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嘉她们那一套，好是好，我这个大常人可受不了。比如他们师父说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可没有那么老实！如果有人敢打我，我打不赢你，咬也要咬你一口。还有，他们师父说对七情六欲都要看淡，要越来越淡，这个我也做不到。比如我那位先生米沙，别人都认为他专业方面、科学技术方面很有一套，尤其空间想像能力特别优秀，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其实他笨得像头狗熊！比如他花八百卢布买了一双鞋，别人只花八十卢布就买回来了。他连八百卢布和八十卢布都分不清楚，我不知道他是哪门子的逻辑！这个家要不是我这个大常人撑着，老早就塌了天了！

想当年我米娜姑娘“校花”算不上，“班花”我还不想当，谁都知道我的回头率特别高，却偏偏爱上这个鬼米沙，这合逻辑吗？当然也不合逻辑。就是这么个大笨人，我还这样爱他，就像娜嘉告诉我的那首中国古诗中说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看邪不邪乎？我们人生本来就是不合逻辑的。算了，管他呢，逻辑逻辑，值得几何？
　　
娜嘉是我的朋友，是位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年女人，其实她就是个中国人，她的父母都是从中国过来的。她是在俄罗斯出生，在俄罗斯长大的，所以她是个华裔的俄罗斯人。她会说俄语，也会说汉语，但她的俄语要比汉语说得流畅些。

说句实话，娜嘉并没有对我怎么不好，从来就没有，但我不大瞧得上她那个德性。太“尖”，太“抠”，很“吝啬”，太爱打“小算盘”。我们那儿说这种人“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穿，舍得做”；说这种人会打“小九九”（就是打“小算盘”的意思）；说这种人“尖得流油，屁得打滑”；俄罗斯人说这种人是个“狡猾的人”，当然这都是些贬义的话。勤俭节约当然是个美德，太过分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她节俭的程度和她的经济水平很不相称，我就觉得似乎太过分了点。我觉得她太不撒脱，太不潇洒，太不超脱，活得太累。
　　
她不抽烟，也不喝酒，连啤酒都不喝，就只喝点绿茶，连方糖都不加。比如乘公共汽车吧，如果不是太远，她干脆就不乘车，步行走来走去。至于搭出租车，除了运资料，对她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又如买食品或日用品，她总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哪儿的菜便宜，哪儿的肉便宜，哪儿的什么便宜，她就背一大堆回来，或用小推车去拉。她不仅自己买，还帮朋友带。她最喜欢去什么地方买批发，去量贩店“阿山”买东西。比如打印机用的纸，一背就是几包；一次性的光盘，一次就买500个；录音带、录像带，也是去批发，按包装买。我猜想她肚子里一定有一本《廉价商品词典》。在哪儿买？在哪儿批？价格多少？质量如何？怎么去？你打电话问她，保证可以给你满意的回答。“活字典”嘛，当然部头又大、内容又多、概括又全、钜细无遗。

别的人往往都有点时髦的、新式的小玩意，如小蜜蜂呀、电子书呀、MP3呀、掌中宝呀……，她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录机，没有音乐中心，没有花，没有装饰品……。除了墙上有几张发黄的中国水墨画的佛像和一台老式计算机，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张桌子也没有。她的所谓“桌子”，是老房东斯维特兰娜太太送给她的一张桌子面子，面积80X150cm，没有脚。桌子面子下面是她的“书柜”，她的“家庭图书馆”，那些书一包包，一箱箱的，支着桌面和桌面上的计算机。她说，我的桌子又大又平整又结实，高度可以自动调节，搬家时又特别方便，比你们的桌子还好！她的椅子是别人扔掉后，她又从垃圾箱旁边捡回来的。她说，我的椅子都可算半个文物了，你拿钱在外面买都买不到！那个椅子的椅面特别宽大，面积45X45cm，她常常盘坐在这只捡回的椅子上看书，写作，捣鼓她的老式计算机。她双盘累了就单盘，单盘过后又双盘。但是她写的文章、她做的节目、她写的心得体会却一篇接一篇地在网上发表。

研究来研究去，后来我发觉她心里似乎有“一杆称”：发俄罗斯各地的大信封，是十多卢布一封，相当于三分之一美元，也就相当中国的两、三元钱吧。她想，这笔钱如果不花，可以发多少封信，可以寄多少印刷邮包。那笔钱如果不花，可以买多少个光盘，可以买多少个录音带，可以买多少个录像带。多少钱能买一张电话卡，可以发多少份传真，可以打多少分钟国际长途电话。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心里有这么“一杆称”，她能随便多花一个卢布吗？

她很会发信，寄邮包，发传真，打电话等，简直像个邮政局长。她能通过电话号码查到地址，或通过地址查到电话号码。什么邮政编码、大区、小区、街道、电话号码等等之间的关系，她都了如指掌。她有个电子称，精确到克，最多能称100克，连金子、银子、钻石都可以称。她用电子称一称信的重量，就知道发这封信要多少钱。哪个邮局有362个公用信箱，哪个邮局有111个，哪个邮局有57个，哪个邮局只有35个，这都是她告诉我的。莫斯科除了邮政局长和娜嘉这两个人，世界上谁会关心这些事？什么电话卡可以发传真，什么电话卡不能发传真，哪种音质最清晰，哪种卡说是一百分钟，你打四十分钟就完了，她都知道。莫斯科很大，交通很复杂，怎么买票，怎么转地铁，怎么乘车，怎么转车，怎么乘郊区电气火车，她简直像城市交通专家。她什么都知道，你看那个学问！

