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

 〖明心网编者〗对神的信仰是个严肃而复杂的话题。我们讲救赎，讲忏悔，讲终极关怀，无不触碰到人性中最本质最真实的东西。而这些对于中国人，尤其是现代史以来的中国，来说，却是别有一番难以名状的杂味在心头。别人永远可以信守的底线和汲取力量的源泉，而在我们却是如此巨大的断裂和失落。一个好的制度是现实的、重要的，可它难道不需要好的人群来成就、保持和发展吗？信仰在人心层面给予人类社会的那种似乎无形但却深刻的支撑在现今的中国不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思考吗？我们希望这样的探讨能够继续下去。

    我来到巴黎，那是5月阳光明媚的一天，两位来自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的记者朋友陪我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我却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我们边走边聊，交谈内容并不是法国的优美风景或激荡人心的法国历史，也不是法国的流行时装、香水或美味佳肴蜗牛、鹅肝酱和白兰地，他们想听到我这个从大陆来的不同政见者，对现实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事情的看法，其中也自然而然就宗教信仰问题展开了讨论。我对他们坦率说，我无法相信神的存在，感觉我距离神越来越远。他们告诉我，「如果你感觉神距离你很远，说明神已经离你很近了」。

我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我周围也有许多学者朋友是基督徒（新教徒），这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宗教话题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和风细雨般的西方文化的入侵，不仅顽固坚持专制制度的中共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失去人民精神控制的危机，就是仍处于迷惘中的普通中国人，也不得不开始处于接受和抵制西方宗教文化的混乱之中。

我曾经与旅居德国的学者张钊博士通信讨论中国的宗教与迷信问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我们的观点往往大相迳庭。作为我本人来说，惭愧的是，对中国文化并不十分了解，对西方文化由于是在封闭中无法接触到，世界观实际上的不确定，显得在认识问题上有更多的幼稚。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下，中国人只能被迫接受洗脑，传统的文化要彻底决裂，而西方文化只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惟我独尊，可想而知，我不得不承认我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我经常惆怅的是，为甚么我不能成为基督徒？教堂的大门是敞开的（尽管具有「三自爱国」中国特色），上帝似乎也经常招手，咫尺天涯，我还是不能相信神的存在。我羡慕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包括法轮功在内，接触他们你就会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安定和富有规律，他们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充实；他们对神敬畏而不是对人敬畏，他们知道有天堂，那是他们最终的归宿；他们懂得「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是神赋予了他们自由的权利，而不屈服于任何暴力和专制；他们懂得他们作为宗教信仰者的社会责任，他们以和平方式传播福音。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是基于基督教（新教）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事实上，近代世界经济、科学的飞速发展，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而似乎可以解释为甚么这些不发生在东方或伊斯兰教世界。

去年秋天，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任不寐先生从北京来到深圳，我们中午见面，午餐后，他告诉我下午他们还有一个聚会，我准备告辞了，但他又说这个聚会我们也可以参加。跟我一起来的作家刘水先生对我说，既然不妨碍我们就参加一下。于是，我们跟著他走进了一家基督教堂。这时我才察觉到他是一位基督徒，我们要参加的是宗教活动。我想，也好，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见识一下也很好。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任不寐曾就四川成都三岁女娃李思怡活活饿死在网上发起接力绝食追思活动，我也积极响应，自我绝食一天，感受生命被折磨的痛苦。当时我就察觉到任不寐发起的绝食活动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活动。关心生命，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也只有基督徒才这样重视一个小生命。而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对生命麻木不仁，社会伦理道德沦丧，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把人的生命视为儿戏，在这个制度下，由于饥饿、迫害、斗争、镇压而致死的达数千万，谁来追思这些亡灵？谁来为这罪恶遭受惩罚？谁来忏悔与祈祷？。

