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科

曾经以为，自己可以按照从前的设想走完这一生的路途。但命运的安排，最终使自己没能够继续走下去。这个突然的变故，使我发现一张谎言编织的巨网，赫然笼罩在那片遥远的故土。也许我们能做的，是毅然走出谎言，破除那张巨网，这将是对那片土地最大的帮助。因此，我决定把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段历程写出来，因为人们分享经历与流通信息的本身，就构成了谎言的最好照妖镜。

（一）

我出生在一个很典型的客家家庭。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人，因为历代战乱、外族入侵，或者中央政权疆土的扩张，不断向东南沿海迁移，成为当地的客人。但他们迁移到当地后，却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中原原来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建筑结构等，与当地混合很少，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客家人身份与特色。从浙江、福建，到广东、广西，都有很多的客家人。到了近现代，迁移就更复杂了，四川、湖南等地都有不少客家人。

客家人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特点是勤劳刻苦，重视文化教育，具有很浓厚的传统士大夫特质。所以即便是在广东的客家人，也不那么喜欢经商，却更注重走传统读书人入仕的路。

父亲的学历并不高，没上过大学，但我相信他的学识，是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无法相比的。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九军六司令的故事，说民国有段时间，广东的九个军长、六个司令都是客家人。我相信很多故事不是他看书看到的，而是源自客家乡亲互相之间的流传。他很喜欢讲名人的故事，但并不是要我们追求那些名头，而是希望能激励我们好好读书，好好做人，独立自强，长大了能报效国家，成就男人的一番事业，家族也有光彩。为家族争光，为国家作贡献，这是客家人的传统。

父亲事业心很强，工作很投入。他年轻时候碰上社会主义的改河运动，就是浚通、改变河道，因为双脚泡在泥水里时间太长，后来得了极其顽固的趾甲藓，再也没有治好的希望。母亲经常报怨他太不顾家，我理解母亲受过的苦，但却打自心底佩服父亲的事业心，觉得男人就应该这样献身，去闯一番事业。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农村，那里是山区，一个因贫穷而扬名全国的地方。我记得大概还没上学，也就是六岁以前，就开始在家里做饭。因为大人白天都出去干活，经常很晚了才能拖著疲倦的身子回来，我就只好自己帮忙做饭。结果第一次做饭时，因为农村烧火的材料都是些铁芒基、干禾杆，火势控制不好，大人辛苦了一天回来，却只好吃烧糊了的饭。大人们没有生我的气，毕竟孩子能这么帮忙，已经很令他们感到欣慰了，而且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小一个个头，他们本来也没对我寄太高的期望。但在我的心里，却为这件事情深深内疚。

务农时节，有时深夜还要跟在母亲后面去看秧苗的田水，因为那是一家的生计，水多了或少了都会带来灾难。小小年纪的我，也开始帮著收割稻谷，记得第一次下田小指就被镰刀割得满手是血。盖房子用的一部分材料是石头，大多是家里人自己下河去捞的，大人捞大石头，我就去捞小石头。农家的孩子懂事早，大概也是出于这种无奈吧。

耳闻目睹、亲身体会了那么多事情，再加上父亲的影响，我知道自己肩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那种忧家忧国、悲天悯人的特质，大概是这时形成的。当然，那时的梦想，其实是一个很模糊而朴实的想法，就是希望能使家里人能够生活好点，让他们脱离那艰苦的环境。儿时的愿望，长大后很多都忘了，只听得母亲跟人聊天时提起过。母亲记孩子的事，往往比孩子还要清楚。

我九岁那年，家里转成了非农户口，日子相当没以前那么艰苦。帮助家人从困境中解脱的事，已经不需要我去完成了。我那时心里竟隐约感到有点遗憾，遗憾再也不会没有机会去实现那个儿时朴素的愿望。

但家里经济状况仍然很拮据。一本五分钱的练习本，经常要等一个星期。我没有什么怨言，我知道父母养育四个孩子，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那时候，连小人书也没看过几本，因为那不是我能享受的生活。自己能做的，就是好好念书，期盼将来有个出路，不用家人再担心。幸好学习成绩还不错，总能得奖，拿到不少练习本奖品或奖学金。作业簿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自己用不完，就救济一下有同样难题的姐姐、妹妹。

