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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静：全球诉江(3) 第一章 史无前例的前前后后
发表日期：2004-11-07
曹静 法轮功之招忌及"江的私人运动” 我们不能忘了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中共建政以来，开展得最多的就是各种"运动”和"斗争”，强调得最响的便是"党的领导地位”。除共产主义之外的言论、信仰、结社，甚至思想的自由，百姓都从来没有享受过。"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喊了许多年之后，才有一部分人发现，原来"当家作主”的只有一小部分特权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法轮功人数的众多、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的思想或理论体系本身，对当政的共产党便是一个挑战。虽然从后来的表现看，法轮功确实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没有政治诉求和政治动机，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和能力来容纳这样大的一个"民间团体”呢？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共产党内部的集权专制，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似乎更多地掌握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手里。 "4．25”密信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提曾经引来海外媒体一片惊呼和猜测的1999年4月25日北京法轮功学员万人中南海大上访事件。 这件事已经被中外媒体"曝光”和"炒作”得太多，具体详情也许不必在此多提。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的罗干的连襟、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了一篇攻击和诬陷法轮功的文章，发表在天津一家杂志上，并因此导致了天津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在上访后被捕。为敦促当局释放天津被捕学员并争取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万余名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4月25日来到了北京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中南海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集体大上访。 这么多人同时出现在中南海外确实有些"耸人听闻”，但考虑到法轮功学员数量的众多，这一点其实也很正常。据民间传言，镇压前仅北京市区就有大约40万人在炼法轮功，再加上天津、河北和其它地区闻讯而来的人，一万之数并非很多。 那一次平静的万人大上访虽然因为人数的惊人而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惊呼和猜测，然而在总理朱熔基亲自出面接待的情况下却在当天就有了还算不错的结局：被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得到了释放，万余名上访者自行而来，然后又秩序井然地安静离去。海外媒体在将此事炒得火热之后又盛赞"4．25”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以及"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先河。 一件本来可以就此划上完美句号的事情却在当天晚上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故。而这个变故却与中共的权力结构和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的个人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实际上，每一个政府都面临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必须回答"凭什么你当国家元首把持权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可"君权神授，血统继承。”在民主社会，这个合法性是靠选票承认的，是民众把这个人选出来做总统的。到了现代中国这就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时代，人们可以延续"打江山者坐江山”的传统思路，但是等到了所谓的"第三代”，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些"老革命”的执政资本。同时中共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不可能自称"君权神授”；而迄今为止，从任何一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也不是一个民主社会，它他的领导人虽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但事实上是所谓的"人大代表”却无法代表人民。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只有它才能领著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而且它的领袖永远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说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狂热，也让蒙骗了相当数量的人信以为真。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中共让用来抵御外国入侵的野战军掉转枪口、开著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那些并没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让中共惩治官倒和腐败的无辜学生时，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开始走向破灭。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著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日暮途穷。 作为在这么一个时候上台的江泽民，难以割断"六四”血案给他带来的阴影，难以解释他的权力合法性来源，而且当初是党内大老以政变的形式把他推上总书记宝座的。