教堂很大，很庄严，巨大的木质十字架塞满了我的眼眶，勾出耶稣遇难时的情景。座位前面都整齐的摆放著一本本《圣经》和宗教歌曲的书。教堂里来的人不是很多，但从著装上我看得出大都是工人、农民，还有许多年迈的妇女，他们有的低下头在默默祈祷，也许是在忏悔。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我们开始翻开歌本唱赞美歌，虽然我从来没有学过这些歌曲，但我识简谱，随著风琴传来的悦耳音乐，我看著歌谱大声跟著大家一起唱。渐渐的我也融入了气氛，对上帝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随后，我们在任不寐主持下一起读圣经，他那天主讲和讨论的课题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的确，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共产党不讲社会责任，各级政府官员也不讲社会责任，整个社会没有了道德伦理，世风日下，民心不古，人们精神世界空虚，满世界充满了铜臭，追逐利益成了人们的唯一追求。令我感叹的是，在中国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基督徒们在讨论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不得不再次想到前几年提出的疑问：难道拯救中国要靠基督教？当时我批评远志明先生宗教救国观点，写了一篇讥讽文章《可怜的远志明》，现在感觉那篇文章的观点太苛刻了。虽然现在我依然认为，不可能用基督教来救国，但宗教信仰的确可以唤醒国民，只不过这种唤醒并非仅来自基督教。

那天在教堂我也发了言。我认为基督徒的基本责任有两点，一是传播福音，二是关心社会。其后传教士与信徒个别交谈，回答教徒提出的问题。有一位老太太误把我也当成了与任不寐一样的基督徒学者，主动找我谈她的家庭遇到的问题。她儿子有病，而且失业在家。我能怎样呢？中国的问题是个政治制度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不能真正解决。我只能安慰她，要坚信上帝的庇护（我自己还不相信呢），一切都会好的。我耐心倾听了她家庭遭遇，并想办法从实际上帮助他们（这个后续故事省略）。上帝并没有来拯救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福音唤醒中国民众似乎遥不可及。我觉得，信仰自由并非来自坚定信念，而来自民主制度下保障的自由和人权。

教堂和周围的基督徒极力影响我，但我的世界观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真正的宗教信仰我是非常尊重的，虽然我不是研究宗教信仰的，虽然我也不是教徒，但我却经常劝说别人入教。因为我知道，伤痕累累的中国人的心灵需要抚慰，需要最终的关怀。而中国人在摒弃共产主义说教并渐渐疏远传统儒家学说后，精神世界一片混沌状态，不愿意区分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生活在谎言与欺骗之中，像猪一样没有思想，没用自我，没有敬畏，行尸走肉般在世上走一回。问题在于世间罪恶得不到上帝惩罚，而中国人也绝无忏悔。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犯下多少滔天罪行！虽然中共后来承认历史上的错误（实际就是罪恶），但从不忏悔，就像对上个世纪60年代初饿死3000万农民，对文化大革命数百万亡灵，和对1989年6月4日向学生和北京市民开枪的屠杀事件，中共政权总是避开这些话题，没有任何悔过表示。基督徒是否在呼喊：上帝啊，你为甚么不惩罚这些恶魔！

首先基于传统文化，中国大多数人是无神论者，但又大都是热衷于迷信，迷信不等于是宗教，虽然其中也有对神灵的敬畏，但对人的敬畏终究大于对神的敬畏。怕就怕的是中国人对神的利用，利用神来为自己牟取利益，而不是心灵中虔诚的敬畏。中国老百姓看到的是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压迫者，他们是活生生的「神」，对神的期望和厌恶是同时存在的，所表现出对神灵的敬畏往往是或然的。历代皇帝的祭祀活动也从不掩饰他们惧怕神灵，他们不过是藉助于神灵来证明对人民的奴役是得到允许的，是符合天意的。据说毛泽东也信仰佛教，但他能成为暴君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与历代封建皇帝并没有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江泽民也上了五华山，但在镇压法轮功上却毫不手软，哪里有半点对神的敬畏和宗教宽容精神！