十八岁那年，我幸运地考上了北大，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学校。我们那所中学以前能考上这样好学校的人寥寥无几。家里人很高兴，县里也有点轰动。走在街上，竟能听到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甚至是爷爷的名字，说谁家儿子，谁家孙子考上了北大，但他们却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自认为答政治、历史的题目是最出色的。因为教这些课的老师，都有程序化了的独门答题法。我的记忆力很好，课本背得滚瓜烂熟，那屡试不爽的答题法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随心所欲。不断的重复记忆与论证，使得自己都不得不信服那些结论。对课本所说的一切，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对党伟大功绩的感恩，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早已溶进了我的血液。

我深深认同现行体系的一切，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顺应这套体系，好好发展。如果谁对党，对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良”看法，我一定会认为那人愤世嫉俗，没有出息。我会激烈地去与之争论一番，要不就会对其嗤之以鼻，避而远之。我把这些都当作是爱国与正直的表现。

在大学里，我如饥似渴地读著各种西方名著，但最感兴趣的，仍然是传统文化的书。我一直认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是一部永远也读不透的书，是其他任何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了解得越多，就越为之自豪，为之热血沸腾。

父亲因为学历关系，最终没有在仕途有大的发展，所以他希望我未来能沿著他没走完蛋路继续走下去。他建议我不要再像中学那样一味啃课本，而要更多地参加社会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广交天下的朋友。

北大毕竟是北大，卧虎藏龙，人才辈出。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关心国计民生的胸怀，尤其让我受益良多。后来我成为一名学生会干部，有了更多拓宽视野的机会。我的学习成绩也还不错，能让我拿到奖学金。

我感到人生充满美好。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朋友，这么顺利的学业，还能抱怨什么呢？我觉得未来的蓝图已经非常清晰，去实现幼时的理想，去继承父亲的事业，为这片自己成长的土地，为自己深爱的百姓，踏踏实实做点事情，这大概会是自己一生的路。

在北京，不时会去拜访一些老乡。一次聊天，有一位老乡告诉我，她知道铁道部有人因为64时打开电灯，被军人一梭子打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闻。但我半信半疑，因为在电视上我看到的都是学生群众怎样烧军车，军人只有挨打，却绝没有对学生群众开过枪。我也根本不相信政府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此残暴，还要这样撒谎，欺骗全国的民众。

大学入党，班主任不得不按照规定的程序问我关于64的态度，以确证我的政治立场没有问题，尽管64时他也曾给广场绝食的学生送水和食物。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的坚决拥护者，我相信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的社会阅历很少，大多数读的都是教科书，那里处处都证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对其它负面的消息，我实在了解不多，也不愿相信。我入党的动机非常虔诚，因为我真以为她能把民族带向富强。每次读党章时，我竟然还感觉胸潮澎湃。跟其他的一些同学相比，这种坚定的信念当时甚至让自己颇以为豪。

大学毕业，我有机会出国留学。我最初的想法，是因为本科毕业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在社会上干些什么事情，心想还是先看看外边的世界，学完了再回国效力。父母赞同我的想法，希望我去见见世面，但希望我一读完学位就回国。

出国前几天，中学的老师特意叮嘱，要我学成了好好回国效劳，我说绝没问题。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有我朝思暮想的亲人朋友，我无法想象我会长久呆在异国他乡。我的舅妈，一位和蔼善良的小学教师，也叮嘱我千万别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让我既觉得感动，又觉得有点哭笑不得。感动的是，他们如此深爱自己的国家，以至于对我这样从来都被认为是整个家族孩子学习榜样的人，还要再三嘱咐。我能看出他们的爱国情怀，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从内心最深处发出来的。好笑的是，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为人，从小骨肉清高，又在那所有著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大学出来，血脉流淌、骨髓深积的都是那样的爱国情怀，哪还用得著他们叮嘱？

（二）

满负家人的期望，带著满脑的好奇，我来到了美国。

因为有认识的朋友在学生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这是一个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义务团体。我觉得呆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总比跟那些"老外”交往来得亲切，可以为中国学生服务，又可以增长见识，所以满口答应。

1998年国内发大水，我们为抗洪救灾组织了义演与募捐，去学校里摆过摊，收集捐款。当时有人一定要我们事情办完后给他们看看收据。我觉得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对人那么信不过，我要不是有那颗好心，谁愿意大热天呆在外头收那捐款，又不是给我的？我想八成是因为这些人出了国，变了心，才有这样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以前就给国内捐过款物，最后却不知所踪，这回想帮忙，但不得不警惕一番。

