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9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很多人都记得。依《大清律例》，谋反叛逆乃十恶不赦之重罪。犯者不仅要凌迟处死，而且罪连九族。「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为何这些仁人志士依然愿意牺牲生命而前赴后继呢？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把百姓自己捐钱修建的川汉等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转而出卖给西方列强，以换取它们奴役性的贷款。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风潮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风潮播及全川，声势越来越大。人们开始罢市罢课，后来发展到抗粮抗捐。

然而，清政府依然一意孤行。四川总督不仅武力弹压保路民众，屠杀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甚至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无辜的请愿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流血牺牲这一次非但没有吓倒人民，反而更促使人民拿起武器。很快，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并蔓延至全国。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满清统治土崩瓦解。

四川的护路运动，无论它如何再猛烈，都绝不可能单独推翻清政府；但它点燃了人民心中反清的火焰，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更中立的观点认为，清政府是自己气数已尽：统治阶层腐朽，夜郎自大，没有任何生气，结果整个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盘中餐，任人宰割。各级官员贪污腐败严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百姓生活极度贫苦。清政府就坐在火药堆上，只消一根火柴，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古人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今天依然是这片地方，火柴又被划著了。

10月18日，重庆万州发生数万人冲击政府大楼的事件。民众焚烧多辆警车及消防车，当局派上千防暴警察镇压，双方激烈冲突。值得深思的是，万州暴动的起因却是一宗小事故，一位挑夫的扁担不慎碰到一个女人，该女人的丈夫抢过扁担，将挑夫的腿打断，扬言自己是政府官员（事后官方解释说打人者仅是一名临时工而已），花二十万元可以买挑夫的命。而闻讯赶来的警察则包庇肇事者，因而触发众怒。很快，数万百姓包围了区政府大楼，而中国当局由各处调派出动的镇暴警察人数也有上千人，双方发生激烈突，最少五辆当地政府公务车遭到损坏，警方最后使出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的手段，最终才使示威者逐渐驱散。期间，中国当局警方至少拘捕了数十人。

10天后，四川的汉源县也发生暴乱。当地五、六万名农民，因不满政府强制拆迁、压低赔偿金而冲破武警戒线，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目击者证实，学生随后也加入了近十万人的游行队伍，冲击县政府大楼；当局急调万名武警驰援汉源县。双方发生激励冲突，受伤、死亡人数不详。

有网民披露，现在汉源县城对外的三条道路已经禁止入内，「那里现在跟伊拉克差不多」。同时，在中国中央严禁报导的「封口令」下，中国媒体全部噤声，从主要媒体到当地的《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一致「错过」这个已经在网路传得沸沸扬扬的重大新闻。

汉源事件被北京定性为一起中性的「大规模聚集事件」，但在强调维护群众利益的同时，将惩治趁机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11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只有解决了移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电站才可以复工。目前还没有处决任何涉案个人和组织。

评论人士皆认为，这两起暴动是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所遭遇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1989年，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和平而有秩序的游行示威时，却被中国政府残酷镇压。

过去小规模的街头游行也有发生。1956年湖北，一个无名小镇的中学教师和学生举行游行。在镇政府楼前，他们既不要求民主，也没有反对腐败，仅希望降低大学入学门槛。最后，活动的组织者－三名人民教师因反对中国当局的教育政策而被判处死刑。另有一修车人也未能幸免。他有个眨眼睛的毛病，所以当局判定，在游行队伍经过他的自行车修理铺时，他不断眨眼就是「给阶级敌人发送信号，支援游行」。

毛泽东时代，无辜人士（如上面的那位修车人）会因游行而受死；在邓小平时代，89年血洗天安门；而胡锦涛却换而抚慰游行者。这在中国是个很大的进步，同时给饱受压迫的百姓发出了一个新讯号：游行示威不再可怕。中国的命门就这样被抓住了，也暗示著中国当局大不如前，其社会、政局随时会发生危机。

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现在的问题是，经过这两起社会事件的洗礼，中国会否再次迎来一场大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