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出生的人,几乎童年时都会唱这样一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哪怕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翻开"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的《语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两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五星红旗”。是啊,我是中国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无须说明就成立的事,可是诸位看官请注意,共产党马上就接了一句:"我爱五星红旗”,好像我是中国人和我爱现在这个新中国是同样不争的事实,是同样无须论证的公理,是每个人必须承认的事。
接下来共产党会说,新中国是共产党创立的,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爱家就要爱国,爱国就要爱党,于是家、国、党,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变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谁要给党提意见了,谁就在反党,就在反人民,反国家,那就罪该万死。
小时候没什么歌曲可听,广播里反反复复就那几首,其中《唱支山歌给党听》还算旋律不错的民歌,于是至今我脑子里还回响着: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之类的灌输,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后,这类灌输也从没减少,从什么《血染的风采》到《说句心里话》,都是要把祖国和家的外衣披在党身上,把服从党的指令变成我们自觉自愿的为祖国和人民献身。归根结底一句话,要爱党,要一切听从党召唤。
从这个小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中共是如何给我们洗脑的: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一些结论,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假设,什么叫公理,什么叫逻辑的时候,就把这些它们想让我们承认的东西往我们脑子里刻,不知不觉中,天长地久的,这些观念就像血肉一样溶入我们的身体,以至于到了最后,我们不假思索的把它当成了我,把我当成了它,正如一首流行歌唱所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来,邪灵附体的目地就达到了。
当然,当我们长大成人,特别是当我们有机会上大学后,我们中有些人开始能够分辨这些概念的不同内涵了,发现共产党在偷梁换柱,在鱼目混珠,可是即使理智是清醒的,有时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比如看见大街上有人在揭露中共迫害人民的残暴罪行,心里就不高兴了,就觉得在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冷静想想,那样残酷迫害人民的丑陋的嘴脸,能代表我们中国人吗?我们中国人是那样的嘴脸吗?不是啊!所以怎么能说是在丢中国人的脸呢?要说脸面,准确的说,那些勇士们是在揭开白骨精的假脸,让人们看到它真实的丑脸!中国人中有这样的勇士,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呀。
再比如,当今不少爱国愤青们对美国有着莫名的仇恨,究其根源还是中共宣传的:"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存在就是为了"反华”,我们应该"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如此等等。中国人民中很少有知道下列真象的:比如1900年八国联军想瓜分中国时,是美国在维护中国统一、反对列强割据,并主动退还大部份庚子赔款以资助中国留学生。又如著名的抗美援朝,事实是北朝鲜金日成首先越过"三八线”占领南朝鲜,继而包括美军在内的联合国军出兵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美国当年并无侵略中国的预谋。可是当911惨案发生时,许多国人还是幸灾乐祸,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从小的精神灌输是多么邪恶的勾当,有意的教育误导其实就是真正的精神摧残,它能毁了人整个的一生,进而毁了整个民族。当今中国,能真正分得清:国家、人民、政府、党派与领袖的,又有多少呢?因为精神灌输另一个致命的危害就是让人丧失自我思考,自我鉴别,自我选择的能力,人人都像没长脑袋的机器人一样,随它摆布。
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最可怕的民族,因为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控制他的人手中,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也是最没有活力,最不能发展的民族,因为他的创作热情都被僵化了的灌输所压抑了。在西方,小孩也要学习很多基本的公理,但他们把外部的灌输和开发人的自觉性结合起来,比如一个教会办的学校,当老师讲述宗教信仰时,老师也是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无神论,进化论等学说摆出来,讲出各自的观点,最后让学生自己选择。不难看出,这种包容,客观,尊重事实,尊重个人选择的办学方法,对西方个体的创造性的保留发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实,在我们中国,早在孔子时代,就有了"启发式教学法”,许多人认为这是苏格拉底首创的,其实它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懂时的矛盾心理状态。"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所以灌输法根本就不是个好的教学法。
回头再说为什么共产党在教科书里要采用灌输法,根本原因就是它灌输的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根本上就是荒谬的,它怎么敢拿出来让大家评说呢?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它对《九评共产党》的态度,你说九评是"毒草”是"谎言”,拿出来让大家评评,看看哪一点冤枉了你,真理越辩越明嘛。
但有一点请大家记住,谎言无论怎么灌输,它依旧是谎言,谎言说上一万遍也依然是谎言,无论中共灌输怎样的谎言,最终都是徒劳无益的。(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