但我当时对他们的心态没什么共鸣，因为自己从不了解那些龌龊的事情，自己也没经历过。直到后来碰到一个学生，是国内一家大公司的老总，才头一次直接听到那样的情况。他有一段时间曾经定期给希望工程捐款，后来一次亲自到自己救助的地方去，却发现钱没有给到孩子手中，连孩子的感谢信都是假的。这对他打击颇大，也使我明白为什么很多海外正直的人不愿帮忙，解决国内的难题。因为系统太腐败，假话太多，被骗怕了。国外挣钱也不容易，谁愿意这么拿钱去打水漂？

但这些经历并没有让我深入地思考到底意味著什么，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到底有什么影响。我还是觉得，我需要做的，就是读好书，回去也许还能帮助解决解决这些事情，为百姓做点实事。

1998年，印尼发生排华事件，很多华人受到打压甚至虐杀。我们群情激愤，组织了学生到印尼领馆前去示威游行，我觉得那些暴行实在太不人道，太看不过眼。我出去领著大家喊口号，弄了个唇焦舌燥，嗓子好几天都没恢复过来。我的上司还用我的事迹去安慰一位印尼的华人富商，他的企业在事件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后来我又成为学生会的负责人，更加积极地组织各种学生活动，参加华人社区的活动。因为领馆的工作职能，很多华人团体、学生会办活动免不了要邀请他们。这样我们办活动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点经费上的支持。当然，他们有时也免不了会提醒我们注意一些"特殊”团体的动向。有重大活动时，他们还会邀请这些社区、学生会的头面人物去参加。国内不少高层领导人来我们地区访问时，都由我们去组织学生欢迎团。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来我们地区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致欢迎词。

1999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了。一个学生会的朋友提出是否应该去游行，我毫不犹豫说当然应该。当时国内的朋友劝我冷静点，但一种从小到大积蓄起来的甚至有点盲目的爱国情感，已经象火山般地爆发了。我把一篇措辞强硬的批评美国的长信发给了全院的师生，然后给中国学生发了不少电子邮件，及时通知各种安排，集会当天大老早就组织了大批学生，带著横幅标语出现在现场。我还自己写了好几个要点指责美国的做法，并把它们直接给了美国记者。后来有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在美国电视台镜头看到我。有人提醒我小心一些，但终究没有什么人来找过我麻烦。我还跟学院的一个美国朋友约了时间准备好好就这事辩论一番，不知后来什么原因他没有来，最终没有辩成。但后来听到的消息，是美国在南斯拉夫一架F一一七隐型战机被击落，南斯拉夫不具备这种防空能力，美国子监测系统发现中国大使馆内的军事设备在击落隐型战机中起了情报支援的作用。使馆内死亡的三名记者中，两名是情报人员。看来事情比我先前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学校当时有不少国内来的进修团，大多是中层领导干部，我们经常会聊起国内的事情。有一位问我还打不打算回去，那时我已经出来快两年了，我说会回去。他们都有点觉得诧异，说出国碰见这样的人真不多。我笑了一笑，实在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觉得奇怪：我从来都是这样的性格，从来就没想过在这地方长呆。我仍然时时关注著国内的事情，对美国这里发生的事情，反倒淡漠对待。我还希望我的博士论文能够写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我所在的学院在美国专业排名很高，前十名是没问题的，我相信我所学的知识，所形成的理念会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带来益处。每次别人劝我在这里找工作，长呆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在我的心里，只有那片故土，才是我真正该呆的地方，是我的理想所在，这是根本就不用再考虑的问题。

（三）

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里，我听说了法轮功。

当时因为我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一位炼法轮功的访问学者让我帮忙发消息，说他愿意义务教大家练法轮功。

他看到我身体不太好，就建议我也试试法轮功。我磨蹭了很久，因为我虽然练气功多年，知道气功不错，但自己现在的身体，实在是糟糕，稍微出点意外，麻烦就大了。即使自己无所谓，那家里人可怎么办？

