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
最近一个月来,国内民间抗争事件连续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仅四川重庆两地就发生了数起万人民众抗争事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重庆万州万人冲击政府事件和汉源十万民众抗暴事件。据十月份的动向杂志报导:中央内部的通报显示,9月份全国城乡共有310多万人次参加了各种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等,涉及到29个省区直辖市。中国的群体抗争事件可谓风起云涌。今天我想就这话题谈谈我的看法。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民众抗暴行动都具有这几个特点:一是这些暴动都是突发性的,完全是一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也就是说在暴动发生前五分钟大家都不会预测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因此民众对此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二是这类抗暴事件一旦发生就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很快就无法控制,民众无法做到进退有度,结果往往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却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三是每次类似事件发生,政府就进行武装镇 压,结果是民众与当局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强。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当局过去半个世纪来对社会的管制过于严苛。一方面,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而这些不满又没有渠道可以宣泄或表达。过去虽然不允许游行示威等,但至少还有所谓上访制度,老百姓对当局多少还抱点希望。如今中共连自己设立的上访制度都要毁掉。他们现在不再欢迎老百姓去向他们反映情况,而是在全国上下采取一场千古未闻的截访行动。当所有的民间发表意见和表达不满的渠道都被堵死之后,老百姓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不干,要干就跟政府对抗到底。而政府越是镇压,老百姓就越会想法设法卷土重来,以更大的规模与政府对 抗,双方的冲突最后终将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决对。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长期采取高压政策,公民社会和民间理性力量无法得以发展。因此,每当抗暴事件发生,整个社会就迅速形成群众与政府的对抗,没有任何第三力量能缓解这种对抗。面对日益发展的民间抗暴运动,政府越来越束手无策,他们似乎除了镇压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他们就是想通过谈判等理性方式来解决问题,也找不到可以代表民众的对象。不像其他民主国家,当政府与民众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与能代表民众的各种民间力量如工会等对谈解决问题。这正是 当局严厉管制社会,不允许任何民间理性力量存在和生长的恶果。
此外,中共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不利于各级政府因时因地解决各类社会 冲突问题。在大部分民主国家,各级政府领导多为民选产生,因此只需对选民负责。在不违背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各级政府领导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灵活处理这类社会冲突事件。比如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各郡的州长及郡长都有极大的自主权,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自行决策。因此每个地方发生不同的社会突发事件时,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可是在中国,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手段只有一个,也就是"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中共的国策。所以,一旦有事发生,各级政府没有其它选择,只有镇压。这次万州万民抗争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同一天发生,同一天遭到镇压。据说还有十几个人被打死。这一现象应该 引起大家思考。很显然,这样的处理模式对双方都不利,尤其对人民不利。
基于以上事实,现在摆在当局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民众与当局之间的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事实上,靠镇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是自掘坟墓的做法。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如果当局稍为明智一点,现在最急迫要做的一件事应该是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允许民间理性力量如独立工会和农会等迅速发展。如果未来中国能出现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工会和农会组织,有关工人和农民的权益问题就有可能通过与工会和农会组织的代表协商得以解决。否则,今天是重庆万州万人暴动,明天是四川汉源十万人抗暴,后天就可能是北京天 安门广场上的百万民众抗暴。
当然,治标还需治本。长期而言,只有从制度本身出发,建立一个能保障社会公正 和人权的民主政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消除广大民 众的不满。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唐柏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