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由于我的文字能力很有限，想写点东西很难。用文字来记述我所遭受的摧残对我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每一个字其实都是生而复死般的痛苦回忆，将那段炼狱般的经历从记忆的深处一点一点重新翻出来，就像重新掀开愈合的创伤一样。但是良知不允许我沉默，我必须拿起笔记录下我所经历的一切，为了生命的尊严；为了揭露那些至今仍在毒害千千万万无辜民众的谎言与欺骗；为了那些手无寸铁、笃守善念，只因为不愿意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每分每秒都可能被酷刑夺去生命的同伴；为了唤醒所有世人的天良，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对人权、对信仰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国前国家主席江xx一手发动了对修炼"真善忍”的佛家气功－－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场迫害完全建立在个人权力意志的基础上，毫无法律依据可循。而这场迫害所动用的国家资源，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对法轮功学员施加酷刑、歇斯底里的洗脑，只为了达到一个极其荒唐、极其邪恶的目地：让法轮功学员写下一纸保证，不再炼法轮功！

自那时起，江氏流氓集团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动用党、政、军所有的国家机器，开动所有的宣传工具，试图铲除以善良和平为理念的法轮功。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阻止他们利用《宪法》赋予公民和平上访的权利，以及不让他们向周围的人们讲清法轮大法的真象，江氏流氓集团将古今中外一切能利用的酷刑和灭绝人性的手段全都使将出来：棍棒拳脚、雪地受冻、烈日暴晒、游街示众、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竹签钉指、开水烫、长期吊铐、高压电击敏感部位、烙铁烧身、强灌脏水、毒虫叮咬、地牢、水牢，甚至是活活烧死、让女学员遭受强暴、性侵犯、强迫堕胎等令人发指的暴行，无所不用其极迫害法轮功学员。

我因为和平的向政府申诉，印发法轮功被迫害的真象资料而三次被抓捕，最后一次被关押在人间地狱－－哈尔滨看守所和万家劳教所共九个月，受尽酷刑折磨，双目几致失明，而当局始终无法为我定罪。其实我何罪之有？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法轮功学员又何罪之有？

当我写到在万家劳教所亲眼目睹同修遭受酷刑，将生死置之度外，为捍卫自己的信仰和尊严而宁死不屈的时候，巨大的悲恸将我淹没，我没有勇气再坚持写下去，可怕的酷刑与撕心裂肺的声音一起涌现在眼前。但是一股力量让我振奋，为我抚平内心的伤痛，写下去，写下去！擦干眼泪写下去！

我已经死了几次了，生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死不过是重生，因为看穿了生死的玄妙。只有在强权的压迫下放弃自己的信仰的一刻，生命才真正的死了。与那些只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含冤莫白的失去生命的人们相比，与无数仍在中国大陆的地狱中煎熬的同修相比，我是幸运的！我活着来到了加拿大，一个自由、和平、友善而又美丽的国家，在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善良的加拿大政府给我签发特许签证，使我避免再次落入魔掌。

我问那些用酷刑、强迫灌食摧残法轮功学员的警察：我们都是骨肉同胞，是谁在你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是什么让你们如此凶残？凌虐我的警察问我：你的千万家财都没了，你的亲人也逐一离开，什么都没了，你还活着干嘛？

是的，我一切都没了，但我有一个伟大的师父，他教给了我至善的理。正是这伟大的法理，始终支撑着我，给我力量闯过无数的魔难。我还剩下一颗心，真诚善良的心，我愿意剖开我的心灵，展现给你们。看！这就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所曾经走过的路，历史将作出最后的判决！

幸运熬过三年饥荒

我生于一九五六年，呱呱坠地在东北哈尔滨，在家排行老四。老大是姐姐，还有两个双胞胎哥哥，三个妹妹，弟弟最幼。父亲曾经拥有自己的私人工厂，一九五三年"三反五反”时，工厂被"革命”掉了，他不得已被迫到一家港务局工作。父亲虽然学历不高，但从不看现代书，家里全是古文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榜》等。印象中这些书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我上了高中家里才敢拿出来让孩子们看。母亲贤慧善良，为我们操劳一生。母亲在十年间生养八个孩子，负担很重，但在邻居中，无论大事小情，母亲总会伸出援手。兄弟姊妹从小就长得白白净净，他们在长相上都略有相似之处，惟独我相貌较为特别，很多到过我们家的人问我父母："这是你们家的孩子吗？”

