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就是硬道理”，曾是邓小平传承给中共领导人借经济增长维护制度合法性的武林秘笈，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将其视为最高圣旨心领神会，似乎中国一天没有牺牲环境、资源与正义的经济发展，就一天无法证明其制度的“优越性”。据说，中国今日的“经济成就”，无不是由这个道理支撑的。颇为巧合的是，就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上，有关气候与温室气体减排的话题，正从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全新质疑的同时，中国无锡太湖又爆发了由“蓝藻”事件引发的水源危机与人心恐慌，并由此敲响了中国经济高增长式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警钟。

眼下，正值中共“17大”召开在即，全民疯狂炒股，经济泡沫爆胀，“太湖蓝藻”事件又象瘟神一样传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乃至大街小巷。从5月29日开始，江苏省无锡市城区大批市民家中的自来水水质突然发生变化，并伴有难闻的气味，无法正常饮用，自来水已经呈现出淡黄的颜色。此据媒体报导，无锡市自来水发出臭味的直接原因就是近来太湖流域无锡段一种被称为“蓝藻”的藻类植物大规模的爆发，而高温天气和阳光的暴晒导致“蓝藻”在岸边死亡、腐烂，发出刺鼻的臭味，污染了全部湖水。于是市民纷纷抢购纯净水和面包，整个无锡都笼罩在水污染危机的巨大阴影之中，而且这种阴影引发连锁反应，正在向全国蔓延。而当局的对应之策，就是紧急启用长江调水。偌大的一个太湖，竟然沦落到需要从长江引水“洗澡”，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近些年来，长江呈现污染不断加剧的态势，上游、中游、下游的城市，由“发展就是硬道理”导致的化工、造纸、冶金等重污染企业蜂拥而上，长江污染加剧的报告以及周边城市老百姓的反映接连不断。目前太湖污染可以借长江“清洗”，但长江也正在被严重污染了，环境资源危机正在成为中国人迫在眉睫的严峻挑战。无容置疑，这场突如其来的“太湖蓝藻”水危机，就是环境被破坏的最现实力证，实属当地政府片面追求GDP政绩，忽视环境监护之过。然而，事件发生后，无锡市政府却推诿责任，将其定性为一场“突发的自然灾害”，以此为藉口强调其“不可抗力的因素”，纯系掩耳盗铃。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便提出的“2000年太湖水变清”目标，当时估算每年进入河道和湖泊的生活污水的年排放量也只有3.2亿立方米左右。而到了2000年，近似疯狂的追求产值利润所导致的排放污水量却增加了5倍！2005年，太湖一期治理工程落下帷幕，总共投资约人民币100亿元。但遗憾的是，太湖治理的速度显然赶不上追求“GDP”发展所导致的污染速度。这些年来，无锡等地的太湖地区就把化工业作为支柱产业，使得大大小小的化工、电镀、印染等企业如雨后春笋，分布在这个地区，数以千计的污染企业沿太湖一字排开，污水直接排放到太湖里。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所谓投资污水处理项目，竟成为新的污染源。去年太湖环保局在对太湖上游28个污染源排污口的调查监测中就发现，废污水超标次数达到或超过50％的16家公司中，竟然包括了2家污水处理厂。

如果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还是个长期历史问题，那么如今与太湖相连的蠡湖一带日渐疯狂的房地产开发，则是城市环境污染的更大灾害。在滨湖区蠡湖沿岸，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口号下，房地产开发大肆圈地，地毯般的轰炸。大量工地正在忙着开工，造城造镇造楼盘一拥而上。有关资料显示，太湖地区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007年3月30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环境技术中心公开的《太湖水环境状况及水质修复评估报告》认为，无论是蠡湖、梅梁湖，还是整个太湖流域，水质恶化，都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开始的。高密度人群的聚居、人类频繁的活动，都对湖泊造成了重要的影响。这是太湖地区“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现实，也是全中国“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现实。例如青岛，“颐中房地产开发”在政府的庇护下，已经把大量高层楼群建到了风景秀丽的福山半腰，以至于人们无法再仰视福山美景。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鸿亮指出，城市化进程加快、外来人口增多使得城市生活污水量迅速增大。无锡太湖又爆发“蓝藻事件”，就是城市化过快潜伏的危机，而非偶然。

