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六周年时,支联会晚上八时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
1989年六四过后不久,我被派到香港工作,那时国家安全部的首要工作除了防止美国策划的和平演变外,就是全力以赴确保香港顺利回归。相比较那场虚无缥缈的“没有硝烟的战争”,香港的情报斗争要激烈得多。不但要防止港英当局把香港的钱花光,还要随时了解掌握香港的民心特别是资本家的动向。那时,一系列秘密战也已经打响:例如阻止港英当局撤退前布置下大量的暗哨,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以及抓紧时间接触、说服和收买原来效命港英当局的政界人士和高级公务员——包括港英政治部那些掌握大量机密的特工。
我能够以二十出头的年纪成为最早一批赴港特工,肯定和领导对我六四期间立场的审查有关。实际上,当时的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没有几个同事不同情那场学生运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从副部长、局长到科员都在观望。等到屠杀发生,一切无法挽回,枪杆子里面再次出政权后,除了少数无法转过弯来的同事外,大家不得不“立场坚定”起来,勉勉强强地表态了。最高情报首长当然也知道这种情况,只是没有为难大家。让外界可能难以理解的是,国家安全部这样的机关,在秋后算账中,没有一个人被捕,甚至没有几个受到处分的——相比较外交部等部委,那些以左著称的领导,逮到这个机会急不可待地把一些部下送去坐牢。
当时领导我的国家安全部情报首长几乎都有生活在国外的经历,有些还是老华侨,骨子里都比较开放。我想,以我当时年少气盛、口不择言的性格,如果不是在国家安全部,肯定是过不了那一关的,更不要说受到重用,前往香港开展秘密工作。
那时的香港充满了希望——北京的民主运动虽然被残酷镇压,但好像一下子都转移到了香港。这里的民主运动方兴未艾,走在街上,坐在家里,到处都能够感受到。而每年的六月四日前后,则更是让人激动不已——声势浩大的游行,声嘶力竭的演讲和默默的维园烛光悼念,都让我在当时语言不通、很有点异国情调的香港寻获了一份心灵的慰籍。
参加白天举行的游行活动时,我一般都站在观望的人群中,有时会用摄像机记录下一些场景,作为自己日后观看。但到了晚上,我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特别是当蜡烛点起来的时候,我会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而情不自禁地坐到人群中间,举起那一只属于我自己的小蜡烛,融进默默悼念的无数的烛光之中……
我就是在那一片烛光中第一次见到她的。当时她就坐在我身后右边不远处。在烛光映照下,她的脸色有点苍白,南方人特有的大眼睛忽闪忽闪,楚楚动人。在台上有人高声呼喊或者念诗歌带领大家回到六四那一天发生的悲惨场景的时候,我发现她眼珠上闪动泪光。后来在大家都站起来呼喊口号时,我找机会来到她身边。
她是一个中学生,站在那里只到我的肩膀。我主动和她搭话,她抬起漂亮得像画的小脸,——那张没脱稚气、娇嫩的小脸深深打动了我……
我想可能和我刚到人生地不熟的香港不久,又置身这种让我对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产生迷茫、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孤独有关,我一下子被他深深吸引。而我的北方口音普通话,以及我介绍自己来自北京,也立即让她对我产生了一种近似崇拜的好感。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成了好朋友。
接下来,她一到放假就来找我,陪我逛街,带我到香港地图上没有标上旅游景点标志的地方游玩。我也向他介绍大陆的情况,当然她最想听的还是1989年发生的事情。我就把自己看到和听到的都告诉他,——当然我在这个故事中成了一个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的学生,而不是一个授命混迹于学生中打探情报的特务。看到她崇拜的眼神,我心中一阵迷茫和难受。
接下来三年,每到六月四日,我们两人都一起参加游行和维园的烛光纪念活动。还记得有一次游行队伍走到皇后大道上时,从旁边商店里飘出了那首当时很流行的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
听到这首歌,想到我们每年都要参加的烛光晚会,我们两人相视而笑,不约而同地握住了对方的手……
每年六月四日晚,当那短短的烛光燃尽前的十几分钟里,也是我们两人心最贴近的时候——烛光中她美丽的小脸和闪闪含泪的大眼睛,至今还历历在目。
成为好朋友后,我才知道,她对北京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太清楚,而且,对于这场运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了解,她甚至不知道当时学生们到底要求什么。但她告诉我,她就是想来,她心里难受,她就是要来,她说自己不知道什么大道理,但她知道,北京镇压是错的,是邪恶的。她说,她就是要来。她知道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正义,她说这就像她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样。
