却在国民政府要对他甄审之时突然逃走躲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次江的离校外逃之举属实的话，只可能作这样的解释：
（1）因暴露了他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怕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由地下党安排出外躲避。但当时国民党还没有回来（国民政府直到1946年5月才重回南京，日本投降后来南京的只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接收大员），而他逃到江西藏匿又毫无外援，因此可以肯定他的这次半年避难并不是由地下党所安排的，而是害怕对他的伪学生问题进行追查清算的一种自行逃难；
（2）该校并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或者即使有，他也并没有与该地下党有什么联系，因此在自己遇险时中共地下党不可能为他提供保护，他只能自己想办法避险而逃；
（3）他本人可能在该伪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如"铁血团”之类的汉奸组织，有严重的汉奸问题，怕国民政府回来调查甄审时发现；
（4）他父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他怕国民政府查他父亲而会牵连到他。
因此江泽民感到如果国民政府对他进行甄查，必有大难相降，于是就立即"走为上”，外逃躲避藏匿。
在江泽民出逃期间，中共上海学委利用广大学生对甄审的不满情绪，发动6校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内（正好是江避难江西永新棉花坪的半年之内）组织6校学生先后7次上街游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1月6日的示威游行，简称11.6游行），8次请愿，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与此同时，南京、北平等地被列入伪学校的学生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鼓动下相继行动，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引起社会舆论很大反响。因此，如果江泽民此期间仍在南京，并与中共南京和伪中央大学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那么他一定会参加南京和该校地下党领导的此类反甄审活动的。但从未有过文字材料可以证明江在此期间参加过此类活动。由此也就可以推断，此时江泽民并不在南京，而是外出了，很可能就是到江西永新棉花坪避难去了。
国民政府见反甄审事态扩大，为了息事宁人，同时也准备进行反共内战（上党战役在1945年10月国共重庆谈判时就已打响），便由教育部出面，在1946年3月收回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
江泽民家人见国民政府取消了对伪学生的甄审，知道危险已过，就在当月把江从江西接回，江也就躲过了此劫。江临走前在那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今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话，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泽民从江西避难回来后，因国民政府教育部已将南京中央大学与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合并迁往上海交大校址，因此江就被合校转到了上海交大继续就读。这次十届人大对江的简历介绍中说他在1946年4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可是江泽民在1946年3月份刚刚从江西回来到上海交大，4月份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就不免有些奇怪了：他到上海在什么地方入的党？是上海交大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他有汉奸家庭背景，本人也有汉奸嫌疑，因怕甄审还在外面躲藏了半年，又是从江苏的南京刚到并不熟悉的上海，他怎么能一到上海就加入了上海的地下党呢？如果他是在上海交大入的党，那么他又是依靠什么神通关系在到上交大才一个月就能与上海和上交大的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深受信任而能如此快速地入党的呢?或者说他刚来上海交大才一个月就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信任并马上吸收入党，这可能吗？
值得注意的是，据《江泽民传》一书资料所述，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于1945年8月9日，当时分管学运的领导人是吴学谦。也在上海从事学运工作的还有乔石、钱其琛、薛驹（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钱李仁（原中联部部长）、朱良（继任钱李仁之职）、徐惟诚（原中宣部副部长）等。1946年4月，中共中央直辖的上海局成立，吴学谦仍分管学运。如果江泽民此时在刚到上交大后就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吴学谦、乔石、钱其琛等应该知道。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自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上海地下党活动，组织了著名的6.23游行〔注5〕，周恩来在南京遥控指挥。这样的行动，以及后来上海地下党向苏北解放区输送大批上海进步青年参加革命的行动，作为已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的江泽民是应该参加的。可是现在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泽民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执行了地下党分配的具体任务，在此期间他似乎也没有介绍发展过其他人加入中央上海地下党，因此对于他在1946年4月参加地下党或此时在上海交大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一说值得怀疑；
