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海外女电脑工程师的中土情怀（上）

孩子慢慢长大了，人家都有爹，他没爹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就回家问他娘，娘就如此这般的告诉他怎么怎么回事儿。孩子是个孝顺孩子，他对他娘说，一定要把爹找回来。孩子长大了，因为穷，上不起学，也学不起甚么手艺，就当了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卖胭脂、粉、针头线脑、小孩玩的拨浪鼓、糖果之类的东西。孩子长到十八，成了青年，他给娘攒下了够他娘三年花销的钱，就边挑著货郎担子，便走村过镇的找他爹去了。临走前，他跟娘说，三年，无论找不找得著爹，一定回来，因为留下的钱只够他娘三年用的。

三年后，青年回来了，一个人，爹没找著。他又卖力的干活，给他娘攒够了三年的花销，又走了。这一次还是跟他娘说，三年一定回来，不管能不能找著爹。

结果，三年后，又一个人回来了。他还是继续干活，给娘留下了三年的吃用的钱，又走了。关外，是广袤的土地，要找一个人，真的是比大海捞针还难。这一次，已经到了三年的尾了，青年还没找著爹，正打算往回走，因为如果不及时赶回去，娘也可能会被饿死。

这一日，他正走在一个山谷中，前不著村，后不著店，这时，路过了一个窝棚，他也没在意，因为看上去，不像有人住的样子。青年继续前行。又走了大约半里、一里路的样子，晴朗无云的天空，忽然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他挑著货郎担子，怕湿了，就想赶快找个地方避雨。一下想起了刚才路过的那个窝棚，就一路快跑了回去。到了窝棚，一看门关著，就敲了敲门，问有人吗？还真的有人，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一说话，听出老人还是家乡口音，老人也惊奇的看到家乡来的人。就问起姓甚名谁，家住哪里。这一说不打紧，老人恰巧就是青年要找的爹。原来，老人来到关东，有了病，慢慢身体也老了，钱也没赚到，就回不去胶东了。要不是孝顺的儿子找到他，可能就终老在那个山沟里了。青年见了爹好不高兴，一路服伺著父亲，回了老家。

前前后后寻父就是整整九年，再加上中间给母亲积攒花销干活的时间，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这时青年已经三十多，快四十了。那么穷，再加上两个老人，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了。经人介绍，他娶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寡妇：大脚，脸上还有麻子。媳妇人倒是好人，而且也很孝顺，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并且一起把两位老人伺候到终老。三个儿子长大后都很有出息，老大和老三，在青岛都有大买卖；老二在镇上开药铺，三个儿子都是穿长袍的，这个家变成了一个有名望的大家子。三个儿子各自结婚生子，就更旺盛了。

老人都说，这都是那个青年虔诚的孝心感动了上天，打雷下雨让他回去找到他爹；他积的德又福荫后代，所以子孙满堂。

第一部份渴望

上面这个故事中的寻父青年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我的外祖父，我们山东叫姥爷。姥爷和姥姥生有两男两女，姨是长女，母亲是次女，然后是大舅和小舅。这个故事就是小时候母亲讲给我们听的，她是从她的大娘那里听来的，也就是寻父青年的大儿媳妇。母亲小的时候，她的祖母还活著，就是那位大脚的、脸上有麻子的媳妇儿，我的外曾祖母。

据母亲讲，这个故事在我们的县志上有记载。不过我暂时回不去国，所以有些细节也无法去考证。而且县志上记载的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因为我就听过母亲和小舅的争论，争论的具体内容忘了，只记得是关于这段故事的某些情节。

因为有了这样的长辈，所以母亲那一代还是非常孝顺的，这在他们镇子上也是很有名的。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大不如前了。用母亲的话讲就是，不孝顺，尽管我们和平辈分和年纪相彷的人比比，觉得自己还不差。