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可是当我转头维园观察时,才发现,像她这样稚嫩的脸不在少数,有些甚至是从小学校出来不久的中学生,他们有的是跟着家长一起过来的。随即我还注意到一些家庭主妇和普通工人模样的人,和台上大声疾呼的民运领袖相比,他们多了一份说不出的平静和沉稳。
这多少让我有些迷茫。有一次,我问她,你会一直坚持来纪念六四吗?她抬起头,使劲点了点头。随即她眼睛里也流露出不解,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会问出这个问题。
其实,身为一名制造这场镇压的政党和政府的秘密特工,当时我的心里已经有一些不好的预感,我知道共产党永远不会自动平反六四。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轰轰烈烈的六四事件在全球华人中凝聚的力量正被六四后形成的各种政党组织以及这场运动造就的一些领导人逐步抵消,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的同事——国家安全部特工们的杰作,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人性中固有的弱点造成的。
后来的情况变化不幸地验证了我的预感。这些年,世界各地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这固然和时间的流失以及记忆的消退有关。但也不可否认,普通民众对六四后成立的一些民主党派和团体,以及那些运动造就的领导人的失望有关。如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秘密和公开的宣传机器更是日夜不停地运转,促成并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六四只不过是少数人发动的,这些人在六四后组织了旨在夺权的政党和组织,而他们本身也争权夺利,唯利是图。
综合这些客观和主观的因素,普通的民众渐渐忘记了那场运动本身,而开始注意到,一些打着民主运动旗帜的政党和个人,和贪污腐败的共产党相比,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
我想,这就是除了十七年漫长的时间之外,另外一个让普通民众越来越少地参入纪念六四活动的原因。这也是我当初突然冲她问:“你会一直坚持来纪念六四吗?”
当她冲我使劲点头,小脸一脸认真和严肃时,我心中感到一阵感动和安慰。这种安慰是我无法从此时正站在讲台上、那些从全世界各地请来的民运英雄和八九学运领袖慷慨激昂的演说中得到的。后来我才想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在1989年那场伟大的运动被中共十七年的坚持不懈的破坏弄得面目全非,也被一些六四后成立的政党败坏了名声,并被一些无法克服人性弱点的个别民运领袖人物(或者自称的领袖人物)玷污了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她,以及那摇曳的烛光中一张张普通市民的脸。他们也许根本不了解那场运动的深远意义,也许不认同一些人的做法,更不知道这场运动后来在参加运动中的人中引起如此多的争论,甚至引起了争权夺利,但他们那普通的心却坚信——一个政府用坦克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是错误的,是邪恶的。他们为此而年复一年地站出来,默默祈祷,默默等待……
这又让我回到了1989年那场伟大的运动。这场运动和伟大五四爱国青年运动一样,是中国人民自发自觉的爱国运动,是受苦受难的人民奋起对抗贪污腐败的政府,是长期遭受内外压迫的民众忍无可忍的呐喊——我们永远纪念那个运动,虽然那场运动中产生的英雄们已经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我们也从来不承认那场运动后不久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都自认继承了五四精神的两个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1989年伟大的学生和群众运动同五四运动一样,这场运动是由无数名自发的学生和民众组成的。这场运动造就了一些风云人物,之后也产生了众多的民主党派。但有一点很清楚,是这场学生和群众的自发运动造就了他们,而不是他们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当我那时混迹于香港几十万市民的游行队伍中时,我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普通的香港市民大多都有这样的认识。
这也是我从使劲冲我点头的她那里得到的印象。后来当我到海外工作,只要碰上了,我都不会错过纪念六四的机会。我会跟着台上的民运领袖高呼口号,但我的心却永远在怀念那些被屠杀的普通学生和群众,还有那无数张普普通通的脸……
我痛心地感觉到,很多华人华侨渐渐把这场运动和他们每天看到的这场运动后产生的一些民主党派和团体完全等同起来,甚至把一些学运领袖身上的弱点看成是八九学运造成的。而且,这些年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进入深层分析,再加上一些反思。这一切,几乎都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渐渐远离十七年前那个时刻、那个情景……