五、今年第十届人大结束后介绍江的简历时说，江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大，但对于江毕业后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两年间在上海干什么，是否由上海地下党安排具体工作等并未提及。据《江泽民传》一书所提供的历史资料表明，1947年江在上交大毕业后于1948年进入了美资海宁洋行下属的食品工厂任动力科技术工程师，同年该厂被国民党联勤总部斥资收购，改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属下的第一粮□厂，江仍任动力工程师。由于该厂属国民党严格控制的军工企业，对厂内工作人员、尤其对关键岗位的人员的审查极为严厉，有共产党嫌疑的，不受信任的，均不得重用。那么江在上交大毕业后是自己进入该厂工作的，还是由上海地下党安排或同意才打入进去的？该厂有没有地下党组织存在？进厂后他与美国资方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可能加入了国民党等，也都不太清楚；
六、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结束后对江的介绍中都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可是我本人又听说江是在1956年8000多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由当时担任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同志介绍入的党（江泽民在1955年被派往苏联留学，当时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任职的钱其琛专门负责管理留苏学生事务）。本人认识马老，前两年本人亲耳听到与他接近的人说起他在1956年介绍江入党的事。那么江泽民是在解放前的1946年入的党呢、还是解放后的1956年入的党呢？如果他已在1946年入了地下党，为什么1956年还要入一次党呢？这两个入党时间哪一个是真的呢？这也是人们关注的大问题。
七、江泽民在3月12日对湖北代表们说，由于"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所以"证明了我历史清白”。并说"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他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
（1）任何中共党员和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他的历史清白与否，不是由造反派的所谓调查说了算的，而是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审查落实并下组织结论后才能算的。何况如前所说，当时江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不太可能对他的历史作"底朝天”的调查，即使有过这样的派性调查也不能作算，因此这并不能证明他的历史是清白的；
（2）中共党员分成解放前入党和解放后入党两类，而解放前入党的又分成在解放区、部队里公开入党和在国统区、沦陷区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两种。对于解放前在解放区、部队中入党的和解放后入党的，除高级干部要专门立案政审调查并作出结论，确保其出身历史清楚、政治表现没有问题外，解放后入党的和留苏回国后集体入党的一般党员和干部，，除有明显的问题外，一般不作严格的立案审查，只作履历调查，也就是对履历表上填写的内容、时间、证明人等是否确实和前后是否一致进行审查核实。但是对于解放前加入地下党的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和高级干部，为了防备敌方间谍分子、特务汉奸、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也为了搞清我方党员有否叛变投敌为敌服务行为，不论任何人，也不论其职位高低，解放后上级党的组织部门，甚至中调部、公安机关负责甄别干部的部门，一定要对他进行极其严格的、甚至是"底朝天”的立案调查审查，并必须作出组织结论。在审查中只要发现问题，存有疑点，又无法查证落实的，就不能使用，或限制使用，或立即清除法办，绝对不能提拔重用。
如果江泽民真是于解放前的1946年4月在上海某处或上海交大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党员，他的出身历史和入党后的工作表现有否问题，解放后必须要由上级党的组织部门对他进行立案调查审查，并必须要下组织结论才能作算。所以他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即使对他进行了"底朝天”的调查也是无用的，也是不能作为可以认定他历史是否清白的依据的。
