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月刊记者报导）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周恩来逝世３０周年的“周恩来思想研讨会”
今年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
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
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
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关于邓颖超日记
一九七八年十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摘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编者按：指毛泽东）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编者按：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家很不幸，建国二十六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编者按：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八亿）。”
周对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的反应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编后议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邓颖超日记揭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
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意曲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毛之所以能成为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命运玩于股掌之上，周恩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然而后来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却一再重覆周恩来的错误。远的不说，当江泽民丧失理智要和法轮功一决雌雄之时，朱镕基和其他有理智的中央常委，居然能眼看着这个新独裁者一意孤行，从而铸成历史大错。恐怕朱镕基（或者还有尉健行和李瑞环）也得等到卧床不起的时候才会发出悔恨之声。
这种为维护独裁暴君的罪恶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行为，至今在中共“第四代”身上仍在重演，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如果说周恩来害怕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这个暴君还活着，还有实权，那么，胡锦涛和温家宝不敢平反“六四”，怕的乃是死了的邓小平！一方面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中国以致全世界的舆论，一方面是一个已经过世的独裁者，这两个方面的轻重和是非，对比是如此鲜明，然而胡温至今都不敢明辨是非，作出正确抉择，这不是比周恩来都不如吗？难道他们也要等到临终时才忏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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