上任后，他在党政军中提拔亲信，建立"上海帮”；利用"反腐败”打击异己，却纵容亲信大肆腐败；从1991年开始，与俄罗斯签订边境条约，出让了面积相当于大约100个台湾的领土。最近网上爆出的资料更显示，江泽民的生父江士俊原本是日伪时期南京的大汉奸，江本人则有充当日伪汉奸和克格勃特务的历史。 这些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让江泽民对权力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极强的权力欲更促成了他变态的妒忌和猜疑心理，党内和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他视为对他权力的威胁。 一名据称是江泽民身边的高层官员曾这样形容江的个性："权力欲极强，妒忌心极大、极为虚伪、极为残暴”。这位官员在《欺世的谎言》这本书中说："当我每天在走廊上或会议中以及平时看到江泽民时，我必需要装出一种对一切工作除了自己负责的之外其它都不大关心的样子来；必须要装出没有看出他内心深处的极度空虚与不安；没有注意到他骨子里的那股妒恨与邪恶。我必须要漠视这么多年因在他周围工作所产生的一切特殊感觉，而只能把自己真实的思想深藏在内心深处，因为你很难信任你周围中的任何一个人。中国人的妒忌心极强，他们对升官，荣誉，涨工资等这些事情都非常敏感，所以你不得不对你周围的人要小心行事。这也使我的工作做起来很艰难，因为我在这种充满了怀疑，不信任和妒忌的环境中很难做好自己的工作。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与那个权力欲极强却没有安全感的领导人江泽民分不开的。” "江周围的人虽然努力帮他实现他的镇压计划，但几乎没有人在内心深处尊敬和信任他。他们知道，江欺骗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威胁和强迫他们去顺从他的意愿，靠许诺提干和金钱回报来笼络人心。他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欺诈性人物。尊敬，信任和忠诚的是不能靠强制获得的；而江唯一的施权之术就是铁腕和欺骗。 "与此相反，李先生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千万法轮功学员的信任和尊敬。李先生这种获得尊敬的能力令江妒忌得发疯，他不能理解李先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江的妒忌心大得不可想象。把李的高德同江的缺德相比，你就会看到法轮功事件的本质所在。事实证明是李先生把真善忍的准则培植于中国社会。法轮功的传播至少使数千万人努力做一个好人。这种现象自然导致社会的道德回升，犯罪率下降。我周围的一些官员们曾在多次会议上把这种情况告诉他，但他发疯般的妒忌心态始终使他顽固地坚持他的做法。最终他还是耗资几十亿元来迫害一个有助于我们社会恢复法律和秩序的精神运动。” 然而江所妒忌的还不只是李洪志先生一人。在党内和民间声望高过江泽民，并由于对四.二五上访事件的公开果断开明处理而得到海外媒体一致称赞的朱熔基也因为"功高震主”而让小肚鸡肠的江泽民难以忍受。 4月25日当晚，江泽民便给政治局每一位常委写了一封信，并强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朱熔基刚说了一句："让他们炼吧，”江泽民就指著他大骂道："糊涂！糊涂�"�!” 曾当过整整20年"右派”的朱熔基当即沉默了下来，从此后不再对法轮功的事说一个字。其他各位要员也沉默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早已砸断了这个民族的脊梁骨。政治运动的锋芒所向，即使是国家主席，撑不了三天，不也得低头认罪吗？当时在场的众位高官又有几个人能认识到信仰的力量呢？ 这封由江写给政治局常委的"4.25密信”在4月27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的通知”为题，被当作党内内部文件从高层到基层层层往下秘密传达，文件上标有"绝密”字样。信中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也就是说，由于在政治局常委中得不到全力支持，江泽民模仿了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来发起文革的手法，以个人的名义给法轮功定了性："与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 "6.7”讲话、"610”办公室及"6.13”绝密文件 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讲话，说："我看可以这样说，‘法轮功’的产生和蔓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们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在谈到如何"处理”练习法轮功的民众时，江泽民说，"要坚持内紧外松的原则”，"……对于多方教育仍坚持不改的，要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各部门、地方和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到，还讲什么政治？”"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以后，要马上组织力量，尽快查清‘法轮功’在全国各地的组织系统，制定斗争策略，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做好充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迅速查清‘法轮功’头子李洪志的劣迹及其国外背景，搞出一个有充份事实依据的材料，公开揭露他的伪善面目和政治图谋，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还要收集各地‘法轮功’练习者中已经发生的种种受害情况，包括发生精神分裂、跳楼自杀、有病不吃药而使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等突出事例……” 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于多方教育坚持不改的……要坚决贯彻落实。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到，还讲什么政治？”这种说法显然是镇压发生后劳教所等地将不与法轮功"决裂”的练功人往死里打的"理论依据”；而镇压法轮功开始之日《人民日报》上《李洪志其人其事》这篇长篇批判文章更是根据江的预先"指示”而"量身定做”的："要搞出一个有充份事实依据的材料……还要收集各地‘法轮功’练习者中已经发生的种种受害情况，包括发生精神分裂、跳楼自杀、有病不吃药而使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等突出事例……”镇压进行到若干年以后，江的御用"喉舌”们还在不断地根据对江的这个指示的"心领神会”而"收集”关于法轮功的"突出事例”。这不但属于"先定罪，后调查”，更可看出原来镇压以后所有关于法轮功的谣言均是那些"讲政治”的记者们"搞”出的材料。 