那么上级党的组织部门对他解放前秘密加入地下党和入党后的工作与表现是否作过立案调查审查和组织结论呢？很显然，他说他的历史清白是因为造反派对他的档案作了"底朝天”的调查后才得以证明的，这种说法表明，他解放前加入地下党和政治表现的历史并没有经过党的组织部门专案调查政审，也没有作过组织结论，最多像解放后入党的党员那样作了一些履历审查。反过来讲，江泽民这样说，似乎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组织审查和历史结论。这似乎也可以证明，他很可能是在解放后入的党，而不是在解放前入的地下党，否则不可能没有组织审查和组织结论，而只有造反派的调查和结论；
（3）据《江泽民传》一书介绍，在文化革命时，上海原地下党被"四人帮”怀疑为叛徒集团，制造了地下党冤案。1968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四人帮”对原上海地下党员进行了大规模审查，共建立了39个中心专案组，845个卫星专案组，被审查者达3600多人。仅上海市就有原上海地下党员担任上海区、县、局以上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99人被审查，其中65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4人被逼自杀。应该说，如果江泽民是原上海地下党员的话，也应在此次审查之列，并且在这次大规模审查中不可能不证明他的入党介绍人、同事或上级以及被他发展的党员者的姓名、身份、表现等，也不可能不被他们证明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和表现，并且必然要给别人写外调材料或别人给他的外调材料。可是直到现在却还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可以证明江泽民接受过对他上海地下党员身份的有关调查和审查。因此他是否在1946年4月于上海交大加入地下党，或者是否在上海别的什么地方入的党，甚至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都很值得怀疑；
（4）文革中，任何人如果有汉奸家庭背景或自己有汉奸嫌疑问题的，尤其那些是地下党员的当权派，一旦被查出发现，单位里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会将他当作阶级敌人、混入党内的异已分子、日伪汉奸而对他进行严酷的批斗和专政，并会追查下去，对他如何加入地下党和有否叛变投敌的种种问题都要一查到底，真会查个"底朝天”。可是江泽民武汉单位的造反派只是因为他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才对他批斗了一下，可见他们尽管批斗了他，并如他说的对他档案"查了个底朝天”，却并没有查出他父亲是汉奸，也没有查出他曾就读于汪伪中央大学而有汉奸嫌疑的问题，更不知道抗战胜利后他因害怕国民政府对他进行伪学生甄审而到江西永新避难之事，否则可能早就被斗死了。由此也可以表明，他的档案中并没有这些内容，他从未向党组织交代过这些问题，因此党组织也就没有对此进行审查和下过组织结论，造反派即使调查，也根本不可能查到如此严重并可将他往死里斗的问题。
�"恕⒏荨督竺翊芬皇榕叮竺竦淖娓附薪缒晷幸剑笃叫猩蹋�1933年去世。江石溪有子女七人，其中三人早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在抗日战争时堕落为卖国汉奸的老大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生父；老五江世雄，文革初期红卫兵批判时被推倒在地，后中风而死；老六江世候，即江上青，1928年参加革命，1939年牺牲，时年28岁，他只比江泽民大15岁；老七江树峰，扬州大学教师，1993年11月在北京去世。
江泽民说在江上青死后他被过继给了江上青家，做了江上青的继子，所以他是革命烈士子弟。其实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因此，作为江家长子长孙的江泽民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过继给他的叔叔做养子的，可以过继的只可能是他的弟弟江泽宽。因此所谓江泽民已过继给了江上青、是江上青的养子之说，是江泽民在解放后自己说的，不符合中国子嗣继承的规矩。可是江泽民为了表现和突出自己已过继给了江上青，是江上青的养子，不仅从不提及自己的生父，甚至也故意冷落自己的亲姐亲弟，掩饰与他们的父子和兄姐弟关系。而对江上青则竭力宣传，还著意重用提拔江上青的女儿江泽玲、江泽慧及她们的亲属，以表明江上青是自己"敬爱的父亲”，江上青的女儿是自己的妹妹。因此直到现在人们都还不知道江泽民的生父是谁，干什么的，死于何因何时，江的亲姐弟如何，只知道江泽民是江上青的继子，是烈士子弟。尤其在张爱萍将军对他是江上青继子之说正式认可后，更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了。很明显，江泽民这样做，有捞取烈士子弟身份、掩盖其不光彩的汉奸家庭背景和自己汉奸嫌疑以及在入党问题上的历史之嫌。
从以上所列的八条，对于江泽民的历史是否清白的问题，起码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江泽民虽然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达一十三年之久，在这次十六大和十届人大上又继任了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但对于他是否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是否在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以及在哪里入的党，表现如何，有谁证明等问题，都很不清楚，有颇多疑点，甚至与事实严重不符；
