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按：数百万人口的河南信阳地区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中饿死一百多万，这是共产党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惊人的血债。张树藩时任信阳专员，地委副书记，曾坚持求实立场而挨斗，张树藩已故世，身前留有文章回忆信阳事件真相。此文刊于中共内部刊物《经济要情参阅》（第40、41期），中共当局迄今极力封锁类似信阳事件的历史真相，向青少年掩饰毛泽东的罪恶。]

信阳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孝感、黄冈和安徽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老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肆虐，竟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出现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时间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

*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一九五八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群众为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成一体，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当时取名「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八月份，全地区实现公社化。

在一九五八年夏收，当时在岈山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的地浮夸成三千二百多斤。随之，西平城关公社出现亩产小麦七千三百二十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告诉我这一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有一亩地产几千斤的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登出亩产几千斤的消息。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斗，全区为此挨批的人约有一万二千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不过，一九五八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大办钢铁误了收割，损失百分之十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十六亿斤。

到一九五九年，信阳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秋粮眼看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八月初召开了一次各县市负责人会议，让大家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要求预报粮食产量。地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九个常委中，八个人认为一九五九年是特大丰收年，要在一九五八年五十六亿斤的基础上预报七十二亿斤。我在会上持不同看法，认为今秋是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三十多亿斤（后来证实只有二十多亿斤）。

*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九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七十二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的意见。路宪文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开会。当时我不管怎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说共产党人在甚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而已。随后按省委意图要在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份子，可批斗不起来。路宪文无奈，抓住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批斗，随即撤销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仍按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就在家里煮红薯叶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路口设岗拦堵。当时地委不仅没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看到生产队确实没有粮食，群众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人出现浮肿。我感到问题很严重，召开县委常委会，提出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知道他们超征购七百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有人说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我说来不及了，等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使这个县基本上没饿死人。这后来成了我一大罪状，余德鸿也受牵连挨整。

其他县就不同了，反出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还开现场会。如鸡公山现场会，场里圈着很多「瞒产粮食」，其实就是上边一层稻，下边全是稻谷。类似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有的被开除党籍。如光山县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人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将这个医生逮捕。信阳县一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写信给省委反映情况，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把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被扣压的信件达一万二千多封。即使如此限制，还是有人跑到许昌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二十个，剩下三个党员就给省委写血书，请求省委救救村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求查处。

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的包产试点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推到下边，将息县、淮滨等县农工部长打成右倾。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生产队搞包产到户的试点，到反右时，马说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的。马龙山就在县委扩大会对张批斗，并将其打死，然后说畏罪自杀，立即埋掉。

*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中央领导

地委开会批斗我的过程，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一九六○年二月一天，路宪文找我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让我检讨错误，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检查灾情，你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

郭处长问我到底饿死人没有？我说有，而且不少。郭处长问饿死多少人？我说从去年九月我就挨斗，你来了我才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只能凭估计，饿死人可能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郭处长立即向部领导汇报我说的话；部领导让他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又向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老马上派人到信阳调查。经过三个月调查，越查问题越严重，结论饿死的数字比我所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中纪委将查清的问题报告中央后，毛主席批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仓猝组织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任书记、县长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靠边站，原地委九个常委仅留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时，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等中央领导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在会议室里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我事先本来没想到中央领导说甚么，但面对吴的谎言，我不得不说话了。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一点不知道情况吗？那地委给我戴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批斗，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敢批斗我吗？既然经省委批准，根据甚么批？还不就是我在生产救灾会说的话，省委估产定得高我说得少，反瞒产不仅没反瞒产，还拿出七百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不了解情况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能找你谈甚么？」这时，陶铸阻止我，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过去批错你，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到固始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将其逮捕。为甚么省委书记不经地委就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浮肿并有人饿死时，给省委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要求拨粮食解决生活问题。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委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有八人，其余县委书记统统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被集中起来「特殊训练」，还调用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搞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被如此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忍不住大哭。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要我领导整他们，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时，我被划为「糊涂人」，那些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从信阳事件可以看出，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群众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开放》杂志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