6月10日，"胜利”的江泽民和罗干"趁热打铁”，成立了"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即"610办公室”，并开始利用一切会议和公众场合，强制党内官员表态、效忠。 6月13日，江泽民6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再次被标上"绝密”字样从内部紧急往下传达。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绝密文件”下达的第二天，即6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中国各大官方媒体同时发布了《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谈话要点》一文，声明即将镇压法轮功之说是"谣言”，政府不会干涉群众的练功活动，并称此文已于1999年6月11日传达到各级政府部门 "江的私人运动” 对于这种一方面加紧成立"610办公室”准备著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的打压，另一方面却由中办、国办信访局领导出面发表"安抚性”和"辟谣性”的讲话的相互矛盾的作法，我们只能作出两种猜测：当时中共党内对如何法轮功处理存在著两种不同意见，江泽民、罗干等人主张并积极准备打压，而另有一部分人则主张"息事宁人”；由于打压准备尚不充分，所以先出面发布安抚性讲话，以便"麻痹”想象中的"敌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种"引蛇出洞”的"阳谋”已经不是中共第一次耍弄了。 镇压进行了两年多的2002年初，江泽民在布置对法轮功打压的一次绝密会议上说：原各地610办公室是以各地政府名义设立的，但在具体执行任务过程中，由于公安厅、国家安全部、公安局、司法局等由于部门利益驱使和业务特点不同，往往不服从政府部门610的指挥。扯皮、推诿、应付、不服从命令、消极对待等现象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效果，各地法轮功事件不但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越演越烈。事实证明原610的运行效果是不理想的，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 这个时候，胡锦涛说：增加610机构得增加人员编制，经费不小。江泽民立时大怒，冲著胡锦涛咆哮道："都要夺你权了，什么编制不编制、经费不经费的！”胡锦涛不出声，面无表情地在笔记本上写著什么。 镇压发展到后来，中央高层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卷入这场迫害。李鹏在最后一次人大会议十六大中没有提到法轮功。朱熔基也顶住了江泽民的压力，没有提。李瑞环在江一定要加批判内容后，甚至放弃了最后一次发表演说的机会，让副职去替他作了报告。 评论家赵亮则提出，除了"人多”和"历史”两个因素外，"美国因素”在江的镇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六四大屠杀之后，中美关系急速滑坡，江泽民上台以后也一直把美国视为其来自国外的头号威胁。1999年是天安门屠杀10周年，平反六四的呼声正高，江泽民非常紧张。同年3月，美国为首的北约维和部队开始对南斯拉夫这个前共产党国家采取军事干预，制止并惩罚原南斯拉夫共产党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屠杀无辜和践踏人权的行为(米氏后来被国际法庭以种族清洗等战争罪名起诉)，这使得江泽民更感到害怕。中共在当时已经成了世界上几个残存的共产党政权中的龙头老大，也成了民主自由世界的重要关注对象。在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中，江泽民总是不放心，怀疑美国要支持中国国内的民众团体来把中共赶下台。 江泽民在"4.25密信”中写道："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此事发生后，西方媒体立即作了报导并加以煽动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 在6月7日的讲话中，江先是强调了来自西方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残余的威胁："我们必须抓紧对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国际局势的走向和新的特点，进行深入思考和全面分析。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大力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 在国内，法轮功则被他臆想为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最大威胁："显然，一个李洪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中央已同意李岚清同志负责，将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李岚清同志任组长，丁关根、罗干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 由于以上种种，《欺世的谎言》一书的作者很形象地将镇压法轮功称为了"江的私人运动”："根据党章和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江本应首先获得政治局常委会同意，才能采取任何行动去对付法轮功，但我告诉你，江发起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运动事先根本没有征得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同意。江认为，法轮功对他个人的权力和他对党的统治造成了直接‘威胁’，当然他心里也知道，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会都非常清楚这种所谓的‘威胁’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他采取了漠视一切来自这两个机构让法轮功自由发展的意见，发动了这场江‘私人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 "在处理法轮功的问题上，江一开始就完全无视宪法所规定的正确处理类似问题的‘法律程序’。宪法明确表明：即使是国家主席本人在处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时，也不能如此非法地，单方面地绕过正常程序去滥用权力。江给政治局和全党同时写了一封信，说明他要处理法轮功问题的决心和方式。他在没有征得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就采取了行动，甚至没有组织任何的讨论和倾听任何的反对意见，独断独行地就在全国大规模地推开这场他‘私人的运动’。显然江是明知故犯地采取了违反宪法、违反党纪和人民意志的行动。” (待续)（新生网）