她最奢侈的东西是一个鸭绒睡袋，这还很有讲究的。她经常半夜三更起来看书、炼功或写文稿什么的，疲倦了就往鸭绒睡袋里一钻，鸭绒睡袋一粘身，很快身子就暖和了，她就能很快入睡。因为俄罗斯冬天很冷，时间又长，所以我们都是特别会睡的。但她每晚顶多只睡四、五个小时。也不要什么闹钟，也不要什么手机定时，也不要谁叫，到时候她自己就浑身发热，发燥，发烧，非起床不可。据她说，再稍微恋床一忽儿，鸭绒睡袋就会“烧着了”，就有那么热，就有那么烫，就有那么高的热量！

她自己腌咸菜，泡酸菜，捡野果，包饺子，蒸包子，烙饼子，扞面条，炸肉丸，烤点心，做蛋糕，……她什么都会。她泡的酸菜又酸又辣又脆，堪称一绝，我一想到那种泡菜，口水就汩汩而出，有的朋友甚至建议拿出去卖。她烤的点心，色、香、味、形，绝不比街上卖的差。她包的地菜肉馅饺子，那个香呀，那才叫“野味香”！

但她自己吃得很凑合，穿得也很马虎。她似乎不爱打扮自己，十来年就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她从来就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因为她觉得平底鞋走路、炼功方便。在外面去的时间长，她就从家里背瓶水，决不花十几、二十个卢布给自己买瓶饮料。她从来不浪费一点残菜剩饭。那个很干很硬的面包，她都能起死回生，裹上蛋清一炸，变得又软又泡又好吃。锅里有点剩饭，她给点油，撒点盐，烤成所谓“太阳牌锅巴”。她冬季买的蔬菜水果，常常是冻了一点的，而夏季买的蔬菜水果，常常是有点秧秧的，价格都特别便宜。为了节省钱，对于食品什么便宜就买什么，管它俄罗斯的，中国的，乌兹别克的，塔吉克的，进口的，本地的。为了节省时间，她经常做一次菜吃一个星期。她在微波炉热菜，在煤气炉上做汤，几分钟就准备好了一餐饭。

一般中国人舌头特别尖，味觉特别发达，擅长烹调技术，家里总有点胡椒、味精、酱油、生姜什么的，她家连这些都没有。她那么会做菜，但她自己总是“盐水煮罗卜”，缺油少盐，既无色，又无香，又无味。她完全没有好吃不好吃的概念，吃饱就去忙别的事。有时很多朋友在一起开会，时间太长，她和其他几位女士总是去当什么“小和尚”，炒菜，做饭，包饺子，洗碗，扫地，擦桌子。什么事情都是好事让别人上前，吃亏的事她就上前。奇怪的是，她们开法会也好，印大法的书籍也好，印资料也好，印报纸也好，办什么展览也好，娜嘉却特别大方，特别慷慨，特别舍得花钱。她还经常去外地甚至外国洪法，参加活动，那当然也是要花很多钱的。只有这时，我才发觉一个平时那么“尖”，那么“抠”，那么“吝啬”，那么爱打“小算盘”的娜嘉，怎么一下子突然变得大方起来，她的性格怎么会和平常完全相反。她的那个小算盘，她的那个“小九九”，竟然还会反过来打！搞得我都差点不认识我那亲爱的娜嘉了。

我们俄罗斯是个苦寒的地方，我们俄罗斯女人本来都是非常吃苦耐劳的。俄罗斯女人的这个优点，到了娜嘉这儿更是中俄结合，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对机器的期望是优质、高效、节能、低耗、稳定、耐用等等，我看娜嘉条条符合。她总是吃得少，睡得少，穿得少，花销少。她总是那么精神，总是红光满面，从不生病，从不打瞌睡。她不搽胭脂、口红，不染头发，她说自己是“天然美”，这也不完全是吹牛，她不打扮比我们打扮了还靓。她做起事情来，速度快，效率高。她是个“万能博士”，她会做节目，她会写报导，她会摄影，她会唱歌，她会跳舞，她会搞乐器，她会开汽车，她会安装计算机程序，她会发邮件，她会发传真，她会做针线活，她会拉大法资料，拉坏过三、四辆手推车。她还能背几捆报纸，一捆就是七、八公斤。别的人我们要说他会什么，对娜嘉我们却得反过来，我们要说她不会什么。遗憾的是，我刚刚发现她不会什么，结果她几乎很快就又会什么了。

我有时在想，难道娜嘉是个清教徒？是个第欧跟尼式的犬儒主义者？是个佛教的苦行僧？是个“自虐狂”？是个信奉斯多噶哲学的禁欲主义者？最后发现都不是，她就是一位俄罗斯的法轮功学员。她为法轮功做的所有的事情完全不是为了赚钱，都是自己花钱，花时间，尽义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说话口气还很大，什么“讲清真像”罗，什么“正念正行”罗……。

娜嘉把她的时间，把她的精力，把她的钱，把她的房子，把她的家庭，把她的爱，把她的心，把她的一切的一切，全都献给“讲清真像”罗。她的妈妈来信劝她，一个人还是应该有些积蓄，万一老了、病了怎么办？她回信说，您老是知道的，我从小多病多灾，现在炼了法轮功，什么病都好了。您老说得也对，万一老了、病了怎么办？但是，如果我不老、不病，岂不更好？大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健康。我现在非常忙，想都没有时间想老和病的事。我只要把这个法轮功炼下去，保证不会生病的。我已经八、九年没有看过医生，没有吃过一片药了。您老人家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