我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开始，一九六六年初秋。我父母那个时候，已有了三个女儿，所以一心巴望著能生个儿子。一看又是一个臭丫头片子，别提多失望了。父亲很长时间都不稀得看我一眼，一直等到我几个月大了，会笑和比较好玩以后才偶尔的抱抱我，长大后，母亲这样告诉我。

小的时候，找不到书看，我又非常喜欢读书。仅有四年文化的母亲保留了一些她喜欢的书便成了我的启蒙。虽然我自己那个时候全是囫囵吞枣，只是读个故事大概。父母亲都会讲很多故事，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每天天黑以后，讲故事就成了最好的童年回忆。岳飞的精忠报国，杨家将的智勇多谋，唐僧的「迂腐」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等等都成了记忆中的经典，影响我至今。

我一九七四年上学，还是文革时期，我和其他千千万万那个时候的学生一样，对毛主席、共产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诚万分。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就像我们在加入红小兵时举起拳头宣誓中说的一样。一本「欧阳海之歌」伴随著我走过了我的少年时代。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年仅十岁的我哭得晕了过去。少年的我心中在想，毛主席逝世了，中国人民将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又要回到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吗？

再后来，知道了老子、孔子、范仲淹、辛弃疾、文天祥等这样的古代的圣贤和仁人志士。他们的为国为民和至死不渝的气节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记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都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铭。

初中毕业的那年夏天，我们举家南下，由长白山下的小镇，迁回父母的家乡胶东半岛，作为由少年成长为青年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我不明白社会怎么和书上写得不一样，和老师讲得不一样？恰值改革开放也开始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逐渐改变，困惑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

由于家境贫寒，环境的改变，再加上高考的压力，我患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贫血、血压低、先天性腰疾以及由此引起的长时间背痛、失眠、便秘等多种疾病，心情闷闷不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工作，又回到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接触社会越多，我的失望就越严重，我觉得目前这个世界哪里是我要的生存的地方啊。我多么的渴望我们生存的世界能够人人善良，互相帮助，热情友好。可是这样的世界在哪里呢？

憧憬未来（高中）

第二部份如愿

一九九六年五月，在我已获得签证来爱尔兰留学的前夕，我乘火车去省会济南的公安厅去取出境卡，在火车上，坐我对面的人送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我被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法理所震撼，李老师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说：

「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又说：

「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甚么是好甚么是坏？就是用它来衡量的。我们过去说的德也是一样。当然今天人类社会道德水准已经发生了变化，道德标准都扭曲了。现在有人学雷锋，可能就得说他是精神病。可是在五、六十年代，有谁会说他是精神病呢？人类的道德水准在大滑坡，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为了个人那点利益去伤害别人，你争我夺，不择手段这样干。大家想一想，能允许这样下去吗？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

这段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久已尘封和麻木的心灵。因为我也一直在想做一个好人，我也自认为还算一个不错的人，可是到底甚么是好人，到底以甚么为衡量标准，自己也并不是很清楚。父母从小所教育的不偷不摸，不撒谎，听话，老实，学习好，不做损害别人的事，大概也就是我衡量好坏人的准则了。可是《转法轮》中李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我才明白了，原来好坏人是这样划分的。

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来到爱尔兰求学，在国内我是学习机械设计的，来爱尔兰后改学计算机应用。我那时已经三十岁了，学习一个全新的东西，觉得比较困难。加上思乡严重，生活、语言、社会体系的不适应，让我一度曾经打算放弃在爱尔兰的学习。所以在不足两个月后，我决定回到中国，我那时的想法是，我死也要死在中国。

在我回国的两个月中，我找到了一个法轮功的炼功点，在那里，我学习了一遍5套功法的动作，并买了一盘李洪志老师的教功录像带。带著这盘录像带和《转法轮》我又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开始了艰难的留学生涯。