曹静
法轮功之招忌及"江的私人运动”
我们不能忘了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中共建政以来，开展得最多的就是各种"运动”和"斗争”，强调得最响的便是"党的领导地位”。除共产主义之外的言论、信仰、结社，甚至思想的自由，百姓都从来没有享受过。"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喊了许多年之后，才有一部分人发现，原来"当家作主”的只有一小部分特权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法轮功人数的众多、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的思想或理论体系本身，对当政的共产党便是一个挑战。虽然从后来的表现看，法轮功确实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没有政治诉求和政治动机，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和能力来容纳这样大的一个"民间团体”呢？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共产党内部的集权专制，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似乎更多地掌握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手里。
"4．25”密信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提曾经引来海外媒体一片惊呼和猜测的1999年4月25日北京法轮功学员万人中南海大上访事件。
这件事已经被中外媒体"曝光”和"炒作”得太多，具体详情也许不必在此多提。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的罗干的连襟、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了一篇攻击和诬陷法轮功的文章，发表在天津一家杂志上，并因此导致了天津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在上访后被捕。为敦促当局释放天津被捕学员并争取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万余名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4月25日来到了北京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中南海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集体大上访。
这么多人同时出现在中南海外确实有些"耸人听闻”，但考虑到法轮功学员数量的众多，这一点其实也很正常。据民间传言，镇压前仅北京市区就有大约40万人在炼法轮功，再加上天津、河北和其它地区闻讯而来的人，一万之数并非很多。
那一次平静的万人大上访虽然因为人数的惊人而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惊呼和猜测，然而在总理朱熔基亲自出面接待的情况下却在当天就有了还算不错的结局：被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得到了释放，万余名上访者自行而来，然后又秩序井然地安静离去。海外媒体在将此事炒得火热之后又盛赞"4．25”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以及"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先河。
一件本来可以就此划上完美句号的事情却在当天晚上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故。而这个变故却与中共的权力结构和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的个人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实际上，每一个政府都面临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必须回答"凭什么你当国家元首把持权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可"君权神授，血统继承。”在民主社会，这个合法性是靠选票承认的，是民众把这个人选出来做总统的。到了现代中国这就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时代，人们可以延续"打江山者坐江山”的传统思路，但是等到了所谓的"第三代”，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些"老革命”的执政资本。同时中共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不可能自称"君权神授”；而迄今为止，从任何一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也不是一个民主社会，它他的领导人虽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但事实上是所谓的"人大代表”却无法代表人民。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只有它才能领著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而且它的领袖永远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说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狂热，也让蒙骗了相当数量的人信以为真。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中共让用来抵御外国入侵的野战军掉转枪口、开著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那些并没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让中共惩治官倒和腐败的无辜学生时，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开始走向破灭。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著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日暮途穷。
作为在这么一个时候上台的江泽民，难以割断"六四”血案给他带来的阴影，难以解释他的权力合法性来源，而且当初是党内大老以政变的形式把他推上总书记宝座的。上任后，他在党政军中提拔亲信，建立"上海帮”；利用"反腐败”打击异己，却纵容亲信大肆腐败；从1991年开始，与俄罗斯签订边境条约，出让了面积相当于大约100个台湾的领土。最近网上爆出的资料更显示，江泽民的生父江士俊原本是日伪时期南京的大汉奸，江本人则有充当日伪汉奸和克格勃特务的历史。
