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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过严冬 中国改革农村版停刊
发表日期：2005-01-06
(亚洲时报记者冯良1月4日撰文)中国媒体新年以来又传出坏消息，并有冲着中国新一届领导而来的迹象。一份为了支援中国总理温家宝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业）而出版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正式停刊；另外，去年年底被指示停刊三期的《新周报》迄今仍无复刊消息。 《中国改革》农村版祭总编辑温铁军近日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改革农村版祭》的文章，并在网上公开流传。文章一开始即指出，"今夜，雪仍然是白的；内里却是那种被无数生灵糟践得脏兮兮的僵硬，僵硬得让所有敢于正步走路的人都摔跟头。” 可圈可点的是，温铁军在文章中指出："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完全没有主管部门任何正式批评的情况下，在‘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时候，这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刊物到底在什么人看来必欲去之而后快。说白了吧，我问了上级有关部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谁非要关闭农村版！”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于去年年初出台"一号文件”，锁定"农民增收”为中国政府的工作目标，要求各地积极解决跟农民有关的问题。《中国改革》农村版也在这个背景下问世。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原中国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于中共中央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正式批准创办的；三农问题一向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一份支援温家宝政策的刊物遭到整顿，似乎是预示着中国政治的一股暗涌正冲着某些领导而来。 巧合的是，去年被指跟"泄露江泽民辞职”而被捕的美国《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也曾是《中国改革》记者。 与此同时，另一份中国刊物《新周报》迄今仍无复刊消息。2004年12月，《新周报》第8期封面刊出启事称："敬告读者：本报因搬迁新址办公，本月休刊三期。2005年新年之际，将以全新面貌与读者见面”。同时，该报也撤换了杂志社的社长冯小平和总编辑赵世龙。 《新周报》在2004年10月26日才武汉高调创刊。该刊创办时豪情万千，曾表示要在3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深度高端新闻周报”。该周刊曾率先报道《黑龙江掀起"肃官”风暴》、《直击河南太平矿难》、《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廉政访谈”死而复生》、《贪官坏了苏州"百官共廉”》、《直击三峡大坝反袭击军演》等报道，外界频频转载。 让某些中宣部官员感到担心的是，《新周报》在北京、上海、广洲、西安、成都广设记者站。 中国政府最近对媒体加大了控制力度。中国观察家指出，自由作家刘晓波、余杰日前受到警方审讯，《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李学谦本月初离职等现像都显示出这一点。 北京作家、著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刘晓波、以及另一位北京作家余杰，都在12月底被警方带走，经过审讯及在各自网上发表的文章打印件上签字按手印后才获释回家，并仍受到监视。 另外，12月时外界传出，《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李学谦离职。 《21世界环球导报》2003年被停刊一个月，但该刊始终复刊无期。 附录：《中国改革》农村版祭温铁军 撰文 今夜，雪仍然是白的；内里却是那种被无数生灵糟践得脏兮兮的僵硬，僵硬得让所有敢于正步走路的人都摔跟头。 于是佛说，众生皆随缘……。 今夜，在去塞外的火车上，我读完了《中国改革/农村版》告别读者的最后一期。这之后，它就真地被关闭了。 有谁听说过当代"莫须有”的故事…… 作为眼看这个刊物从诞生到死亡的总编，我在腹背中箭的感觉中固执地拒绝为农村版的最后一期写任何告别文字。因为，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完全没有主管部门任何正式批评的情况下，在"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时候，这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刊物到底在什么人看来必欲去之而后快。说白了吧，我问了上级有关部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谁非要关闭农村版！ 今天，我的固执被年轻人打破了。我在反覆品味年轻的编辑们为这期绝版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个字都让我想起那纸墨背后我所熟悉的无数故事。于是，我觉得应该对我的同仁们和读者们有所交代。 一、 给年轻朋友差不多有半年了。当我得知自己竟然是最后那个得知要关闭农村版的决定的人之后，也曾经试图挽回；但随即便感到，认真做事在道貌岸然们面前从来只被计算为成本，正直做人在蝇蝇苟苟们面前更被视为失败者的软肋。前辈如迅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之于当代自我市场化了的文雅们，乃是天大的笑话。 是的，是我自己选择的离开，否则我无法强迫自己沈默…… 离开之后才敢说，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善意而艰苦的努力遭遇到错综复杂的阴沟中的翻船罢了！那在如千古泥沼般的"文雅界”本来就是一种所有善良多少都会得到的回报。所以，才应该没有怨言，才刻意地强制自己以沈默来表达那种只有沈默才能表达的声音。 其实去年夏天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到了暗流涌动。由于从来不善于应对复杂局面，我只能离开。在这个"最好和最坏并存”的时代，个人所能做的，也许一如所有磨去了棱角才得以自保的同类。 可这次，不仅是我这种饱经磨砺心硬如泥的半百之人，与我一起遭遇阴沟翻船的，还有这些多么难得地把稍纵即逝的真诚当作唯一自卫武器的年轻人。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如何理解这种无奈？最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在无奈之中难免遗憾地四散落荒！ ……没有流泪，因为，儿时爱哭，被父亲打过很多次才知道真正的男子汉不能哭；长大了心里爱哭，被社会打了更多次才知道没有谁相信哪怕内心的泪。此刻，在火车上，我独自双颔紧咬，默默地咀嚼他们因为无处倾诉悲愤而无以言状的尴尬…… 读着他们用流血的心拓印在农村版上最后的文字，心里所有尘封的疮疤都逐个迸裂开了……。 然而，既然多年前就早已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多年前已经说过"无论以何种手段把我整倒的人都将只得到感谢”，既然从来对各种派别争论退避三舍而且对所有加害者都行礼如仪，那么，我这半年伴随农村版垂死之际的无奈和沈默，也希望被同仁理解为正常；否则，我也只能感到深切的遗憾。 无数失败让我已经习惯了失败。因此才不再有任何被情绪左右的延宕，才毫不犹豫地抓紧去做后半生我还能做的任何被文雅们所不屑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强以为之”的事。 倏忽之间，有歌自冥冥中来：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 二、给读者我并不是《中国改革/农村版》的"终结者”。 为了不被读者误认该刊的总编就是跟从这种终结的屑小，我以拒绝在告别读者的农村版绝版中发表任何文字，来多少维护一些我这个文字匠的尊严。 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还是有很多农民朋友找到我现在任教的学校来质问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我也总在问：这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刊物为什么一定要关闭……。 所有给我的理由都牵强，都在内中附会着某种我无法学着去附会的话语……。只能在无奈中沈默，我至少不愿把谁也不清楚的解释再用我的笔墨生硬地填塞给读者们。 看来我的年轻同仁们也如此。于是，你们在绝版这期看不到任何对于它被迫关闭的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解释。 《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原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于中共中央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正式批准创办的；在三农问题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后成为表达农民心声的园地。原本以为，只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档精神为农民办事就行；现在终于知道，确有一些连旧三民-主义"节制资本”都忌讳、多年不深入工农大众的文人雅士，认为这个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为宗旨的刊物干扰了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地维护着的少数人的"大方向”。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清楚的。两年多来，农村版汇聚了一批有志于乡村复兴的热血青年，但也有被个别以新闻权谋私者玷污的角落。而我作为牵头人之最大失误，恰恰在于我坚持必须根除知识份子历来党同伐异的劣根性；或者在于过分强调了"做人”的宽厚。实际上，我并不缺乏对于这种混迹其中的屑小之徒的辨别能力，也曾经或婉言相劝或正色相告；我所客观缺乏的或主观不愿的，是及时处置的气魄和果断。如今事已至此，我仍然相信个把得益于一时者今后还能有机会学会做人，或者被迫重新做人。 诚然，所有这一切，应该是我近年来不再激进，转向"改良”的又一种代价……。(
《中国改革》农村版祭总编辑温铁军近日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改革农村版祭》的文章，并在网上公开流传。文章一开始即指出，"今夜，雪仍然是白的；内里却是那种被无数生灵糟践得脏兮兮的僵硬，僵硬得让所有敢于正步走路的人都摔跟头。”
可圈可点的是，温铁军在文章中指出："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完全没有主管部门任何正式批评的情况下，在‘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时候，这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刊物到底在什么人看来必欲去之而后快。说白了吧，我问了上级有关部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谁非要关闭农村版！”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于去年年初出台"一号文件”，锁定"农民增收”为中国政府的工作目标，要求各地积极解决跟农民有关的问题。《中国改革》农村版也在这个背景下问世。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原中国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于中共中央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正式批准创办的；三农问题一向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一份支援温家宝政策的刊物遭到整顿，似乎是预示着中国政治的一股暗涌正冲着某些领导而来。
巧合的是，去年被指跟"泄露江泽民辞职”而被捕的美国《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也曾是《中国改革》记者。
与此同时，另一份中国刊物《新周报》迄今仍无复刊消息。2004年12月，《新周报》第8期封面刊出启事称："敬告读者：本报因搬迁新址办公，本月休刊三期。2005年新年之际，将以全新面貌与读者见面”。同时，该报也撤换了杂志社的社长冯小平和总编辑赵世龙。
《新周报》在2004年10月26日才武汉高调创刊。该刊创办时豪情万千，曾表示要在3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深度高端新闻周报”。该周刊曾率先报道《黑龙江掀起"肃官”风暴》、《直击河南太平矿难》、《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廉政访谈”死而复生》、《贪官坏了苏州"百官共廉”》、《直击三峡大坝反袭击军演》等报道，外界频频转载。
让某些中宣部官员感到担心的是，《新周报》在北京、上海、广洲、西安、成都广设记者站。
中国政府最近对媒体加大了控制力度。中国观察家指出，自由作家刘晓波、余杰日前受到警方审讯，《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李学谦本月初离职等现像都显示出这一点。
北京作家、著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刘晓波、以及另一位北京作家余杰，都在12月底被警方带走，经过审讯及在各自网上发表的文章打印件上签字按手印后才获释回家，并仍受到监视。
