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济南法轮功学员到《大众日报社》集体反映情况
（照片取自《齐鲁晚报》）

一、事件的大背景

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自1992年李洪志先生传出以来，以其修心向善的奥妙法理和强身祛病的神奇功效而迅速传遍神州上下。1993年法轮大法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被誉为“明星功派”，李洪志先生获“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1993年8月公安部为感谢李洪志先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义务治病而取得令人叹服的效果而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表示感谢。这些奖项和感谢表达的是群众对法轮大法由衷的敬仰和赞叹。自法轮功传出以来，所有书籍均在全国热销。至1996年全国已有数千万的法轮功炼功者。到1999年7月镇压前，修炼者已达一亿之多。但对于靠暴力强权起家的共产邪党和那些习惯以政治迫害维持政权的小人们，他们理解不了修炼人看淡世间名利的胸怀，再一次采用了历次打压异己，首先从名誉上的诋毁、诬陷的手段，向善良的群众举起了屠刀。

1996年7月中共邪党的中宣部非法查禁了《中国法轮功》等书籍。1997年初，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大陆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秘密调查，意在非法取缔法轮功。但各地公安部门上报的调查结果都是“没有问题”或者“尚未发现任何问题”。1998年7月，罗干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后来各地公安卧底调查的结果：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也没搜集到。同年，由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一位教授主笔，大陆各界法轮功学员中135位社会知名人士站了出来，联名致信当时的国家主席江××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镕基批示的大意是：法轮功这些年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公安部不应该去找法轮功的麻烦，应该抓社会治安问题。但这份批示由于罗干的阻挠未能传达到基层。

随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电视台等十几家报刊电视台相继对法轮功发难，《齐鲁晚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二、《齐鲁晚报》记者利用特务手段搜罗所谓的“证据”

记者邢强自己“招供”：他隐去身份“潜入”一个“练功点”“拜师”，打入法轮功“组织”了解情况。稍微懂得一点法轮功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些供词真是无稽之谈。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官当，除了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谁都不能称“师”；松散管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种供词恰恰泄露了《齐鲁晚报》记者霉暗、龌龊的小人心理。

据邢强自己说，所谓的“证人”是济钢一位腿部被汽车撞成粉碎性骨折的妇女。事实是：该女学员几年前因车祸撞成粉碎性骨折，在省中医医院手术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只能靠双拐行走。炼法轮功后不久即扔掉了双拐，自己能独立行走了。他利用伪装的身份换取这位女学员的信任，不但将其病历篡改伪造，还编出了医院大夫的所谓证词。这位放弃廉耻的记者还有什么造不出来的假呢？他无视良知和职业操守编造出来的假报道正好是跟风的报社高层所需要的。这就是那几篇充满中伤谩骂的文革大字报式烂文出台的背景。

99年7月20日之后，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济钢派出所（以后更名为鲍山分局）伙同电视台的一大帮人，在铺天盖地的打压法轮功的狂潮中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蜂拥而至那位济钢女学员家中，胁迫她按照他们已经写好的诬蔑法轮功及李洪志先生的台词表演，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该女学员顶住了压力，没有使他们的阴谋得逞。该女学员几年来遭受了无尽的骚扰和威胁，正常生活无保障，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她是遭受无视人权、无视法律的恶党迫害的真正的证人。

三、法轮功学员自发站出来到报社澄清事实

文章见报后，越来越多的济南法轮功学员陆续到报社反映报道不实，要求报社立即采取措施挽回给法轮功及学员造成的损失。这些人许多就是通过修炼法轮功达到身心健康，甚至连患绝症都康复的也不在少数。报社领导知道报道不实，刚开始同意登报道歉，过了一夜后又出尔反尔，更加暴露了作为恶党喉舌的《齐鲁晚报》完全为了一己私利歪曲事实的丑恶本质。