我的身体状况在毕业前几个月出现了问题。那时头顶总象压著一座山，连一般性的思考活动都感到费力；眼睛象有针头在里边，看什么东西都很痛苦；心脏象被什么东西压著，总是有气无力，连微笑都感到吃力，稍一做事情，甚至是读书，心脏的跳动都会超过每分钟100下；耳朵里头经常出现轰鸣、尖厉的响声；睡觉老睡不著，快睡过去了又弄醒自己，怕明天起不来；全身酸软，躺下的时候半梦半醒间会感觉到背部强烈抽筋，全身象在地狱受著电刑一般。

我苦苦撑了半年，找过专家门诊，试过民间偏方，中西医都看遍了，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医生给我开了大量的补品，出国验血的时候血质之好，让检验员都大为惊叹。但我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越来越恶化。

有一天夜里整夜睡不著，凌晨时出现幻觉，我问呆在身旁的父母，我是否还有活下去的希望。母亲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说："儿子呀儿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父亲赶紧说："孩子，你可别胡思乱想”。父母叫来了舅舅，一起把我紧急送到一家医院，然后找来院长给我检查，但没查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那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人生的苦难。想想自己从小到大，给家人多少安慰，让多少朋友羡慕，现在却几乎成了废人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折磨中挣扎，生不如死。有青山，我不能惬意攀登，有阳光，我不能去享受。我无法想象，生活怎么会没有开始就要走向结束。我只有抱恨苍天，为什么要让我年轻的生命去体验如此黑暗的生活。那时我的心就象死了似的，生活的一切对我毫无意义。

后来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会再活了。要病情再坏下去，我不疯，她都会被急疯的。做母亲的苦痛，在那一瞬间我全懂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只有让眼泪流在心里，让那颗心泡在无边的泪海中，以此来能弥补一下对母亲的巨大亏欠。

老天终于给了我一线机会。母亲后来找到一个针灸医生，说我可能是全身经络封闭，于是开始给我进行针灸治疗，用的是很长的针，头上，脸部，手脚，身上都得扎，每次一两个小时，吃了不少苦头。每次过后病症有所缓解，但没隔几天我又觉得有气无力，头部背部重新出现可怕的抽筋现象。乘飞机到美国来的前一天，我还到一家很大的中医医院去接受脸部扎针的治疗。

我决意出来，是因为自己付出很多才申请出来了，很多国内的机会也放掉了，现在不出来，又能干些什么呢？而且凭这样的身体，什么年月才能再出来看看？我想，即使到了美国马上就挺不住了我也要出来，还不用把父母急成那样子。母亲让我出来，是因为我自己执意，再加上有人告诉她我能撑过这场难。

出来之后，父母、家人、朋友都没有给我太多的压力，只是希望我能注意保养好身体，能把书念完了，能平安回去就好。我天天最记得的事情是下午去稍微活动活动，希望能早日把身体调养过来。对于是否能完成学业，我没报太大的希望，反正，能熬到哪天算哪天吧。有些不了解我情况的朋友还以为我功课实在太轻松，我只有把苦水往肚子里咽。自己内心的愁苦与压力，别人是无法体会的。我想，如果我能度过这场难，我生命中就没有什么难过不去了；如果我能恢复健康，生命中其他的一切我都不会再在意了。

那位访问学者没有能够马上说动我，但我答应会考虑炼功的事情。

在另一次朋友的聚会里，我又碰上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我们相聊甚欢，剩下的半天时间都是他在回答我的各种问题。那时还没有镇压，我问了那么多，确实够谨慎的。

那时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无法通过一般的锻炼来恢复的，因为我修养了一年多，在一次打羽毛球时没打几下心脏就承受不住，好像要破裂了似的。还好，老天还是没收我的命，半天我又缓过来了。

聚会后的几天，几位朋友去一个不算远的地方去旅游，把我也拉了去。但那地方坡很多，也比较陡，一上一下的，当时就觉得心脏要出问题了。回来的时候耳朵好像已经不能承受那高速路上的呼呼风声。我尽量望著车棚，分散我浑身无法描述的难受感觉。

回来后，我觉得我必须要开始尝试一下法轮功了。没想到第一次炼功时我就感觉到能量在手指流动。我心想：法轮功确实厉害，要是其他功法，这气感过程怎么说也得一周半个月的。

我仍然不能天天早起炼功，但我的身体很快就走向了康复。笼罩了两年的阴霾终于一扫而散，我的生活又充满了阳光。我无法形容当时内心的喜悦。

那时镇压还没开始，我给所有能想到、能联系到的家人、朋友发了消息，告诉他们我康复的喜讯，死里逃生后的那种希望分享喜悦的急切心情，实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我也告诉他们一定要去试试法轮功。在图书馆自习，一想到一个熟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我立即就会去发电子邮件。我想我直接发信告诉他们法轮功的人不下数百个。一个真正对人们有益的东西，一定会被人们真心传扬的。