这一切都让我不停地想起她。她那简单的答复,其实正是带给我安慰和力量的源泉。是的,没有那么复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简单的标准,那就是正义和邪恶,对和错。判断邪恶和正义的标准,早在我们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传授给我们了,——不,那判断邪恶和正义的标准早就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而且几千年了——只是两千年来,总有那么一个皇帝或者专制独裁政府,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扭曲我们判断正邪和好坏的标准。他们充当正邪标准的判断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光荣什么是可耻。当我们用良知,用几千年流淌在我们血液中判断正邪的简单标准来对抗他们的时候,他们使用枪杆子和坦克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他们崇尚的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几天,我给在六七个国家的朋友联系,问他们是否去参加当地纪念六四的活动。结果让我失望,几乎没有人去参加。他们告诉我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说,举办单位好像是XX党,XX派,名声不好,而且争权夺利,内斗不止。他们告诉我,普通的无党无派的民众也越来越少参加这些都是由XX党、XX派发起的纪念活动了。
我心中一阵彷徨。我又想起了她,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还会不会去参加纪念活动……
就在那次她冲我坚定地点头表示要永远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第二年,她中学毕业要到英国去读大学。临分别那几天,我们都很难过。走之前,她告诉了我她心中的秘密,我兴奋地紧紧拥抱了她……在她上飞机前不久,我忍不住告诉她我心中那个黑暗的秘密。我说,我是一名国家安全部的特工,而且是非常有成绩的情报骨干……
她听懂了我的话没有?她是否以为我在开玩笑?或者后来她终于想起来了,而且还会根据一些报刊杂志的报道胡乱猜想,她甚至会想起我为什么总带着一个小摄像机吧,她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吗?我会向她解释的,我说现在没有时间了,我一定会写信告诉你真相。
事实上,我虽然是国安部最优秀的特工,但我的工作是渗透即将解散的港英政治部和争取香港公务员——我从来没有参入渗透和破坏民运的情报工作,那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是的,如果我有机会对她解释,她会理解的,还会投入我的怀抱。那时,她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姑娘……
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那天她转身走向送机口时,我看到她乌黑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她没有给我写信。不久之后,我也完成了香港的任务,踏上了另外一个征途。可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无法忘记她,特别是每次在不同的地方参加纪念六四活动时,我总存有一份幻想,想在那一个个摇曳的烛光后面,寻找到那张稚嫩的脸蛋……
十几年了,带着心中不停变换的理想和那份不变的执著,到处漂泊流浪。皱纹爬上沧桑的脸,镜子中的目光充满了忧伤……在无数次迷失彷徨之中,一个人踽踽独行……
但无论身在何处,每年的今天,我的心都会飞回十七年前的那一天,而这时,我就会感觉到身边有她在陪伴。——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十七年前站在游行学生对面的特工,在今天参加纪念的人群渐渐缩小的时候,却越来越多地想起那一天,并总要点上一只蜡烛,默默纪念——这一切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她,是她告诉我的:站出来,因为他们不对,他们邪恶。
是的,只要有一天屠杀者仍然不知改悔,只要有一天六四不平反,只要有一天死难同胞的魂魄仍然在天安门上空飘泊无着,只要有一天大陆同胞无法公开纪念六四事件,我都会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生命中最特殊的日子——一个充满黑暗和希望的日子——来默默地纪念,在飘曳的烛光后面……
只是那烛光后面见不到你那张脸蛋,——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点上一只蜡烛,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有一年的六月四日,我们一起走在游行队伍中,从旁边商店里飘出的那首歌曲——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
云飞扬 于2006年6月4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