2、他对于汉奸父亲和自己在汪伪汉奸中央大学的情况，以及因怕国民政府甄审他的伪学生问题而外逃藏匿之事，似乎都没有向党组织交代过；
3、解放后他的历史也似乎没有经过党的组织部门立案审查和作过组织结论，因此他很可能不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而是解放后才入的党；
4、如果真是这样，这表明他向党组织隐瞒了历史，长期欺骗了党、人民和军队，并还在继续这种造假的隐瞒和欺骗行径，这对党、人民、军队和国家安全所造成的损失和将会带来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极端危险的。
《人民日报》在1955年3月1日头版发表《严密人事制度》的社论指出：
"要辩明一个工作人员是否在政治上忠诚可靠，就必须在接收和任用他的时候对他的历史做认真负责的审查，要仔细的检验他的证明文件和审查他的档案材料，在必要的时候还应到群众中去调查和对应他的历史。”"要防止暗藏的阶级敌人混进我们党内，除了各级党组织按党员标准吸收党员，必须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外，在党员、干部调动工作或因其他缘故需要转移组织关系的时候，必须有一套严密的证明文件制度。”
本著这个原则，也为了对党、国家、人民和军队负责，本人和金安迪先生作为在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下的无党派中国公民都认为，党中央和国家权威部门应该公布江泽民真实履历、历史情况和组织结论。如果江泽民的历史问题没有党组织进行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没有作过组织结论，不能证明他的历史清白和对党忠诚，应成立党、国家和军队的联合调查组，彻底调查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时间等问题。否则在如此严酷的国际环境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交给他指挥，核按钮掌控在他手里，国家安危由他定夺，是极不负责任的。同时我们也希望那些同意我们意见的人们，尤其那些曾出生入死打过天下的老一辈战士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向党中央和政府提出公布和调查江泽民历史的要求，以对党、国家、人民和军队负起一个中共党员和中国人的应有责任。
（8800字） 写于湖南邵阳
注释
〔注1〕凤凰卫视13日消息，据香港文汇报记者邹珍贵、张小焱北京报道，江泽民主席今日在此间爆料，透露自己迄今唯一一次晕倒的往事，以及在文革中因脱口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被造反派批斗了三天的经历。
曾当武汉锅炉研究所所长
江泽民主席今日在对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完讲话后，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表，说："现在快11点30分了，我的讲话用了7分钟。我今天不耽误大家的吃饭时间，接下来跟你们讲一点我在湖北工作时的花絮。”此时的江主席显得轻松而兴奋。 "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抢救过来。”
"我对东湖有很深的感情”
"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当时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
江主席还透露，"在武汉时，每天傍晚5点多至6、7点，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东湖就在武汉大学的边上，让我记忆犹新，我对东湖有很深的感情。”
说到这儿，江主席想了想，"还有什么花絮来著？”说著，他拿出带来的小本，翻了翻，"对，对，还有武汉的豆皮！”看来，江主席对湖北的确是充满感情，小本子上写了不少。
喜爱宝通寺素面黄鹤楼白酒
"另外，我还喜欢去武昌洪山宝通寺吃素面，喝二□黄鹤楼白酒。我尤其喜欢武汉的豆皮，特别好吃，那可真是叫香！”被江主席所感染，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注2〕金安迪是本人的网友，虽从未见过面，但我们之间通过网络和电话经常探讨一些问题。金先生生于1953年，1982年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无党派人士，现从事职业管理及咨询研究。其父金光祖原为中山大学教授，抗日时期经周恩来、吴玉璋特许赴延安参加革命，改名康迪，即"抗敌”之意。在延安历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教务长，延安光华农场场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农业科长等职。李鹏，叶选平、任湘(任弼时之侄)等人均为其学生，解放后一直在陕西从事农业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导工作，直至1983年去世；母亲张慰9岁参加抗日救亡，为邓颖超创建的孩子剧团成员，1947年随叶剑英撤出北平到延安，解放后一直从事高教工作；姑父母均为抗日时期老干部，姑父解衡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离休前任公安部顾问。