其实，受到水资源污染的又何只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他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无原始意义上的水质，如今那里流动的全是污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用水库蓄水，济南泉水几经干竭，青岛人喝的却是黄河水，河北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靠的则是深层地下水，而这种地下水的补充非常困难，目前已经严重超采，人们喝的已是子孙的水了。

目前，中国“发展就是硬道理”推动的经济高增长所造成的环境危机，日呈复合型、压缩型、结构型且又恶性循环的特征。胡温时代虽提出“科学发展观”，但仍未改变杀鸡取蛋的经济高增长势头。发达国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进行掠夺式发展，就导致环境危机连连爆发。近些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谓突飞猛进。此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 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如此“发展就是硬道理”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达触目惊心的地步。生态破坏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资源危机、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 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 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透露的数字，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2004年则达到了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年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0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另有资料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根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

哲学家萨特“匮乏理论”认为，供给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总是有限的“在任何情况下，斗争都是根源于匮乏，无论这种匮乏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实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来自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与人类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的天然本性之间的矛盾。当一部分人过度使用环境的时候，其他人使用同类环境资源的利益就受到了挤压或损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就激化了，因而这也是个价值观意义上的是否公平问题和制度上的是否民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环境问题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然而，邓小平要摆脱对其执政合法性的法理追问，特别是在“6、4”之后，不惜用经济压倒政治，用“发展就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将“满足需要而不满足贪婪”的规则，改写成：“满足少数人的贪婪，而不满足多数人的需求”。于是当今中国，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而政府主导型经济，则完全背离了市场优化整合资源的自然方向，已经演变成典型的双向掠夺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资源，大量圈地、采矿、捕捞；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利益的挤压、盘剥、掠夺。在一种“以钱为本”的社会中，当权力为私利而谋，其违法腐败的行为就屡见不鲜，各种杀鸡取蛋的经济行为就会屡禁不止。

如今，环保的困境仍在继续加剧。其实，环境资源和所有公共物品一样，通常有三种治理方案：其一，通过产权明晰让所有资源都有明确的主人，这就是个制度问题；其二，通过权力责任与制衡，来杜绝对公有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消耗，这也是个制度问题；其三，通过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来实现对公共物品的自主治理，这还是个制度问题。因而，中国目前所爆发的环境危机，说到底还是个制度问题。然而，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基础性的产权制度至今未能明晰，不论是环境资源，还是国有资产，都因产权所有者的实际缺位，而陷入贪婪使用与难以遏制的流失。在许多地方，正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为了无法监督，难以根除的污染大户。与此同时，由于公权力不民主，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常常为市场力量所收买，或是畸形的政绩激励着GDP主义兴盛。更有甚者，政府自己渎职失守，还打压、限制民间环保力量的自治空间，使民间的环保努力，难以发挥作用。在这样的制度面前，岂能不发生“太湖蓝藻”之祸。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共近 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增长，来维护政治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然而，现在经济增长却和社会腐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同步发展，已经彻底打破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神话。其实人世间最不能做的莫过于挖祖坟和断子孙两件事。而这些年来中共不顾一切地贯彻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高增长模式，实质上就是一条长期靠透资国力，断子孙饭的，以输出生态资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环境破坏为代价，来维持的粗放型、掠夺性这样一条自杀式经济增长模式。生态环境涉及人口、资源、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人类活动破坏环境，环境必报复人类。因此，发展必须有节制，这才是一条恒古不变的“硬道理”。经济活动只有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生态规律，才能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共引以自夸的经济高速发展，恰恰不是什么最大的业绩，而是最大的危机。中国式的经济发展速度，绝非民生福音。

已经发生的所有无情事实足已证明：中国式的经济高增长，就是一种断子孙后路的发展模式；而“太湖蓝藻”事件的政治启示，就在于实实在在地点击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死穴。今天，那些政府GDP高增长的“辉煌纪录”，恰恰正是明天的子孙们清算他们杀鸡取蛋式经济高增长政策的帐本。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