这些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让江泽民对权力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极强的权力欲更促成了他变态的妒忌和猜疑心理，党内和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他视为对他权力的威胁。
一名据称是江泽民身边的高层官员曾这样形容江的个性："权力欲极强，妒忌心极大、极为虚伪、极为残暴”。这位官员在《欺世的谎言》这本书中说："当我每天在走廊上或会议中以及平时看到江泽民时，我必需要装出一种对一切工作除了自己负责的之外其它都不大关心的样子来；必须要装出没有看出他内心深处的极度空虚与不安；没有注意到他骨子里的那股妒恨与邪恶。我必须要漠视这么多年因在他周围工作所产生的一切特殊感觉，而只能把自己真实的思想深藏在内心深处，因为你很难信任你周围中的任何一个人。中国人的妒忌心极强，他们对升官，荣誉，涨工资等这些事情都非常敏感，所以你不得不对你周围的人要小心行事。这也使我的工作做起来很艰难，因为我在这种充满了怀疑，不信任和妒忌的环境中很难做好自己的工作。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与那个权力欲极强却没有安全感的领导人江泽民分不开的。”
"江周围的人虽然努力帮他实现他的镇压计划，但几乎没有人在内心深处尊敬和信任他。他们知道，江欺骗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威胁和强迫他们去顺从他的意愿，靠许诺提干和金钱回报来笼络人心。他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欺诈性人物。尊敬，信任和忠诚的是不能靠强制获得的；而江唯一的施权之术就是铁腕和欺骗。
"与此相反，李先生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千万法轮功学员的信任和尊敬。李先生这种获得尊敬的能力令江妒忌得发疯，他不能理解李先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江的妒忌心大得不可想象。把李的高德同江的缺德相比，你就会看到法轮功事件的本质所在。事实证明是李先生把真善忍的准则培植于中国社会。法轮功的传播至少使数千万人努力做一个好人。这种现象自然导致社会的道德回升，犯罪率下降。我周围的一些官员们曾在多次会议上把这种情况告诉他，但他发疯般的妒忌心态始终使他顽固地坚持他的做法。最终他还是耗资几十亿元来迫害一个有助于我们社会恢复法律和秩序的精神运动。”
然而江所妒忌的还不只是李洪志先生一人。在党内和民间声望高过江泽民，并由于对四.二五上访事件的公开果断开明处理而得到海外媒体一致称赞的朱熔基也因为"功高震主”而让小肚鸡肠的江泽民难以忍受。
4月25日当晚，江泽民便给政治局每一位常委写了一封信，并强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朱熔基刚说了一句："让他们炼吧，”江泽民就指著他大骂道："糊涂！糊涂�"�!”
曾当过整整20年"右派”的朱熔基当即沉默了下来，从此后不再对法轮功的事说一个字。其他各位要员也沉默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早已砸断了这个民族的脊梁骨。政治运动的锋芒所向，即使是国家主席，撑不了三天，不也得低头认罪吗？当时在场的众位高官又有几个人能认识到信仰的力量呢？
这封由江写给政治局常委的"4.25密信”在4月27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的通知”为题，被当作党内内部文件从高层到基层层层往下秘密传达，文件上标有"绝密”字样。信中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也就是说，由于在政治局常委中得不到全力支持，江泽民模仿了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来发起文革的手法，以个人的名义给法轮功定了性："与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
"6.7”讲话、"610”办公室及"6.13”绝密文件
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讲话，说："我看可以这样说，‘法轮功’的产生和蔓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们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在谈到如何"处理”练习法轮功的民众时，江泽民说，"要坚持内紧外松的原则”，"……对于多方教育仍坚持不改的，要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各部门、地方和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到，还讲什么政治？”"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以后，要马上组织力量，尽快查清‘法轮功’在全国各地的组织系统，制定斗争策略，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做好充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迅速查清‘法轮功’头子李洪志的劣迹及其国外背景，搞出一个有充份事实依据的材料，公开揭露他的伪善面目和政治图谋，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还要收集各地‘法轮功’练习者中已经发生的种种受害情况，包括发生精神分裂、跳楼自杀、有病不吃药而使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等突出事例……”
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于多方教育坚持不改的……要坚决贯彻落实。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到，还讲什么政治？”这种说法显然是镇压发生后劳教所等地将不与法轮功"决裂”的练功人往死里打的"理论依据”；而镇压法轮功开始之日《人民日报》上《李洪志其人其事》这篇长篇批判文章更是根据江的预先"指示”而"量身定做”的："要搞出一个有充份事实依据的材料……还要收集各地‘法轮功’练习者中已经发生的种种受害情况，包括发生精神分裂、跳楼自杀、有病不吃药而使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等突出事例……”镇压进行到若干年以后，江的御用"喉舌”们还在不断地根据对江的这个指示的"心领神会”而"收集”关于法轮功的"突出事例”。这不但属于"先定罪，后调查”，更可看出原来镇压以后所有关于法轮功的谣言均是那些"讲政治”的记者们"搞”出的材料。
6月10日，"胜利”的江泽民和罗干"趁热打铁”，成立了"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即"610办公室”，并开始利用一切会议和公众场合，强制党内官员表态、效忠。