到我四岁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全家艰难的熬过了这一段艰苦的岁月。我从小就发育不良，人又瘦又小。妹妹则罹患软骨病，一直到四岁还不能走路。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用来换粮食也不够，妈妈只好一大早上偏远的农场挖甜菜根，掺到玉米面里蒸着吃。那时候吃什么都好，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偶尔妈妈用家当换两斤面粉，够我们喝一天面疙瘩汤，那是记忆中最丰盛的一餐。因为知道面好吃，有时妈妈不在家，我们就到面袋子里抓一把面放在嘴里吃，饥饿时吃着还挺甜。当衣服上沾了面粉被邻居看到时，好心的爷爷奶奶就会拿一些馒头给我们充饥解馋。

家里人多，而房子只有三十多平方米，父母只好在屋里搭吊铺，让我在吊铺上独自玩耍。一直到上小学以后，我还得缩在吊铺上做功课。有一天，比我大一岁的哥哥把我从吊铺上碰落下来，摔断了胳膊。尽管没钱，父母亲还是到处拜托寻人医治，遇到一位好心的私人医生夫妇，帮我接上了骨。一个月以后，医生看我家人秉性善良，孩子又多、又可爱，夫妇俩膝下犹虚，就想收养我。尽管家里日子很苦，妈妈终究没舍得把我送人。

从我懂事起，母亲就虔诚信佛，接触过许多修道的人。他们有时从很远的地方来住几天就走，即使日子再困难，母亲也要施舍给化缘的一碗饭或是一点零食。那时母亲问修道的人："有人想收养我的孩子，他对我们有恩惠，不给他感觉太过意不去。”修道的人说："是你的孩子就不要给人，把孩子抚养大，将来是你的福分。”母亲似乎有点明白，从此打消把我送人的念头。

哈尔滨的冬天冰天雪地，异常寒冷。一九六一年，我们家已有六个孩子嗷嗷待哺，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实在很难熬过去。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饥饿大量冻死在松花江边，被厚厚的积雪埋葬。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挤在狭小的屋内烧煤取暖。为了节省用煤，买来的煤都先掺上黄土，晚上还要往煤里掺水，再用铲子戳几下，让火慢慢的烧，取暖时间可以延长一些。由于门窗都用纸糊上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煤气中毒。在那个年代，几乎家家有煤气中毒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样中毒死去的不计其数。我的骨伤刚刚痊愈不久，有一天，妈妈到外面挖野菜，没赶上回来的火车，直到天亮才抵家。就在那夜，我们烧煤取暖时，不小心将煤遗留到炉沿上，结果六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全部煤气中毒。我们只能躺在床上，盖着棉被，把头露在窗户外边来缓解。我们昏昏沉沉的，恶心头痛，嘴里吐着白沫，更难受的是腹中难忍的饥饿感。奶奶焦急的到外边喊人、求救，因为没钱，邻居只将两个哥哥送去医院，留下四个孩子在家中等死。母亲回来惊呆了，焦急万分。绝望中母亲烧香磕头拜佛，用水挨个冲洗我们的脸，邻居也拿来白糖水帮忙解饥急救，渐渐的我们才苏醒过来。这次煤气中毒的事情在母亲心中留下了巨大的伤痛，而我们苏醒过来后，浑然不觉逃过大难，依旧天真烂漫。孩子的纯真天性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苦难，只有欢乐。奶奶常说："摊上这年代，老天可怜这些孩子吧！”母亲是知足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一大家人，能幸存下来的有多少呢？

母亲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修炼的愿望。每到初一、十五母亲都用积攒的面捏成各种各样的水果，着上各种颜色，然后放到锅里蒸熟，作为供果。初一、十五的日子，许多人都愿意到我家来烧香、拜佛。一有修道的人来家里，我们大大小小 八个孩子，从吊铺和窗户上探着头，不住的望下看。偶尔让我们到屋里去听听故事，我们就高兴的排着队站在地上听。我们最盼着这样的日子，能吃一些面食供果，热热闹闹过一天。

慢慢的孩子长大了，我们家周围住的都是大型剧院和戏校的演员，每天都能听到歌声，我们姐妹们也爱唱歌，在学校里学唱的歌曲很多，"东方红，太阳升，……”