在开始炼功以后的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我慢慢地发现，我的头不痛了，入睡容易了，背痛和腰痛减轻了，头晕的现象也不复存在。总之，我的身体上的毛病都减轻或没了。我知道这是因为炼功的缘故。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在爱尔兰修炼法轮功。

湖边炼功（爱尔兰）

由于自己亲身的巨大收益，我开始向包括我的亲人、朋友、同学在内的所有我能够接触到得人介绍法轮功。一九九八年初，我在当时上学的都柏林城市大学开始了爱尔兰的第一个法轮功免费教功班。从此，法轮大法，这个古老的中国修炼的、能够使人精神和道德回升、身体健康的功法，在这个有「翡翠之岛」美誉的国家洪传开来。

自那时起，在小小的爱尔兰有数以千计的人参加过法轮功义务教功班，无数的人接到过真像传单、光碟、杂志、报纸，等等。我和其他的修炼人一起，在爱尔兰的很多城市、乡镇、市集，办过教功班，在街头、图书馆、不同的机构宣传介绍法轮功。

我于一九九八年夏天回国，在这个夏天，我的弟弟和三个姐姐都开始炼功了。

第三部份请愿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国内的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揭批法轮功的文章，让我瞠目结舌且难以置信。我们几个一起给中国大使馆写了信，向他们介绍揭示了我们所知道的法轮功，和李老师，希望他们能像中央反映我们的心声，停止对法轮功的这场狂轰乱炸般的污蔑，停止对炼功人的迫害，恢复法轮功和李老师的名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先后几次和我们谈话，希望我们能认清形势，停止修炼。

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第一个报导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赵金华的事情发生后，我和爱尔兰当时的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就给爱尔兰的政府和不同的非政府机构写信联系，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帮助停止这场愈演愈烈的迫害。同时我们又走上街头，向普通民众介绍在中国发生的惨无人道的镇压。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圣诞节将要来临之际，我怀著一颗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讲明情况的心，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在我的家乡，山东省潍坊高密市（县级市，隶属潍坊市）。当时二姐正在被关押，警察把她关在她以前所在单位（山东高密酒厂，因炼功当时已被开除）。我那会儿对于国内形势的严酷性，没有太多的亲身感受，所以冒险去看望二姐。结果被举报，我在第二次去看她的时候，警察就来找我，问了我很多问题，并问我还炼不炼功。我说法轮功这么好，为甚么不炼。他们警告我法轮功已被国家禁止，你还说这么好。我说国家说不好那是国家错了。他们说你说话要小心。警察问过话的第二天，我在去二姐家的时候，就看见警车在她家楼下，我这时就知道可能不好，所以临时决定，马上返回北京，因为我当时的目的就是向上国家信访办向他们反映我所了解的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国家这个错误的决定。

回到北京，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在千禧年元旦的早上，叫了辆出租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因为我知道国家信访办就在那附近。在北京的时候，我住在妹妹那里，妹妹不修炼，而且对于我们一家遭受的迫害，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只能告诉她，姐姐做的事情是对的，将来她就会明白。

在广场上，因为是元旦，人很多，但是我注意到有好几辆大客车和面包车。我在广场慢慢走著，一个警察过来问我做甚么，我说我要上访，他说为甚么上访，我说为法轮功。他一听就很紧张，这个警察很年轻，看上去不到二十岁，他马上喊来了好几个警察，其中一个看上去像个头儿。他们就问我哪来的，干甚么的。我就把我的情况大概说了一下。他们很吃惊，因为碰上了一个国外回来的。他们要了我的护照和机票，然后就把我带上了一辆大客车，在那里问了一些问题，如甚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后都干了些甚么，和谁联系了等等。我告诉他们我回去的时间，还有利用圣诞节假期回国看看，因为在国外听说了很多国内镇压法轮功的事情，觉得不敢相信，所以想回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想向国家和政府反映，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好功法，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这之后，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面包车里，车里已有了三个女学员。看上去像农村来的，一脸的风霜和长途跋涉的痕迹，后来得知他们是河南农村的法轮功学员，骑了一个星期的自行车来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