从自己与朋友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的奇效。一个朋友的母亲，血压220，跟我们一起炼了一个星期血压就恢复正常了。以前她怕风，现在身体比年轻人还好，大清早穿单衣炼功也一点都没事。

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动过好几次部分内脏切除的大手术，在床上躺了几十年，炼功后就恢复过来了。现在整天跟著年轻人在外边跑也不觉得累。

母亲因为生了几个孩子，身体很差，有什么风吹雨淋就得打针吃药，经常工资都不够医药费。我告诉她的时候，她说县里已经有不少人炼，包括不少县领导的家属。我鼓励她一定要好好炼。她炼了一个多月，就不用再去医院看病了。

我还把法轮功推荐给一些认识的领馆人员。他们有的看过书，有的准备开始练。425后我们听到风声要镇压，他们还安慰我们说没事。

（四）

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全面镇压开始了。国内媒体改变了原来的说法，开始大肆攻击法轮功。我的心一下子从兴奋跌回了谷底。

我相信法轮功确实是不错的功法，教人做好人，又有很好的祛病健身效果。在我炼法轮功的朋友中，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善良、真诚。坦白地说，跟他们相比，我经常感到惭愧，因为我修得没他们好。他们生活中的表现，跟国内媒体上的说法实在相差太远太远，我根本就无法接受那些报导。

但我学法轮功比较晚，对国内很多法轮功的事情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国内一有负面的宣传，我依然会向老学员问究核实一番。我仍然难以相信，一个政府会这么撒谎，会对他的民众进行这样恶毒的诽谤。每次想到政府有可能在撒谎、是政府做错了的时候，我都感到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抗拒著这种想法，阻止我继续往深处想下去。

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在那套系统的教育下，我对那套系统已经太认同了，太信任了。那时候，我不知道那套国家机器很容易被极权者玩弄，统治者、政府、国家并不是一回事。要我否定国内媒体的结论，简直就等于要自己去否定自己，去背叛自己深爱的国家。那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有人指责李洪志老师敛财，可是我从来没过给他一分钱，反倒省下了无数的医药费。如果有人提出要捐款，我是一定愿意的，可是没有人提出这个建议。我也知道，我身边所有的炼功朋友，没有一个因为参加法轮功的活动而被要求出钱的。我们有一次开大型心得交流会，邀请李老师来解答问题，疏忽了没有给李老师订机票，后来李老师就从东海岸开了三天三夜的车过来，然后给我们耐心地讲解了五个小时，中午吃的是和我们一样的饭菜。我不相信，一个敛财的人，能有这样无私吃苦的品格。如果是其他人，怎么说也会要我们买张机票的，再不高兴把我们臭骂一通也很可能。

有些人说美国政府给过我们钱，这种说法实在跟现实差得太远。有的学员为了讲真相，只好干半职，如果是图钱，那是绝对没有人会干的。一个老太太，出门就坐当地人不愿做的公共汽车，吃馒头，到外边参加活动连最便宜的一两块钱的面包都舍不得买。一位学员班上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免不了有很多聚会，但他却不敢常去，因为实在囊中羞涩。本来生活就清苦，按小时计费，省下几分钱，还要复印点真相资料，办些其他的活动，因为国内学员天天都受著迫害，心里实在没法忍心自己过轻松日子。每次活动的花费，都是学员自己凑起来的，因为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能够共同提高，把自己修得更好，更符合真善忍的标准，大家都很乐意去做点贡献。大家都不富裕，但主动分担一些，尤其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学员，稍微多出点力，问题就基本能得到解决。要有人给钱，大家的日子何必过得那么艰苦？说有人付钱让学员到领馆请愿，干别的事情不同样可以挣钱吗？为什么要这样去惹别人的白眼？

