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轮功最初被镇压的时候，以江泽民为党魁的中共认为，三个月已经足以消灭这一团体。当时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们也认为法轮功的坚持不会超过几个星期。这些学者们并不仅仅是在做书本上的推论，1989年那场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的民主运动，也在机枪和坦克的镇压中几天便不再有成规模的抗争了。经验似乎在告诉人们，中共暴力开始的镇压会很快在吹嘘自己“伟光正”的庆功会上胜利结束。

被镇压者所面临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事件具备可操作的参考价值。

出路无非有三种：第一种是当局主动停止镇压——这种想法未免幼稚可笑，如果当局具备这种智慧，那么镇压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发生。第二种就是暴力反抗——既然你不肯终结镇压，那么就让我们来终结你的统治。然而暴力反抗在中国绝难成功，当局所掌握的暴力与民间完全不成比例，且中共无所不在的特务系统和严密控制的组织体系已将社会粉末化。任何有形力量在有效凝聚以前，就会被中共发现幷瓦解或消灭。更重要的是，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理念也根本不允许任何暴力的成分。

那么我们就剩下非暴力不合作一途了（也许有人说还有一种出路，那就是干脆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这种放弃基本是非原则的想法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在历史上确实有三次成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次是印度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一次是美国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一次是南非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废除种族隔离运动。

如果从学者的角度分析，我们会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三次运动之所以成功的重要条件，法轮功方面几乎一个也不具有。

首先，前三次非暴力抗争的对象是具备良知的团体。因此，当抗争者受到镇压时，他们的苦难能对镇压者形成良知的拷问。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对三K党人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

而这一条，对中共完全不能够成立。这是一个做恶没有底綫的犯罪集团。它当年在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的时候，不但不予救济，反而派出军队封锁道路，禁止百姓逃荒要饭，致使3000万人活活饿死；在天安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可以用坦克的履带、毒气弹、开花弹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可以活活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然后把仍有心跳和呼吸的法轮功学员推入焚尸炉烧死，对于这个党来说，残忍嗜血、天良丧尽，从隐瞒SARS到隐瞒松花江苯污染，民众的死活从来就不是中共考虑的问题。任何苦难都无法唤醒这个本来就没有良知的邪教。

其次，非暴力运动在印度、南非和美国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由此其信念和宗旨得以传播，其抗争过程得到了舆论和民心的支持。而反观中国，一切媒体不但不能够为法轮功发声，反而是镇压方的喉舌。中共动用一切资源妖魔化法轮功，不给法轮功丝毫平等讨论的机会。法轮功洗刷莫须有的罪名，争取民心的支持就显得极为艰难。

第三，掌权的一方具备基本的法治精神。也许在二战之后，英国的民主仍不能算作完善；在60年代，美国的人权也并不完美，但是这些国家具备文明社会的法治精神。审判可以公开进行，律师可以进行辩护，媒体可以报导。即使甘地坐牢时，他仍然可以读书写作，传播他的思想。法治国家的公开审判可以为被告展示英雄气概提供舞台，而审判一方所依据的恶法使其丧失了道义优势，而成为大众舆论中的失败者。

而所有失去自由的法轮功学员，要么被以所谓“国家机密”为托词秘密审判，要么不经审判投入劳教所或精神病院，接下来就是隔离、酷刑、洗脑和杀戮。他们的坚贞表现没有公开的渠道可以被民衆看到，民衆也就无从得到鼓舞和感召，乃至産生效仿的愿望。

第四，国际社会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配合曼德拉的废除种族隔离运动，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市场，许多国家出于利益驱动，谄媚讨好中共，与屠夫把酒言欢。

第五，非暴力抗争需要成熟的公民社会，每个人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并具备献身的精神。信仰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中共数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摧毁人们的信仰体系，用暴力镇压和利诱收买将社会“犬儒”化。

行文至此，不妨请读者闭目暂停一下，如果你想帮助法轮功摆脱困境，还有什么方法？

镇压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反思法轮功所走过的路，常感慨用“伟大”也无法形容万一。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法轮功和平抗争的意义也就越加清晰地显示出来。

对于所有坚持抗争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信仰是他们信心和力量永不枯竭的源泉。社会媒体不支持我们，那我们就一家一家的派发传单，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讲。中共不受任何良心的约束，那我们就揭露中共的罪行，让民衆以及中共的党员告别中共，不再与邪恶同流合污。在这个过程中，法轮功弟子受到残酷的迫害，然而他们却以巨大的正气和坚韧抵制迫害，坚持传播真相。这种无私而伟大的献身精神是抗争得以延续的保障。

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産党》系列社论，由此引发的退党、团、队大潮是民间正义力量的凝聚。今天参与“传九评，促三退”的已经远远不局限于法轮功学员。这种正义的凝聚是心的凝聚，无形也无法摧毁的凝聚。他也正在向社会表面推进，即一旦时机成熟，退党将逐渐走向公开化。这一场《九评》引发的三退，从近期来看，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迈向一个没有中共的自由社会。由此，法轮功解决的已经不仅是自身的问题，所有被中共迫害的团体都将随着中共的解体而面临柳暗花明的新天地。

这一场和平转型，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和平转型，也包含文化结构的和平转型。这方面我不再赘述。然而“九评、三退”的意义远不仅于此。

我之所以说这一场运动“空前也必将绝后”，是因为历史上的非暴力运动都不曾面临着法轮功所面临的困境，此之谓“空前”。而“绝后”指的是，人类再也不会出现比中共更加邪恶的邪教流氓集团。如果面对这样一个犯罪集团，人类仍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结束迫害，这就给未来开创了一条路——再也没有任何困境能够阻止人类走和平结束迫害之路的决心了。

这条道路的影响将超越以往的一切抗争，成为人类乃至更大范围历史的光辉典范。

美东时间2006年11月18日于华盛顿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