一个高大肥胖的警察上了车，他问那三个女学员哪里来的，她们一开始没有回答，后来高胖警察又问了几次，她们中的一个说是天上来。高胖警察手里拎著一个满的可乐瓶子，就恶狠狠的过来了「谁说是天上来的？」，「我」，坐在中间的那个女学员回答。高胖警察抡起可乐瓶子劈头盖脸就打过去，这时我站起来阻止胖警察不许他打人，可是我没有做到，不仅是因为我的身材矮小，更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像很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一直对警察是惧怕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

很快小面包车就被装满了，来上访的大法学员很多，其只有一位秦皇岛的年轻女学员是抱著孩子上来的。这个期间我一直问他们，我要去上访，请带我去信访办，他们敷衍我说一会儿就去。车满了后，他们把车开走了，到了一个地方，后来我猜可能是北京市公安局前门分局，他们让其他的大法弟子都下了车，唯独让我留在车上。车又开回了天安门广场，这一次，在长安街的路边，他们停下来，那里有很多小轿车。他们跟其中的一个说，给你们一个国外回来的。我这才意识到被他们骗了，我说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去信访办吗，为甚么骗人？他们也不理我，就把我交给了一辆车上的人。这辆车上的人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后来他们又把我交给了潍坊市公安局的人。

在潍坊公安局车里，一个看上去像当官的著便装的人，非常生气，觉得我从国外回来捣乱，嘴里骂骂咧咧的说话很难听。我记住师父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话，只是平静的告诉他我是回来告诉国家和政府法轮功对国家和人民是有益的，政府错了。

他们把我拉到了潍坊驻京办事处，在大厅里，有三个学员和一个小孩。三个大人在地上坐著，那正是冬天，冰冷的大理石地上，映著人影儿。小孩儿站著。他们让我坐在沙发上，可能因为我是国外回来的缘故吧，所以对我相对而言还比较客气。潍坊市公安局的一个好像是处长，过来问了一些问题，还是那些话，甚么时候回来的，和谁见过面，干过甚么，等等。我还是告诉他们我回来时想向政府和国家反映对法轮功的看法。记得我说的是，政府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是错的，必须恢复李老师和法轮功的名誉，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潍坊市公安局问完之后，过了一会儿，高密市公安局的人又来了。这次是一个主任，一个市政府宗教事务科的科长，他们问了我重复的问题。最后他们说你还有甚么想法，我说了希望国家和政府能纠正错误，恢复李老师的名誉，释放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最后他们问还有没有了，我觉得没甚么了，他们中的一个说你不想回爱尔兰了？我知道他在善意的提醒我，就说，我希望能回到爱尔兰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和两个女警察住在一起。在这个期间，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我和谁接触了，都干了些甚么。在潍坊驻京办事处的第二天，他们把问我话的记录给我看，并要我签字。我看了看基本属实，但是记录用的是审讯录这样的字眼，我就说我不是犯人，你们没权审讯我。他们就改成了问讯录。我还是不想签字，内心总觉得欠了这个字很不对很难受。可是他们一再态度很好的和我说没有关系，利用我的不愿意拒绝别人和伤害人的心理。这样我就在那个所谓的「问讯录」上签了字。签字以后，我的心里非常非常难受。第二天，我跟他们要那个问讯录，我说我不应该签字。可是他们不给我。

从内心上来讲，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有很善良的一面，对我态度也很好，可是在那样的大形势下，他们只能那样做，那是他们的工作。江泽民利用这个国家机器，让多少无辜的人犯下了罪业。

千禧年的第四天，是我回爱尔兰的返程机票的日期。高密市公安局的人把我「送」到了北京首都机场，从此我就又一次离开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不同的是，这一次，几近永别。
(待续)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甲申年七月十二日）于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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