一九六四年，我们家已有兄弟姊妹八个了，母亲只能退职，全天照顾我们八个子女，父亲的工资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父亲很严厉，我们从不敢与父亲面对面的说话。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父亲就拿皮带抽打我们。不管谁的错，也不管承不承认，一律都要受罚。因为年龄小不懂事，经常被鞭打，所以我们那时都痛恨父亲，常常用眼瞪他。我的心离父亲越来越远，开始对父亲心生怨恨、憎恶不满，不愿见他的面，甚至想离家出走。等我渐渐长大，时常回想起那个辛苦的年代。慢慢的我体悟到：如果不是当年社会的严酷和生计的困难，慈爱的父亲也许不会那样苦闷，那样无情的鞭打我们吧。

六岁的时候爷爷来到我们家。爷爷是一个宽厚慈蔼的书法家，和父亲的性格完全两样，令我初时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爷爷。他有两支毛笔、一盒墨，我们整天围着爷爷转，爷爷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看风水、起名字，总是与人为善。

每天早晨爷爷给我们烤土豆片、豆饼、煮玉米粥，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却总是乐呵呵的。等我开始上学以后，透过爷爷的讲述，开始理解以前不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与转变。我知道父亲心里的压抑来自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逐渐懂事后，我时常因为以前对父亲的冷漠而后悔。爷爷的到来使家里有了生活的气息。爷爷将家里一张长方桌架到床上，很有耐心的教我们书法、背诵诗词。有时我们不小心将笔墨弄到桌子和衣服上，爷爷从不打骂，只是严厉的训责我们。我们外出时，全围着爷爷又说又笑。

街上许多熟悉我们家的人，都很关爱这一家的孩子，经常给我们一些糖果与零嘴。我们常与街坊邻居一起出去捡煤渣、拾柴草，每捡一次够我们烧好几天。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爷爷去世，无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抄家，父亲身陷牢狱

十五岁那年，父亲因为对中国当权者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满而被打倒。父亲曾经开办自己的工厂，在那个反资本主义、反地主、反富农、反右派的年代，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反革命”。父亲因此身陷牢狱，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都被抄走。家里有一张叔公的全家照，照片里都是苏联人，就凭这张照片，父亲又被打成"里通外国”，于是父亲被挂着"反革命”和"里通外国”的牌子游街示众，瞬间我们全家成了社会的"阶级敌人”。

一个无辜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我们眼睁睁的看着那些造反派拖走自己的父亲，骨肉分离。围观的人群也只有无奈的看着我们在无助中嚎啕大哭。当时父亲坚强不屈的神态，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

父亲被抓走后，红卫兵小将开始抄家，几十个人围住我们家，推着手推车，往车里装载抄走的东西。他们翻箱倒柜，连酸菜缸都要搅一搅。父母结婚的衣服、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生活用品都被抄走，连袜子都不留下。家里被抄得空空荡荡，重重刺伤我们幼小的心灵。我们不知道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只能抱着可怜的母亲伤心的流泪。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谁家要是被打成敌对分子，就意味着一家人幸福的终结，从此只能在众人的歧视下苟延残喘。民间称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大家互相打击与揭发，只有揭发别人才能保住自己，才能表现出革命来。

失去父亲以后，母亲必须独力拉扯我们大大小小 八个孩子。家里顿失经济支柱，还要给父亲送牢饭。母亲因为父亲的遭遇，连气带吓的病倒在床上。反革命分子的家属都得要下乡服务，于是姐姐下乡当了赤脚医生，家里就靠两个十六岁的哥哥每天放学后在松花江边给人刷洗一种叫水龙布的粗布，挣钱养活全家。这种刷洗过后的粗布可以加工成鞋垫出售，于是奶奶又到这家工厂央求，争取这份加工鞋垫的活儿，挣点生活上的零用钱。到了晚上，大大小小 的孩子都在吊铺上黏鞋垫，黏了几百双鞋垫才能赚上几毛钱。后来奶奶也病倒了，我们实在没有钱为她医治，有一位医生知道我家里的困境，想尽办法帮助我们，教我如何帮奶奶打针、用饭盒消毒针管、如何用药等护理知识。这样看护奶奶一年以后，奶奶的病好了，回到山东的老家。那是我对奶奶最后的印象。从此以后，十五岁的我就承担起全家的饭食。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我至今会唱这首悲哀的歌，它是我苦难童年的最真实写照。