6月13日，江泽民6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再次被标上"绝密”字样从内部紧急往下传达。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绝密文件”下达的第二天，即6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中国各大官方媒体同时发布了《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谈话要点》一文，声明即将镇压法轮功之说是"谣言”，政府不会干涉群众的练功活动，并称此文已于1999年6月11日传达到各级政府部门
"江的私人运动”
对于这种一方面加紧成立"610办公室”准备著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的打压，另一方面却由中办、国办信访局领导出面发表"安抚性”和"辟谣性”的讲话的相互矛盾的作法，我们只能作出两种猜测：当时中共党内对如何法轮功处理存在著两种不同意见，江泽民、罗干等人主张并积极准备打压，而另有一部分人则主张"息事宁人”；由于打压准备尚不充分，所以先出面发布安抚性讲话，以便"麻痹”想象中的"敌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种"引蛇出洞”的"阳谋”已经不是中共第一次耍弄了。
镇压进行了两年多的2002年初，江泽民在布置对法轮功打压的一次绝密会议上说：原各地610办公室是以各地政府名义设立的，但在具体执行任务过程中，由于公安厅、国家安全部、公安局、司法局等由于部门利益驱使和业务特点不同，往往不服从政府部门610的指挥。扯皮、推诿、应付、不服从命令、消极对待等现象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效果，各地法轮功事件不但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越演越烈。事实证明原610的运行效果是不理想的，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
这个时候，胡锦涛说：增加610机构得增加人员编制，经费不小。江泽民立时大怒，冲著胡锦涛咆哮道："都要夺你权了，什么编制不编制、经费不经费的！”胡锦涛不出声，面无表情地在笔记本上写著什么。
镇压发展到后来，中央高层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卷入这场迫害。李鹏在最后一次人大会议十六大中没有提到法轮功。朱熔基也顶住了江泽民的压力，没有提。李瑞环在江一定要加批判内容后，甚至放弃了最后一次发表演说的机会，让副职去替他作了报告。
评论家赵亮则提出，除了"人多”和"历史”两个因素外，"美国因素”在江的镇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六四大屠杀之后，中美关系急速滑坡，江泽民上台以后也一直把美国视为其来自国外的头号威胁。1999年是天安门屠杀10周年，平反六四的呼声正高，江泽民非常紧张。同年3月，美国为首的北约维和部队开始对南斯拉夫这个前共产党国家采取军事干预，制止并惩罚原南斯拉夫共产党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屠杀无辜和践踏人权的行为(米氏后来被国际法庭以种族清洗等战争罪名起诉)，这使得江泽民更感到害怕。中共在当时已经成了世界上几个残存的共产党政权中的龙头老大，也成了民主自由世界的重要关注对象。在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中，江泽民总是不放心，怀疑美国要支持中国国内的民众团体来把中共赶下台。
江泽民在"4.25密信”中写道："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此事发生后，西方媒体立即作了报导并加以煽动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
在6月7日的讲话中，江先是强调了来自西方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残余的威胁："我们必须抓紧对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国际局势的走向和新的特点，进行深入思考和全面分析。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大力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
在国内，法轮功则被他臆想为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最大威胁："显然，一个李洪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中央已同意李岚清同志负责，将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李岚清同志任组长，丁关根、罗干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
由于以上种种，《欺世的谎言》一书的作者很形象地将镇压法轮功称为了"江的私人运动”："根据党章和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江本应首先获得政治局常委会同意，才能采取任何行动去对付法轮功，但我告诉你，江发起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运动事先根本没有征得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同意。江认为，法轮功对他个人的权力和他对党的统治造成了直接‘威胁’，当然他心里也知道，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会都非常清楚这种所谓的‘威胁’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他采取了漠视一切来自这两个机构让法轮功自由发展的意见，发动了这场江‘私人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
"在处理法轮功的问题上，江一开始就完全无视宪法所规定的正确处理类似问题的‘法律程序’。宪法明确表明：即使是国家主席本人在处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时，也不能如此非法地，单方面地绕过正常程序去滥用权力。江给政治局和全党同时写了一封信，说明他要处理法轮功问题的决心和方式。他在没有征得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就采取了行动，甚至没有组织任何的讨论和倾听任何的反对意见，独断独行地就在全国大规模地推开这场他‘私人的运动’。显然江是明知故犯地采取了违反宪法、违反党纪和人民意志的行动。” (待续)（新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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