以下是时任《大众日报社》（与《齐鲁晚报》属同大众报业集团）美术编辑、现旅居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邱兆金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记录下的真实情况：

“有一天上午，分局三个警察来到单位的接待室，报社党委书记管义杰把我叫去，这几个警察是来了解上次大法弟子到报社澄清事实的情况，为他们进一步迫害大法弟子寻找证据。我对他们讲：当时《齐鲁晚报》有一个沦丧职业道德的所谓记者，名字叫邢强，此人三十岁左右，在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处在一片平静祥和的修炼环境中的时候，邢某却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充满了冷漠与仇恨。他违背国家对气功的‘三不’政策，连续写了四篇对李洪志师父、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学员进行污蔑诋毁的文章，并在《齐鲁晚报》上连续刊出。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造谣诽谤，给大法学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他的这几篇造假文章全国各地有数家报纸转载，从而在很大范围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善良的人们在造谣的欺骗谎言下迷失，从而对大法犯罪。

“当时没有正面报导法轮功声音的报社，所以写有不实之词的文章往往能大面积误导读者，使人们在心中对法轮功和学法轮功的人产生不该有的、非常负面的印象。邢强的文章在《齐鲁晚报》刊出后，法轮功学员不断来到报社，要求澄清事实，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报社一听是炼法轮功的就不让进办公楼。有认识我的学员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把他们领进来。有一次济南钢厂来了四位学员，他们要找写文章的记者问个明白。我把他们领到《齐鲁晚报》，找到邢某，我说，你给人家解释解释。邢某见状撒腿就跑，做贼心虚不敢跟人家谈。在那期间邢某是东躲西藏的。来找他的学员当中有一位学员就是邢某在一篇文章中举例描述那个扔掉双拐的人。当时邢某鬼鬼祟祟去采访人家，还冒充自己是炼法轮功的，结果他写的文章和采访时那位大法学员讲的完全相反。事实是那位学员的双腿医院断定是无法治愈的，当时也确实没有治好，修炼大法后才使他扔掉了双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法轮功学员当时是抱着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善意的来到报社澄清事实、讲清真相的，法的威力、学员的正念，也确实感动了报社一些有良知的人，他们都支持和赞赏学员们的举动。当时有五、六名学员自愿当代表同报社的负责人协商问题如何解决。《大众日报》的副总编徐熙玉、《齐鲁晚报》副总编李新生代表报社向法轮功学员承认了错误，表示道歉，并列了四条协议答应第二天在《齐鲁晚报》上刊登。结果报社失信，没有兑现承诺，只是在报纸的一角登了一个‘小豆腐块’，而且也没有按照当时答应的那四条协议登。这才导致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再一次来到报社要求更正错误。

“这时警察问我是谁‘策划’了这次‘围攻报社’的行动？我说没有人围攻，也没有人策划，学员们都是自愿去的，去的目的就是去澄清事实。我说法轮功学员做事都是堂堂正正的，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警察听后见找不着什么漏洞便就此罢休了。

“记得当时有更多的学员来报社要求澄清事实的时候，报社的领导开始有些紧张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报道的文章是失实的。当天八点钟左右我正要去门口看看，在三楼楼梯处碰到了副总编徐某，他当时表情有些慌张而且还很严肃，他一见是我，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叫我下去跟学员们好好谈谈叫他们都回去。我说，我说了可不算数，如果你当时按照当初的协定去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事了。

“他对我说，咱们这是党报，能那么做吗？这话言外之意是党报能向人民承认什么错误吗？到了中午徐某只好亲自到门口向学员道歉，大体意思是说：大家辛苦了，天这么热，中午也该吃饭了，大家先回去吃饭，我们向大家道歉，今后一定改进工作，请大家谅解。学员们听后便陆续的离去了。

