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姚文元本是上海滩一个投机小文人，因为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于是就有了一个干大事的机会。世事难料，本以为抓住了一时，就可以抓住了一辈子，谁知投机也一时，得势也一时，可怜文人姚文元成为一时猖狂的政治过客。可是，他当政治过客不合格，最后沦为政治牺牲品。
终年74岁的姚文元，病故于2005年12月23日。十三天之后，新华社发布讣告，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病亡”，病是糖尿病，亡故在什么地方，报道没有交代，电文抬头是“新华网北京1月6日电”，却不一定发生在北京。
姚文元原籍浙江绍兴地区诸暨人，家小都在上海，发迹也在上海，生前兼任的地方职务便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同时，他的最高职务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宣传工作。
2006年1月6日，得知这位所谓“四人帮”主犯之一的重要人物去世，我第一想知道的就是他有没有留下一部回忆录——他毕竟是当年中国最风光最不可一世的笔杆子，若留下回忆录可以让他有机会为自己辩解，也可以让后人更加充分认识他到底是怎样一个负面人物？
在姚文元病故之前大半年，另一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当年的老搭档、老上级张春桥已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终年88岁，“讣告”也是新华社统一格式的“北京5月10日电”，交代了张患癌症，却没有交代“病亡”地点。
姚文元其人擅长文学创作和政治言论写作，早年在上海新闻界工作时擅长投机取巧，无意中，在一个错误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地点，受“伯乐”张春桥点拨，大胆用人，得以发迹。由此，姚文远就上了张春桥的“贼船”，小错酿成大错，最后成为悲剧人物。
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姚文元的罪名之一便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特别检察厅指控触犯了当时的《刑法》第102条。此外，他还被指控触犯了阴谋颠覆政治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
1976年9月9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最大的保护伞毛泽东去世。不久，也就是“主席尸骨未寒”之时，这四个当时的不安定分子就很快被军方悄悄地控制起来了，整个中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动静。
当时的时间为1976年10月6日深夜十一点，受邀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开会”的姚文元，突然被叶剑英、汪东兴控制的军方人员“隔离审查”，此后一直关押在全国最大的政治犯监狱——秦城监狱。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判决为一审，又是终审判决，不能上诉。1996年10月，姚刑满释放，自行购买火车票从北京回上海。
和姚文元一样，“上海帮”之一的张春桥也在1976年10月6日晚被“隔离审查”。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春桥于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张比姚文元提早八个月去世了。
姚文元其人，最风光是在“大救星”兼“大伯乐”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撒手人寰”，他和另外几名政治投机客和冒险家的剩余日子就不多了。他自1976年10月6日晚被军方逮捕，他的政治生命其实到此已经宣告结束。
1981年3月，公安部下属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关于审判“四人帮”全过程的汇编《历史的审判》，其中有一位匿名阅读者批注了这么一行字：“先看看《中国一九六七年的七十八天（“二月逆流”纪实》（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尔后再看《历史的审判》，就更加清楚了。”言外之意，“二月逆流”是当年的导火索，若没有“二月逆流”，或许以后的历史都要改写了。
所谓“二月逆流”，外国记者的报道更为准确：1967年3月18日，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比昂尼克在工人体育场发布报道：今天，这里批斗台的中央，站着一批中共军方首脑。正是这些人，在过去的二月里，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为军队的领导权同文革派作了坚决的抗争。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们身上带着日本人的子弹、国民党的刀伤，美国人的弹片；他们当中有跛子、瞎子和独臂者，但是，都没有一个驼背的。在批斗台上，他们被强制着深深地低下头，眼楮里却是不屈服的目光。
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文革派的最大障碍。斗争将是长期的……
历史又翻到新的一页：1976年10月21日，已成为法新社北京分社首席记者的比昂尼克这样写道：“10月6日夜，中共依靠军队的铁碗一举粉碎了妄图篡权的‘四人帮’。这是文革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激烈的一次较量，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九年前的一次抗争——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中共军方对极左分子篡夺军权的阴谋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从而为中共在紧急关头扭转乾坤保存了打击力量。而作为那次斗争的著名领导人之一的叶剑英元帅，正是这次粉碎‘四人帮’的领导者之一……”
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审判，枪杆子里也出绝对真理，正是由于王、张、江、姚均没有得到权威军方的支持，所以最后输得一败涂地，至死再无抬头之日。
可惜历史不允许假如，假如当年没有发生所谓的“二月逆流”，假如当时已是党中央大权在握的王、张、江、姚这些文革“既得利益派”，能够得到军方绝对支持，日后承担“四人帮”所谓“篡党夺权”下场和结果的就有可能是另一派政治对手了，中国的将来或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任何朝代，民心，其实都是被利用的。所谓打倒“四人帮”，所谓“人民的审判”、“法律的审判”，不过是一场不流血的“宫廷军事政变”罢了；所谓“篡党夺权”，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指控形式罢了，王、张、江、姚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他们如何篡自己的党、如何夺自己人的权，只不过他们是“有纪律无组织”的“乌合之众”、政治赌徒而已。他们不但没有在血腥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经历和战功，也没有政治谋略，智不足、理不足无以服众，而且在1967年的时候就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夺权的企图，一旦毛泽东这个保护伞落下，众叛亲离，叶剑英看不上他们，华国锋更是提防他们，所以他们的下场就是政治敌人的下场：被武装镇压，置于死地，毫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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