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钢先生在《南巡前后，邓小平曾三次派人找过赵紫阳》一文中记述：「紫阳谈到在耀邦同志的辞职过程中，赵也秉承小平同志意见，对胡进行了违心的批判，尽管他和胡在工作中，有时意见未必一致，尤其在经济工作方面。紫阳对这件事，始终耿耿在怀，一直深深感到内疚。」
的确，在赵紫阳的从政生涯中，最遭人病诟的政治污点是他对胡耀邦的违心批判。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悲剧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用赵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权谋来解释，也不是一句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所能了断的。因为，所有把政治作为职业的人皆有所谓的野心（我认为叫做政治成就感和名誉感更准确些），手握重权者之间的分歧与争斗也是正常的。特别是已经走到了胡、赵这样高位上的从政者，没有政治野心或两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关键在于：权力游戏规则是否公开、公正和有法律的保障。

自由社会的政坛，也有非常激烈的权力争斗和政见分歧，但多元政治的游戏规则的好处是：权力争斗的成败赢输，皆有法可依且具有公开的透明性和基本的公正性，决不会陷于完全黑箱操作的阴谋和人治，也不会把人逼到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之绝境，在政见论辩中更不会依靠政治权力把反面意见打入地狱，一个人也不会因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被剥夺发言权和从政权。在自由制度的政坛上，只有暂时的失势者，而没有永远的失败者。

反观大陆中国，一山不容二虎和依靠政治权力封杀不同政见、把政敌置于死地的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并且一代代地重演，1949年之后尤甚。仅仅在毛泽东手中就有多少「同志」兼「战友」被打入地狱，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时代的党内斗争，虽然在处理不同政见的「战友」兼「同志」时的残忍性降低，但其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实质性改变，而且到现在仍然看不到这种人治的强权政治和阴谋政治何时能够完结的希望。

由此再看胡、赵之间的分歧，就会超越个人恩怨的视角，进入制度悲剧的深处。

两人虽然同为党内开明派，在清算文革、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思想解放、主持经济及政治的改革、向西方国家开放、抵制保守势力和保护开明人士等方面，起到过主要作用，由此开启了中国的改革时代。特别是胡耀邦所具有的那种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亲民作风、开明胸怀和清正廉洁，更赢得广泛的尊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胡耀邦身上的传统政治烙印显然比赵紫阳更深，更顽固，胡更适于做一位心系民众、廉洁自律的开明君主，而赵则具有更开放更现代更有远见的政治观念，其内心深处的想法更接近戈尔巴乔夫，更有可能做一位开创中国政治制度新纪元的政治家。只是历史没有给赵提供戈氏那样好的机遇。戈氏在执掌最高权力时，老人集团已经全部退位，他的头上没有类似邓小平这样的太上皇；更重要的是，在戈氏谋取最高权力的韬晦过程中，没有遇到类似八九运动这样大是大非的挑战：一个决心埋葬极权制度的政治家，面对极权制度的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情愿的民众之时，还能韬晦下去吗？也许有人能，但是那将背负著怎样的道义十字架和历史欠帐的包袱。更主要的是，这样的屠杀过后，肯定将是极为漫长的旧制度巩固时期，他的政治韬晦也将看不到出头之日。

赵的政治生涯，在胡挨整时韬晦了一下，但由于他个性中本有张扬的一面，在十三大后很难让他处处小心谨慎、低调行事，更由于撞上了必须对之表态的大是大非的考验，这种考验的残酷，不仅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智慧，更是对其作为一个人的良知的考验。考验的结果已经众所周知：赵紫阳的政治良知战胜了不惜一切代价向上爬的政治韬晦，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韬晦到太上皇自然死亡那天，所以他的政治悲剧也就成为必然。
2004年10月23日于北京家中(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