“其实在邢某发了第一篇文章时，就有许多学员来找，当时我拿《转法轮》送给徐某，让他看看，他以自己是共产党员信仰无神论而拒绝看。由于邢某的这几篇造谣诋毁的文章符合了江氏邪恶流氓集团的镇压路线，从而为以后大面积的镇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在1999年度全国新闻评奖中还得了一等奖。”

当时法轮功学员都是带着善意自发去反映真实情况的，没有人想到留影。但是被报社的人不知是何用意而拍照。前面那幅照片就是现在从《齐鲁晚报》登出的，记录的是当时济南法轮功学员到报社澄清事实的场景，正好可作为历史的见证。

前去请愿的大多都是和善的老人们，因为报社不准他们进到里面去（后来允许自荐的代表进去与报社领导协商），他们就在报社大门的西面一隅席地而坐。既没有挡住报社大门的人车进出，也没有阻塞交通。既没有“围”，“攻”更无从谈起。可以看到，人群中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正幸福的与周围的人交谈着什么。此时，也许她正沉浸在回忆自己炼功后无病一身轻的喜悦中。她的身后是一位同样慈祥的老大爷，好象正在与功友们讲述着他修炼后身心的巨变……这一切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那么熟悉而自然。

四、“中国气功科研会”的证词纯属诬蔑

记者邢强最后搬出所谓“中国气功科研会”有关人员的恶意中伤作为证词，说“中国气功科研会将法轮功除名、新闻出版署禁止发行法轮功出版物”云云。实际情况是，法轮功的书籍等出版物一直在走合法出版的路子；法轮功早在一九九六年就自动退出了中国气功科研会这一民间组织，后来气功科研会为了得以从即将解散的境遇中留存而编造谎言攻击法轮功。下文就将历史的真相还原，让这场卑劣的阴谋在详尽的史实面前无处遁形。

中国法轮功1992年公开向社会传授，李洪志先生讲法传功，是在社会各级有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之下开展的，是完全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进行的，并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李洪志先生1992年5月在长春开办全国第一期、第二期学习班之后，就在北京向中国气功科研会汇报了出山传功的目地与讲授的内容，得到气功科研会的充份肯定，并在中国气功科研会领导主持下开班。1993年法轮功成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直属功派，并由气功科研会制作了第一次公开发行的教功录像带。

在这种合作过程中，张震寰理事长、张建秘书长、李之楠秘书长等一批领导在推广法轮功中做出了贡献。李之楠秘书长还专程陪同李洪志先生去齐齐哈尔讲学，各级领导也历次被邀请作为贵宾出席传法大会。张建先生与各位领导还应邀出席了广州1994年12月李洪志先生在国内的最后一次传法大会，也应邀出席了1995年1月4日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的《转法轮》首发式和国内传法总结大会，李洪志先生在此会上宣布法轮功在国内传法全部结束。

法轮功所出书籍都是在持有国家正式批准书号的情况下正式出版发行的。如：《转法轮》书号为ISBN 7-5043-1617-2/G. 1004，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转法轮（卷二）》书号为 ISBN 7-5052-0258-8/G. 69，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法轮大法义解》书号为 ISBN 7-80604-247-4/I. 18，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法轮功》书号为 ISBN 7-80927-475-6/C. 47，由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法轮佛法 在瑞士法会上讲法》书号为 ISBN 7-225-01475-2/G.342，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法》书号为 ISBN 7-225-01463-3/B.337，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书号为 ISBN 7-225-01464-1/B. 338，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法轮佛法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书号为 ISBN 7-225-01471-4/B. 340，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法轮功功法教学片（录音带）》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出版社出版发行。等等。香港和世界其他国家出版的，与国内相关出版社多次出版的不在此列。

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依法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等权利。”因此，李洪志先生讲法、传功和出版有关书籍都是在国家有关法律范围之内进行的，完全是合法的。

