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

〖图片：《自由神的眼泪》作者齐家贞女士在研讨会上发言。(大纪元摄) 〗

我是共产党的直接受害人。我叫齐家贞，写了一本书叫《自由神的眼泪》。这本书是献给专制集团统治下的牺牲品－－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平凡的伟人；献给我的同犯们；献给我的弟弟们－－兴国、安邦、治平、大同－－四个还活着的祭品。我看了《九评共产党》，觉得我心里想讲的话讲都出来了。

长期以来我都想找一点词来形容一下共产党。我用了我们通常的词儿：｢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还有我们四川人的一些俚语－－｢一屁股坐在烟囱上，五脏六腑都熏黑了｣……想了很多的词儿，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份量，没有把我想讲的话讲出来。看了《九评共产党》之后，我才明白了爲什麽几句话讲不出来：因爲它们的罪行太大了，它们统治中国的时间太长了，它们的狡猾和残酷太惨绝人寰了，几句话是没有办法概括的，没有办法说的清楚，所以我感谢《九评共产党》，也感谢《九评共产党》给了我勇气站在这里讲出我想讲的话。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是一个狗熊，不是英雄。

在四川省第二监狱里面，我是‘改造好’的典型。我们女犯中队有好些英雄，就连一些小刑事犯，她们也比我勇敢；在男犯中队，我的父亲就是英雄，他认爲他的一生，贫贱不可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三关，前两关他以前就已经闯过了，第三关威武不可屈他要在四川省第二监狱里面渡过。这一关他渡过了，在四川省第二监狱里面，他是反改造、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

我们父亲和女儿在省二坚都很出名，我是改造的好出名，他是改造的不好，不认罪而出名。

自从来到了澳洲，我们都说，这是一块自由美丽的土地，我们可以真正的做一个人了。实际上不是的。起码我齐家贞并没有。直到昨天，直到今天早上，我还在犹豫，我是来还是不来。直到今天早上，我还在想，我是要发言还是不发言，因爲我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并不是个英雄，我是个狗熊，爲什麽？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中国人民从此跪下来了，我齐家贞8岁就在跪下来的情况下长大了。

我一贯胆小怕事，只敢在家里面和我妈妈争嘴，和我妈妈抗拒，在外面，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孩子。我一直说，｢我是毛泽东的好孩子，是共产党的好学生｣。我积极的争取加入少年儿童队，我想入队，想入团，也想入党，可是他们说我走的是白专道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不够资格入队、入团、入党。高中毕业之后，我想出国念书，他们就说我叛国投敌，把我抓起来判了13年刑，把我的父亲也抓起来，判了16年刑，因爲他们说我的反动思想是我父亲灌输的结果，他是教唆犯，尽管他对我的所作所爲一无所知。最后他们给我提前释放了，因爲我改造的很好，我真的洗了脑。

我出来后两年内讲的话全部是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杂志社论的语言。他们说我讲的话比省委书记还进步。我的弟弟们非常非常的失望，他们哭起来了，他们说没想到等了10年，等出来的姐姐居然跟他们作对。我那时真的是很听话的顺服工具，坐牢出来后我洗脑洗的很干净，可是一旦我从新亲自接触了社会，看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我的思想又慢慢的变了回来。

我给这个家庭造成的灾难是无法弥补的。我的4个弟弟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一生也葬送了。这就是爲什麽我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我还是怕我今天的讲话会影响我在国内的弟弟的命运。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不敢打电话告诉他们天安门的真象，因爲我害怕这个电话给窃听。从我87年8月底出国来到澳大利亚，我总觉得有眼睛在盯着我，我找不出来那眼睛在哪里，但是我感觉到它在盯着我和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洛杉矶，他比我早出来3年。我们的家信3年内丢了将近50封，包括挂号信，包括寄的英文书，包括里面的照片。6张照片它给你取掉一张，它把信封撕开了，给你补回去，并且它让你知道这个信封是撕开的：‘我们撕开的，我们给你补回去。’所以我害怕，非常的害怕。

90年天安门屠杀一周年，我悄悄的请了假，跑到市政廰去听吾尔开希做报告，晚上我回到家里，住在一起分租房子的那个学生说，嗨，你出现在9号电视台的新闻里面！把我吓得要死。但是后来我稍微放心了一下，因爲那个人是新加坡来的学生，不是我们大陆来的。我觉得还好，还好；第二天去工厂里上班，一个工人说，嗨，我看见你在9台的新闻电视上，我又吓了一跳，后来一想他是个澳洲工人，我又放心了。还好还好，不是中国人。

91年我的父亲从美国给我来信，他说他想到美国国会去作证：中国出口劳改産品！我马上打电话给他，我说，｢你疯啦！你要跑到美国国会去作证，你难道还觉得把几个在中国的弟弟还整得不够惨哪！｣所以我父亲只好放弃，因爲我们害怕。

92年美国劳改基金会的会长到墨尔本来做报告，他一开始讲话就沉痛的问每一个人，在所有来宾当中，你们本人或你们的亲戚有没有被劳改过？我坐在那里动都不敢动。我想，我不要叫人家知道我过去有这段历史，我也害怕共产党派来的spy把我发现了。我没有举手，可是我12岁的女儿把手举了起来，所以我只好也把手举了起来。我生活在恐惧之中。

以后，我得了两次中风，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自由神的眼泪》写出来，这个心愿在我心里放了40年。我一定要完成，完成了之后再去面对死神。我把它写出来了。2000年这本书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我看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的，因爲我藏在洞里面：我一只手把书写了出来，另一只手想，最好最好不要让人知道我写了这本反共产党的书。我还是感到恐惧。

这麽多年来，我一直在恐惧，因爲我几个弟弟给我葬送了。从家庭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聪明可爱的孩子，都是有理想抱负的，但是他们的梦都被扼杀在摇篮里面。是我的手把它们扼杀的。假如我现在再继续做一些反共产党的事，他们就更惨了，这是我的恐惧。所以当有人打电话来问我来不来参加会的时候，我找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藉口说，我不来。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来。我的父亲逝世了，98年他就逝世了，他没有讲他想讲的话，没有做他想做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做他想做得事他就走了，他今天要是有机会来到这个会场上，他就会痛駡共产党，共产党全是一批流氓土匪头子！

《九评共产党》给了我胆子，因爲这九评深入了中国人的人心，让人们认识了共产党的本质后，人们觉悟起来了，人们认识到他们不能再这样当共产党的奴隶，跪着生活了。像我这样跪着生活了大半辈子后来到自由的土地上还在跪着做人，要是全国人民都认识了这一点，全世界的华人都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有救了，我们就有希望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勇敢一点的人，我只希望共产党手下留情，不要再整我几个弟弟了，他们的一生已经葬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