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重温储安平六十年前的一段话
六十年前，储安平在《观察》周刊上给国民党治下的中国社会所下的结论，用来评判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无疑更为确切。这是每个生活在这块大地上、良知尚未完全丧失的人，日复一日可以感受到的。不能不感叹，储安平先生所处的时代，还能堂堂正正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办的刊物上面。至少，那还不是一个最可憎的时代。
今天，如果按照统治者的价值标准，我们所处的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物质丰盈，全民娱乐，钢筋水泥的森林一座座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到处伸展，车流滚滚，人欲横流，典型的盛世景象。何况官方从上到下都能拿出一套套的统计数字来说服我们。据说持续了多年的高经济增长还将持续下去，拥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身份的樊纲言之凿凿地告诉世人，这种增长不会“突然放缓”。他的理由有四，一是改革效应，二是对外开放，三是教育和技术，四是城市化的开展。这些理由看上去是那么的冠冕堂皇。
在官方的眼里，所谓“中国崩溃论”无非是敌视中国的反华分子虚构、杜撰出来的，危言耸听，不值一驳。所有对中国人权状况不好的批评，在官方价值评判体系里都是敌对言论，一位做过驻美大使的中国外交官不是说过吗？－－中国的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还有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高官曾告诉国际社会，中国是世界上言论最自由的国家。等等，等等。如果每天只听这些言辞，并且相信这些言辞，哪怕部分地相信，我们都会逐渐麻木，甚至变得无所适从，失去评价这个时代的正常能力。
官方有强大的自我粉饰、自我表扬能力，在垄断了全部新闻媒介，消除了一切不同声音之后，它可以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没有人敢于公开质疑，即使有人质疑，这样的声音也发不出来。可以说，官方在我们身边砌了两面墙，一面是阻断历史，一面是隔绝未来。“反右”的历史、“文革”的历史、大跃进的历史、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六四”的历史 ...... 在这里统统都成了禁区，杀威棒下，出版社、报纸、刊物、电视台无不噤若寒蝉，虚幻的“国学热”，无耻的赞歌，一个个狂欢的娱乐之夜，那些廉价的眼泪与欢笑，包围着我们全部的听觉和视觉。如果不是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坚定地告诉我们，病态的“恶之花”开得越盛，这个时代就越可怜，越可鄙，越可悲，我们几乎也成了“恶之花”的俘虏。
坐井观天只能依赖官方资讯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个不许反思历史、不能想像未来的夹弄中，只能仰望狭长的天空，无可奈何地空耗岁月。古人说坐井观天，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官方允许我们看的天空何尝不是井口一样大小。即使在无远弗届、自由广阔的互联网上，官方也不惜血本设置了一道道无处不在、疏而不漏的防火墙。这一点只要用一下“古狗”就知道了，所有的“网页快照”都是无法浏览的。换言之，所有官方不想让我们知道的资讯都被有效地遮罩了。可能有人会说，不是有“自由门”，不是有“无界浏览”之类吗？当然，有心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绕过网络封锁的天罗地网，悄悄得到自由的资讯。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要这样做是很难的，甚至是做不到的。大地上的自由被取消了，即使虚拟的资讯自由同样被防火墙挡在了外面。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没有资讯流通的自由，我们依赖的只能是官方恩准的那些资讯，它说自己像天仙一样美丽，它说自己万年长青，它说自己能代表全体中国人，它说中国离不开自己的统治，所有的新闻媒体，所有光鲜亮丽的明星都附和他们的意志，至少表面上自愿与他们合流，加入他们的合唱队、啦啦队。对官方来说，谁赞同他们的统治，并且为这种统治唱赞歌，谁就可以在物质享受上得到大大小小的回报。在这样诱人的交易面前，多少人沦落风尘，多少人廉耻丧尽，多少人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他们之所以能心安理得地去做这样的交易，就是因为官方的价值评价体系继续有效，他们的选择并不会受到世人的嘲弄、鄙视，相反会受到许多人私下或公开的羡慕，官方媒体的出镜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花环，都是对他们最好的奖赏与肯定。在储安平的眼睛里，六十年前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变得那么败坏，就在于国民党统治下，那些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活得更好。今天更是如此，一个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放弃良心底线，不要道德操守，无条件地认同官方价值标准，就等于获得了一张进入这个物质时代的通行证。
最怕是全社会失去了是非善恶观
我常常想，一个时代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统治者只顾自己眼前私利，无耻撒谎，暴虐无道，而是整个社会没有了对最基本的人类价值的认同，也就是失去了正常的是非观、善恶观、好坏观。一旦这个社会普遍地失去了正常的判断标准，变得惟利是图，只讲利害，那就不可救药了，否则无论统治者如何跋扈、专横、不讲规则，这个民族总不至于一败涂地，不至于完全跟着官方价值导向走。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在民间社会总还有“公道”二字可言。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人，哪怕处处受到官方的压制、打击、迫害，至少不会受到民间的歧视与冷眼，这样的社会就不至于彻底绝望。在这方面，十几年来，官方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十分有效，对中国人的人心的戕害也最为成功，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那些善良传统，包括最基本的同情心、怜悯心、慈悲心，在官方唯物质论、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价值熏陶下也日渐面临崩解。当代统治者对中华民族的所有伤害当中，最可恶的伤害莫过于此。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不是统治者单方面造成了这种局面。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在我的文章后面跟贴：“有一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 强权专制的政府为什么能够存在，人们的沉默乃至顺从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专制统治作老生常谈式的责难已无多大意义，重要在于我们每个人能够为早日结束这种强权做什么！”我非常赞同这个思路，对今日之中国而言，重要是我们能为改变这个时代，也就是为早日结束强权做点什么？其实，民间并不是那么无奈、无力，而是可以做自己能做的，虽然短期内不一定见效，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确实也只有在民间。我想，统治者可以有统治者的立场，统治者可以有统治者的价值评判体系，但是，民间必须拥有自己的立场，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官方的价值评价体系，民间没有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评价体系，就会失去道德制衡的力量，一般人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很容易往无耻、软弱、可恶的方向滑去，而不会坚守人格的底线。真实地面对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要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那就从重建民间价值评判体系入手，在官方的是非标准之外建立我们自己的是非标准，在官方的历史解释和现实解释系统之外提供我们自己的解释，世界从这里悄悄开始。
转自《开放》２００７年８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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