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总要买些菜，因为下班的时候集市的菜最便宜，一堆只卖几毛钱，再存放就会烂掉了。那个年代东北夏季还有菜可吃，到冬天就没有菜了，如果不储存一些，冬天只能吃咸菜。即使储存，也最多只能保存一个月。少年的我，做了上顿，发愁下顿，还要准备第二天的早饭。学校离家有三百多米，中午一打下课铃我就往家里跑，给父亲送牢饭，也因此经常迟到。我常趴在窗户旁，呆呆的看着里面的"囚犯”。他们全都脸色苍白，剃着光头坐在地上。因为被抓的人很多，牢房也不是按规建造的，只是一片平房，人人塞挤在一起，铁丝网上布满蚊蝇，警察的手里都拎着皮鞭。"囚犯”们在吃饭之前，强迫要读《毛主席语录》，宣誓自己接受改造，这些情景使我年少的心情非常沉重。

每到送牢饭的时候，负责做饭的我总会竭力从全家人嘴边那点可怜的饮食中，刮出一点最好的给父亲送去。一看到铁窗里父亲黑瘦的脸庞和慈爱的眼神，我的心里充满痛苦。然而铁窗里的父亲是那么刚强，又给了我支撑下去的勇气。

文化大革命时期，老百姓生活困苦，物资商品奇缺，到商店几乎买什么都要凭票券。我家一共有十口人，所以各种票证有一摞：猪肉票、鱼肉票、米票、油票、布票、柴票、煤票、副食票……。我有二怕，一是怕把票证丢了，一家人的伙食就无法维持；二是害怕借不到钱，票证过期就成了废纸。

就在难以为继的时候，哥哥因劳累患上胸膜炎，刷洗水龙粗布挣钱的活也没了。我们围着妈妈哭泣，做好了讨饭的准备。给妈妈和哥哥治病需要借钱，可是家里一贫如洗，靠好心的人帮助我们又很困难。因为受到革命积极分子、造反派的歧视，我们八个孩子很少出门，只能在大院子里找一些年龄大的伯伯、伯母帮帮我们，他们多是部队转业军人和文艺工作者，实在支撑不了多久。上天垂怜，就在我们无法偿还借债、无吃无穿的时候，妈妈找到一分在糕点厂做点心的活。每天糕点厂要扔掉的残渣，妈妈就捡回家，够我们吃一天的，这份工作解决了我们全家的口粮。

那个年代天天抓阶级斗争、闹革命，人如果不整别人，就不是革命分子。革命是革谁的命呢？不外乎自己人斗自己人。为了权力而搞派别，电台里整天广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我父亲所在的单位是港务局，就分成好几派，还分成大红色、小红色的，开着坦克车互相对射。文革结束后，因此受难的家属不知道有多少上访伸冤，要求平反。

文革开始时，学校经常吃"忆苦思甜饭”，就是用菜和玉米做成的团圆饭，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旧社会的苦。我吃着倒是挺香的，与我家当时吃的不相上下，我认为若是从"吃”的方面来说，新旧社会并无区别。但是从"心灵”方面来说，新社会里所遭遇的压迫与痛苦，更加令人难以承受。那时候上学，谁家如果有造反派的当权者，可以入红卫兵、入共青团，工作以后很快入党，优越得很。像我这样的"反革命的狗崽子”政审是不合格的，因此在学校里不像造反派那样得意，只能在孤独中上学、放学。教师们被打成"臭老九”，日子也很难过，同病相怜，教师对我还好，想办法让我免交学费。每天我就闷头学习，虽然我经常因为给父亲送牢饭而旷课，并没有遭到老师的批评，始终是个好学生。那时在学校里每天都穿着旧的草绿服装，背一柄木制的假枪搞军训，那时中苏正在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因为互争领域而作战，学校的课很少，整天都是军训。

文革后期，姐姐、哥哥、妹妹都到农村下乡了，但是家里还保留一些课本。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被打倒，妈妈就迫不及待的捎信让他们从农村回来，赶紧复习功课；用的还是那张长方桌，睡的还是那个吊铺，专心补课。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同时考上了大学，一个贫苦的家庭一时出了三个大学生，在当时着实引起了轰动。哥哥上学后，家庭的重担就全落到我身上。父母的身体都不好，弟妹又都小，好心的朋友帮我引介一个缠毛巾穗的活儿，靠着手快，我每月能赚到两三百元钱，加上母亲的临时工，全家的口粮和兄妹的学费总算有了着落。

我时常想，童年的不幸，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