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自己来说，当时既愤慨又惋惜。愤慨的是，那些掌握舆论大权的大人物，太霸道了，居然一句话，就把它们"杀死”了；惋惜的是这一报一刊办得很好，拥有不少读者。后一点对我印象特深。早在五十年代初，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是〈新观察〉的一个热心读者，一直到到八九年，几乎期期不漏。〈世界经济导报〉是一九八四年开始接触的，那是我受邀辅导〈统计学原理〉，老师学生人手一份，受益匪浅，后来一直到被封，我也是每期都看。至今还没有忘记的一篇论述分析私有制的文章，十几年来证明了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正是这类观点，被权势者们诬称为反对"四个坚持”。

如果说，封杀〈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是在一个人人知道的不仅不讲法不要法，还对手无寸铁的学生镇压的情况下一个不太光采的"动作”，老百姓毫无办法的话，那么到了十四年后的现在还动辄下令封这个报杀那个刊，那么万千平民就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有权力封杀报刊？

当然，我们不是凭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事实根据的。在中国风行已经二十多年颇受欢迎的〈读者〉杂志，今年十二期登载了一个寓言故事，讽刺狮子作为动物王假民主真报复的作风，官方"对号入座”认为矛头指向他们，于是下令该期几百万册全部收回。发行量十万份的〈财经〉杂志六月一期，主要因为登了揭露上海首富周正毅和所谓"上海帮”有瓜葛的文章，当局也下令从报摊上全部收回。〈工人日报〉属下的小报〈北京信报〉因为转载了"七大恶心”文章，间接或直接批评了中国媒体和艺术界，以及某些政治领导人的不为大家欢迎的作风。这按说，在一个"人民是主人”，"言论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极正常的，然而竟像摸了老虎屁股一样，官老爷们大动肝火，小报就倒霉了。大概这个小报要和当年的〈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一样，不会再见天日了，小编辑小记者们的饭碗也无疑砸了。

同时，据可靠消息，另有十来家报刊因为违法报道纪律受到了严厉警告，当然得立即改正，否则其下场是可想而知的。

本文作者不在这里重点论述如〈北京新报〉等应该不应该封杀的问题，主要是探讨"谁有权力封杀报刊？”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极简单，如果这家报纸或杂志是一个法人单位，有独立参加社会行为的法律权利，只要不违法，谁也无权干涉，即使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你也没有资格下令封杀。如果某家报纸或杂志，其行为已经超出了宪法和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应该按照法律程序，有相应法院判决，该封杀就封杀，不该封杀就不能封杀。

道理摆在那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清清楚楚，公民有出版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批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自由，等等。至于批评的形式，完全由批评者自己决定，可以口头，可以写信，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等。只要不是宪法和法律不容许的有意捏造，恶意攻击，即使错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基本正确，话说过头，更不算什么样了。

如果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掌握党政大权的领导人物，认为某家报纸或刊物对他们的批评严重歪曲了事实，构成了对他们本人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和诽谤，甚至认为这一报纸或刊物，已经和事实上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一个鼻子出气，勾结在一起，鼓吹分裂祖国的杀人放火投毒等恐怖活动，威胁着国家和公民的安全，或者某种报纸或杂志大量散布黄色的东西，足以毒害青少年和全国人民，那完全是公安法院部门的事。即使涉及到某些大人物，他们也没有权力直接出面封杀。前不久，香港的一种杂志，因登载某一著名女电影演员裸体照事件被查被封，出面的是警察局，特首董建华是没有决定权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董建华下令关闭该杂志，即使该杂志确实应取缔，那董建华也是违法的。

和董建华的做法相反，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高官，特别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长书记们，他们不管宪法不宪法，法律不法律，和十几年前封杀《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一样，凭自己手中大权，嘴一动，笔一划，就把几种报刊封杀了。

他们的行为是犯法的，至少是违法的。即使这几种杂志该封杀，该收回烧掉，你们也没有权力这样下令。事情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和由其领导的政府中的大权势者们没有起码的法制观念，他们的权是大于法的。他们何止在小小的几种报刊问题上，就是像把法轮功定为X教，将"六四”打成反革命暴乱那样天大的事，也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个人决定的。照一般常识，必需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按法律程序，方能有法律效力和作用。你政治局算什么，难道这就叫党的领导。其实这是越权霸道。就像当年毛泽东一句话，政治局撤掉刘少奇的国家主席一样，宪法和法律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问题是现在，那些大大小小当官的，口口声声喊着，"以法治国”，然而实践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上面列举的导致三种刊物厄运的所登载或转载的文章和报道，一点没有超出宪法和法律容许之外，是完全合法的，只是有几个用辞激烈了点，但也没有诬蔑攻击言语。我想，如果官老爷们按照法律程序控上法庭的话，只要法官们忠于法律，《读者》《财经》和《北京信报》也肯定不会怎么样。我们希望有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