谈到搞政治的问题，我实在没法想象，搞政治的人能如此不动心机，永远都是那样的平和，永远都是那些关于法轮功真实情况的小册子，没有什么过激的语论，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蓝图。学员所关心的仍然只是修炼，对政治没有丝毫的兴趣，也就是说，如果其中有任何人想搞政治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处于被排斥孤立的位置。我相信，对于这样想法的群体，他要搞政治的话，就一定会走向自我解体，因为他不能满足大多数成员的需要。大家因为修炼才走到了一起，也一定只有修炼才能够凝聚大家。离开修炼，这个团体立刻就会散掉，而且，政治与修炼，实在是相差太远。

更无法说服我的是，一个搞政治的团体能够如此松散。老实说，刚开始参加他们活动的时候，我非常的不习惯。因为即使是我们学生会那样的自愿组织，都还有章程，有干部，有人说了算。每个人负责什么，都是有系统的安排。谁做不好，就可能被兴师问罪。但在法轮功的活动里，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也很可能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在修炼中，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够命令别人做什么，没有人有任何的特权。各类活动，学员想干才去，不想干就不去。很多活动的起始阶段，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那种松散而混乱的运作方式，实在无法让人跟"组织”这个名词联系起来。所以后来听到什么法轮功组织严密的说法，我只有哑然失笑。但毕竟大家都是修炼人，出现了问题，都要修自己，找自己的问题。靠著大家的自觉，修炼境界的提高，矛盾最终会平息，活动终于搞起来了。

到领馆请愿似乎是一个最容易被人扣上政治帽子的做法。因为国内媒体的影响，我也曾经质疑过这种做法。后来一位熟识的学员告诉我，他妹夫因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就被抓起来了。他问到："你说我该不该去请愿，去要求释放我妹夫？如果连这样说话的权利还都是政治，世界还有什么不是政治？如果你（江泽民等）不抓我，不迫害我，我根本就不会去说什么。不信你试试，你把学员放了，看是否还会有法轮功学员这么到领馆去，去发资料去？”

我相信他的话，那是法轮功学员典型的想法。他们只是反对迫害，要求停止镇压，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领馆毕竟是反映我们心声的合理渠道，而且那些外交官们不时会发表一些诽谤之词，他们需要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的人。还有很多同胞要去办理签证，很容易被误导，他们也需要了解真相。

要说有谁破坏国家名誉，那么，是江泽民和他的外交官们先把诽谤的材料送到了美国政府官员手里，是他们破坏了自己民众的形象，自己国家的形象。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批民众真的是那么糟糕的话，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名誉可言？学员们这样去澄清真相，应该说是在纠正江泽民的诽谤，恢复中国民众的形象，恢复中华文化的形象，恢复整个国家的名誉。多少西方人，都是通过法轮功才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从法轮功学员四年多的抗争中，他们看到了真正中国人的和平与善良。

尽管我能够通过亲身的经历，看清很多对法轮功的谎言，但对国内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我仍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持怀疑态度。我想，即使他会这么撒谎，也不至于这么迫害自己的民众吧，何况还有那么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尽管我自己也炼法轮功，尽管我知道法轮功学员不会去撒谎，但是在大陆洗脑教育下，党被说成比爹娘还亲，我还是难以相信那么惨无人道的迫害会是真的。

国内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越来越多，隔几天就有一例。有一次在网上看到消息，说一位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被迫害，警察把通红的铁板烙到他背上，他的整个背部简直都被烫熟了。死时，他相貌已经变形，惨不忍睹。我当时心里极其难过，很想去安慰一下他家里人，也希望能验证一下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接电话的是他母亲，很善良，显得非常克制。对于这么惨痛的一件事情，她只是说："真狠，整个背部，都烫熟了。真没想到，他们这么狠……”。然后她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了。从我自己的经历中，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带给一位母亲这样的伤痛。我强忍住在眼眶不断打圈的泪水，安慰老人家别太伤心，我们会为她声张正义，后世会记住他儿子的。我没敢告诉她，很多这样被迫害死的学员最后还被国内媒体说成是什么病死自杀的。

还有一次我看到了一所监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报道，上面有电话号码。我就拨通了的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恶狠狠地问我是哪儿的，然后甩下一句："有种的你过来！”一会电话里传出了劈劈啪啪的鞭打声，然后电话被撂下了。我站在电话旁半天说不出话来，只觉得无边的愤悲笼罩了天地。我恨这些毫无人性的东西，我恨自己是一介书生，那么无能为力。我能想象，国内的法轮功学员都在经受怎样的苦难。我不得不相信，那些迫害都是真的，而那些春风化雨的宣传，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