〔注3〕《江泽民传》一书于1996年1月15日由台湾时报出版企业公司出版发行。作者杨中美，1945年9月22日生于江苏武进县。196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文史系。1981年春赴日，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专攻中国近代史与日中关系史。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瞿秋白与瞿秋白思想。1986年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特邀客座研究员。1989年获日本东京立教大学博士，并任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著作还有《胡耀邦评传》、《李鹏评传》等。杨中美在《江泽民传》的后记中写道："……李登辉和江泽民这两位隔岸领导人，尽管出身不同，但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点。李登辉与江泽民一个学农，一个研工，都放洋留过学；一个赴美读博士，一个留苏攻机电专业，都是科技出身的政治领袖。李登辉与江泽民兴趣与才情也相类似：李登辉擅长英、日语，江泽民精英、俄语；李登辉能拉一手小提琴，江泽民能弹钢琴，且会吹笛弄箫拉二胡；江泽民爱好文学戏剧等，李登辉也好此道。当然，两人最为相似之处是：两人都是国共领袖蒋经国、邓小平不次擢拔登位的，也都是在没有很牢固的政治权力基础的弱势情况下，随机应变，乘势而为，在似乎无个性的政治运作中接二连三的渡过政治危机战胜对手，逐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基础。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一种世纪交替之际的中国现象(吕加平按：也就是本人和金安迪先生所探讨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见本人2003年2月24日发表在本人个人主页上的《耐人寻味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一文。本人主页网址：kk8259.redi.tk)。因鉴于此，很值得关注世纪交替之中国现象的读者读一读江泽民传。据很可靠的消息，好学的江泽民曾十分兴趣地阅读和研究过周玉寇小姐写的《李登辉的1000天》一书，作者也很希望李登辉先生读一读江泽民传，这或许也有助于台湾海峡两岸中国领导人的相互了解或良性互动关系的进展。”
〔注4〕2003年3月11日23时59分一位名叫"西林残阳”的网友给本人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全文如下：
吕先生:拜读了你的大作（吕加平按：指本人2月24日写的《耐人寻味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一文）,使我解开了关于江**身世的一段有趣的插曲，这段插曲,外界几乎是根本不知道的。
在四十年代中期,江**曾经逃难逃到了江西永新一个叫棉花坪的地方,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当地一个农民收留了他,并且一呆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后来才被他的家人接走。在走之前,江在那位农民家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说如果今后他发达了、一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话，并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当总书记以后,曾去过井冈山,途中就在永新呆了一天,而且特意去看了一下棉花坪。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为什么知道有这样一个小地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看看。
1997年,当时那位农民的后人找到了那本旧医书,大吃一惊。就找到了尉建行妻子(也是永新人)的一个亲戚,想通过他来想点办法，但是最后还是被那个亲戚劝住了。
这件事我也是非常偶然才知道的。但我一直都搞不懂,为什么江会逃到江西来。现在从你的文章看来,应该是在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后!因为他的汉奸父亲,怕被清算,才逃出来的!而他的入党时间,也只能是1956年!
西林残阳
〔注5〕6.23游行。1946年6月23日，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派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胡厥文等11人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上海市各界300多个团体的5万多人聚集在火车北站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随后欢送人群进入市区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由各大学的学生带头，高呼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以及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当时中共地下党在火车北站附近建立了秘密现场指挥部，周恩来在南京遥控领导。请愿代表团到达南京后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工围打，包括著名人士郭沫若在内的多人被打伤。周恩来亲自去医院看望，毛泽东致电慰问。上海各界致电或撰文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舆论空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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