另外，12月时外界传出，《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李学谦离职。
《21世界环球导报》2003年被停刊一个月，但该刊始终复刊无期。
附录：《中国改革》农村版祭温铁军 撰文
今夜，雪仍然是白的；内里却是那种被无数生灵糟践得脏兮兮的僵硬，僵硬得让所有敢于正步走路的人都摔跟头。
于是佛说，众生皆随缘……。
今夜，在去塞外的火车上，我读完了《中国改革/农村版》告别读者的最后一期。这之后，它就真地被关闭了。
有谁听说过当代"莫须有”的故事……
作为眼看这个刊物从诞生到死亡的总编，我在腹背中箭的感觉中固执地拒绝为农村版的最后一期写任何告别文字。因为，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完全没有主管部门任何正式批评的情况下，在"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时候，这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刊物到底在什么人看来必欲去之而后快。说白了吧，我问了上级有关部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谁非要关闭农村版！
今天，我的固执被年轻人打破了。我在反覆品味年轻的编辑们为这期绝版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个字都让我想起那纸墨背后我所熟悉的无数故事。于是，我觉得应该对我的同仁们和读者们有所交代。
一、 给年轻朋友差不多有半年了。当我得知自己竟然是最后那个得知要关闭农村版的决定的人之后，也曾经试图挽回；但随即便感到，认真做事在道貌岸然们面前从来只被计算为成本，正直做人在蝇蝇苟苟们面前更被视为失败者的软肋。前辈如迅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之于当代自我市场化了的文雅们，乃是天大的笑话。
是的，是我自己选择的离开，否则我无法强迫自己沈默……
离开之后才敢说，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善意而艰苦的努力遭遇到错综复杂的阴沟中的翻船罢了！那在如千古泥沼般的"文雅界”本来就是一种所有善良多少都会得到的回报。所以，才应该没有怨言，才刻意地强制自己以沈默来表达那种只有沈默才能表达的声音。
其实去年夏天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到了暗流涌动。由于从来不善于应对复杂局面，我只能离开。在这个"最好和最坏并存”的时代，个人所能做的，也许一如所有磨去了棱角才得以自保的同类。
可这次，不仅是我这种饱经磨砺心硬如泥的半百之人，与我一起遭遇阴沟翻船的，还有这些多么难得地把稍纵即逝的真诚当作唯一自卫武器的年轻人。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如何理解这种无奈？最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在无奈之中难免遗憾地四散落荒！
……没有流泪，因为，儿时爱哭，被父亲打过很多次才知道真正的男子汉不能哭；长大了心里爱哭，被社会打了更多次才知道没有谁相信哪怕内心的泪。此刻，在火车上，我独自双颔紧咬，默默地咀嚼他们因为无处倾诉悲愤而无以言状的尴尬……
读着他们用流血的心拓印在农村版上最后的文字，心里所有尘封的疮疤都逐个迸裂开了……。
然而，既然多年前就早已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多年前已经说过"无论以何种手段把我整倒的人都将只得到感谢”，既然从来对各种派别争论退避三舍而且对所有加害者都行礼如仪，那么，我这半年伴随农村版垂死之际的无奈和沈默，也希望被同仁理解为正常；否则，我也只能感到深切的遗憾。
无数失败让我已经习惯了失败。因此才不再有任何被情绪左右的延宕，才毫不犹豫地抓紧去做后半生我还能做的任何被文雅们所不屑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强以为之”的事。
倏忽之间，有歌自冥冥中来：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
二、给读者我并不是《中国改革/农村版》的"终结者”。
为了不被读者误认该刊的总编就是跟从这种终结的屑小，我以拒绝在告别读者的农村版绝版中发表任何文字，来多少维护一些我这个文字匠的尊严。
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还是有很多农民朋友找到我现在任教的学校来质问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我也总在问：这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刊物为什么一定要关闭……。
所有给我的理由都牵强，都在内中附会着某种我无法学着去附会的话语……。只能在无奈中沈默，我至少不愿把谁也不清楚的解释再用我的笔墨生硬地填塞给读者们。
看来我的年轻同仁们也如此。于是，你们在绝版这期看不到任何对于它被迫关闭的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解释。
《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原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于中共中央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正式批准创办的；在三农问题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后成为表达农民心声的园地。原本以为，只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档精神为农民办事就行；现在终于知道，确有一些连旧三民-主义"节制资本”都忌讳、多年不深入工农大众的文人雅士，认为这个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为宗旨的刊物干扰了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地维护着的少数人的"大方向”。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清楚的。两年多来，农村版汇聚了一批有志于乡村复兴的热血青年，但也有被个别以新闻权谋私者玷污的角落。而我作为牵头人之最大失误，恰恰在于我坚持必须根除知识份子历来党同伐异的劣根性；或者在于过分强调了"做人”的宽厚。实际上，我并不缺乏对于这种混迹其中的屑小之徒的辨别能力，也曾经或婉言相劝或正色相告；我所客观缺乏的或主观不愿的，是及时处置的气魄和果断。如今事已至此，我仍然相信个把得益于一时者今后还能有机会学会做人，或者被迫重新做人。
诚然，所有这一切，应该是我近年来不再激进，转向"改良”的又一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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