1992至1994年间，法轮功在全国共办了54个传授班，后期每次办班听讲学员有四、五千人，规模空前。鉴于李洪志先生的计划，法轮功在中国传功两年时间，本应于1994年6月结束，后应各地强烈要求，又于8月份在吉林延边及12月在广州再次办班。9月李洪志先生通知中国气功科研会他在国内的传功已结束，申请退出气功科研会。从1995年开始李洪志先生只在国外办班传法，再也没有在国内举办过任何与气功有关的活动。

1996年3月李洪志先生派了三个学员向中国气功科研会的领导集体汇报，正式提出法轮功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申请，理由是1994年已结束在中国传功，1995年也结束了在国际上传功，至此不再进行气功师的活动，今后将专心致力于佛法研究，因此申请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

当时在场的中国气功科研会领导有副理事长张建先生、邱玉才先生等等。当时领导们一再挽留，说正值气功遭受各种打击、诬蔑之时，正在迅速发展的法轮功正是应该挺身而出、为捍卫气功事业做出贡献的时候，为什么要退出气功组织呢？并极力赞扬法轮功，说了许多非常肯定法轮功的话。学员们解释说老师已专心佛法研究，无暇顾及世间的气功之事，坚持了退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申请，并得到了正式确认，办了退会手续。

一直到1996年6月《光明日报》开始批判法轮功，广大学员向《光明日报》写信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收益，也有相当部份学员向中国气功科研会写信。吉林省气功协会、长春市气功协会收到信件后为法轮功作了许多正面介绍。

由于当时的政治导向和意图，中国气功科研会新来的一个理事长及其他少数人立功心切，开始积极批判法轮功。新来的理事长对气功界的复杂情况缺乏了解，上任后制定的第一个政策是坚持要所有气功师把收入交中国气功科研会，以统一领导，并要求在气功功派中建立党团组织，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完全脱离实际。

1996年下半年，国家进行气功管理工作的体制改革，由国家体委全面接手管理气功。因此中国气功科研会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成为要取消的民间组织。原来气功科研会挂靠的领导单位中国科协也不再承认气功科研会。

值此气功科研会自身的危亡关头，气功科研会在对抗国家体委管理气功的一系列活动中，把对法轮功的批判当作挽救他自己生存的措施，制造了个什么1996年11月写材料上报，要把法轮功注销的说法。试问1996年3月已自动退出的组织，怎么还需要年底再作什么注销？并且为了打击法轮功而不惜翻箱倒柜把1995年初早已彻底解决的那些诬告再次翻出，这肯定不是重事实、讲道理的正当行为。

中国气功科研会把个别人搞政治陷害的诬告材料作为组织的结论上报，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诬告法轮功的依据。更危险的是，这些虚假诬告材料已被选进了当局镇压法轮功的正式文件。由此而产生的任何严重后果，中国气功科研会的个别人罪责难逃，天理不容。

五、奉劝《齐鲁晚报》及记者邢强之流悬崖勒马

从1998年6月开始，《齐鲁晚报》率先违背国家对气功及人体科学的“不支持、不争论、不打击”的基本原则，为了一己私欲，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无视法轮功使无数群众身心受益的事实，采取野蛮、攻击的方式向法轮功修炼者发难；1999年7月邪党党魁出于妒嫉、贪婪、恶毒的变态心理，利用职权对法轮功发起残酷的迫害之后，《齐鲁晚报》在恶浪中充当急先锋，连篇累牍的转载新华社歪曲事实、栽赃构陷的文章，对齐鲁大地的群众歇斯底里的空轰滥炸，不但对法轮功学员造成了严重的迫害，对广大人民群众更是严重的毒害，造下了欺世盗名、诽谤良善的大罪。非但如此，还将自己单位有口皆碑的好职工邱兆金、王厚生（分别于2000年、2005年两次）强行关押到劳教所迫害。