两千多年来佛教没有真正在中国发展，佛寺多了并不能证明真正的佛教徒多了，就像成群结队走街串巷的和尚尼姑，藉助于佛教行骗，成了现代城市里社会一大景观。整个汉民族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生活和宗教精神。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宗教，道士的装神弄鬼与百姓迷信的蔓延，造就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庙宇，只是这些庙宇截然不同于基督教堂或清真寺，没有留下值得留恋的类似马克斯．韦伯描述的「尖顶拱门和对角拱形的拱顶相结合」建筑风格，也没有留下具有历史价值的雕塑和艺术壁画，更没有留下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理性的和谐的音乐」。中国人不稳定的崇拜对象，决定了中国人不断的造神运动。在神的认识上，中国人丧失了抽像思维，而迷信于具体的人格化的神化，毛泽东迄今没有走下神坛，古老的崇拜依然还在扎根于老百姓中，对财神、土地神、龙王、灶王爷等盲目崇拜，甚至肉身也转换成神灵，孔丘、关羽、诸葛亮、秦琼、尉迟恭等依然是有用的诸神。基督教与佛教一样虽然都是外来宗教，却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尤其是基督教的传播来自于西方世界，西洋人的面孔让中国人真正感受到外在的直接的民族差异。明清两朝曾禁止基督教，中国百姓也对血淋淋的十字架深感恐慌，加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传统狭隘民族主义作祟，杀洋人，烧教堂，在中国曾上演过一幕幕历史悲剧。对基督教的抵制和对基督徒的迫害还不止于此，最严重的时代莫过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自己成为中国唯一的神，并还狂妄的企图成为世界的神，那个疯狂的年代，几乎所有的神，所有的宗教都行将摧毁，差点中国也有了统一的神，只不过这唯一的神也是凡夫肉胎，水晶棺里尸体并不能延续神性。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十分推崇基督教，他说：「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也许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但东方世界并没有依赖基督教化改变自己，依赖的也许应该是基督教精神。这种基督教精神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并导致产生现代宪政民主。因为我们无论如何看到发达的东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并没有基督教化，但实行的是基督教精神产生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同时，一些欧洲传统的天主教国家也一样可以证明这点。因此，也可以说，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前提并不是一定要整个中国社会基督教化。欧美国家并没有直接向东方国家输入基督教，而是一种基督教精神，即西方价值观，亦即民主自由价值观。因为民主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推崇宗教信仰自由，也没有公开去比较不同宗教优劣。那么也可以这样说，基督教完成了她作为启动世界文明的责任，她留下的遗产──宪政民主、自由贸易等并不具有宗教性质，我们不必为「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加上宗教属性。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有客观制约的，虽然共产党利用国家机器限制宗教自由和迫害信徒，就是完全放开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依然不能成为主流。我们看到，在自由制度下的香港和台湾，宗教自由得到制度保障，尤其在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的香港，现有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分别也只有30万和24万之多，仅占香港人口不到十分之一。这说明中国的基督教化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基督教近年在大陆发展迅猛，但由于当局的压制，基督教的传播范围依然十分狭窄，就是完全放开，也就是说实现宗教自由，以台湾为例，佛教徒要比基督徒增加的更为迅猛。

问题还在于，中国许多基督徒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基督教信仰者，信徒往往夹杂著佛教和迷信色彩，甚至是见神就跪拜的多神信仰者，或者实用主义者。信徒把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在一起，偏离了本来的轨道。许多基督徒难以摆脱中国传统习俗，强迫自己的子女加入基督教，如果不答应那就是不孝，就是明明知道你心里不信神，但一样要求你去洗礼，从形式上必须入教。「忠孝节义」传统道德观与基督教精神格格不入，前者是被迫的「敬畏」，是对具体的人的「敬畏」，不讲真理，不讲平等，就是一种服从关系，造就的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后者是通过心灵的信仰而对抽像的神的「敬畏」，信徒都是上帝的子民，只服从上帝，只按照经书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宗教应该远离政治，在西方国家已经这样形成；但在中国，宗教就是政治，这不是由宗教本身的原因引起，而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造成。所以许多教徒受到政治迫害，没有宗教自由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

我感觉我还是距离神很远，但这不表明我不尊重宗教。不管甚么宗教信仰，那是个人行为；而也不管信仰甚么宗教或无神论者，都应该集合在民主自由价值观下。我们所谈论的西方价值观并不是宗教价值观，而是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观，是民主法制社会的价值观。

2004年8月10日草于深圳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