近几年《齐鲁晚报》仍不识时务的延续了江××的灭绝人性的政策，不断利用垄断的媒体喉舌造谣生事。如2006年9月2日A09版登载了另一篇攻击法轮功的大字报式的东西，编辑署名张向阳。通篇充斥的是泼妇骂街式的语句和幸灾乐祸的语气，读来令人怀疑这篇烂文的作者是否够省级杂志的水平。作者在烂文中提到的德克萨斯州贝勒医学院封莉莉教授，是一位曾患癌症而生命垂危，因修炼法轮功而延续了生命的医学家，并因为修炼而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中活的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对这样一位事业、人品都堪称典范的好人的逝去还在说风凉话，我真为我们国家目前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感到强烈的愤慨。

记者邢强充当了恶党的文字打手，得到了主子的一点残羹冷炙就更加死心塌地的效忠，还将自己当年的糗事拿出来炫耀，充其量只是在给未来接受审判提前预备好了供词，与他的主子江××收买外国商人为自己歌功颂德反倒自曝其残暴镇压法轮功的内幕如出一辙。

法轮功被邪党迫害八年来，法轮功学员为了救度被谎言迷惑的众生，一刻也没有停止向社会各界讲真相。无论是承受着巨大压力还是国内外环境已经开始好转的今天，我们慈悲的呼唤一刻也不曾停歇。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助恶为虐，不要只看重眼前利益而葬送了美好的未来。我们奉劝你们，当一摞摞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信件飞到你们的案头，打进你们的电话时，千万再不要不听也不看。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在无知、麻木的销毁着自己的未来啊！

其实，我们能理解，你们为了世间的名利而用心不是错，但不要与迫害人类根本美德的邪恶为伍。邪党窃国后几十年的历史正说明了这个邪党只对自己的权利感兴趣，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根本不管。你们也只是他们豢养的鹰犬，利用完了就处理掉，这就是追随骑在人民头上的邪灵的可悲下场。

也许你们以执行“上级命令”来搪塞自己违背良知和道义的行为。当年的德国纳粹党人哪一个不是听从希特勒的命令？文革期间哪一个人不是在执行毛的“最高指示”？今天对法轮功的迫害，行恶者哪一个不在执行江泽民的邪恶指令？那么可曾知道，听从这些所谓的“上级命令”的后果是什么吗？二战结束后，那些屠杀犹太人的将领都受到了严惩，那些协从犯罪的医学家、生物学家也都遭到了严厉裁决，甚至执行死亡命令的护士都被处以绞刑。直至今天，国际社会还在全世界追惩侥幸脱逃者。你们也许知道，当年文革一结束，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因作恶多端而畏罪自杀；包括警察在内的多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为蒙骗家属只给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目前，制定并执行对法轮功迫害政策的江泽民、罗干、李岚清、曾庆红、刘京、周永康、薄熙来等恶首陆续被多国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被起诉并被宣判罪行成立。这还仅仅是清算的开始。各级官员都在想办法开脱自己，你们的上级也会把罪责推到你的身上，将来有谁会为你承担罪责呢？

中国的未来一定是政治和法制昌明的新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这一点并毅然采取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作为新生的开始，你们为什么还要一条路走到黑呢？

到目前，在《大纪元》网站登记“三退”（退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2900多万了，其中不乏高层领导者，而你们却还在无知的为这个苟延残喘的邪党卖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做什么事瞒不过上天的眼睛，你们要为自己和家人的前程着想。推荐你们看一下《九评共产党》这本宝书，理性的思考一下，不要再做邪恶的帮凶！

近日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公开表达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的不满和谴责，要求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这代表了历史的潮流和走向，得到国内很多人的支持，你们还甘愿替江××之流迫害法轮功而背黑锅吗？

安徽定远县城隍庙有一幅发人深省的对联，特抄录如下，送给《齐鲁晚报》的各级工作人员作为警戒：

泪酸血咸，悔不该手辣口甜，只道世间无苦海；
金黄银白，但见了眼红心黑，哪知头上有青天。

人啊，不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与良善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