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公开信，是"六四受难者对话团"发出的。1999年成立的六四对话团，由二十名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家属和受害者家属所组成，目标是希望能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探讨重新调查和评估六四事件，以及对死难者和受害者进行赔偿的问题。

他们的公开信强调，自1999年以来，上一届的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呼吁没有任何回应，希望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能够放开手脚，解除禁锢，了解这一历史悬案。对话团的代表之一，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只有放下六四这个包袱，中国才可能真正走向文明。

1989年6月三日凌晨，丁教授十七岁的儿子被解放军开枪击中死亡。从那以后，丁教授便开始进行独立的调查，总共搜集到了一百八十多个六四死难者和受害者的案子。丁教授和受害者家属自九九年开始向中国政府呼吁，要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以及对相关的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

今年所发出的公开信中，受害者及家属们除了重申以往的呼吁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丁教授表示，新上任的领导人在六四事件中没有直接责任，因此应该考虑重新调查和评价这一事件，才能使中国在一种新的宽容的社会环境下走向民主、繁荣和富强。

在星期四的中国外交部新闻例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党和政府对六四事件已经做了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

89年曾经参加过天安门绝食活动，现旅居美国的作家高新认为，中国新领导人不可能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高新表示，六四事件只是四九年以来中共所做的一系列镇压的其中一件，除非中国政府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党禁和实行新闻自由，否则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危及中共的政权。

【读者来函】我亲眼目睹的「六四」

89年「六四」镇压前，我正在北京一家「特殊诊断治疗研究中心」工作，驻地靠近北京农业大学，所以傍晚时常散步到农业大学校园内看看大字报。那时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已经绝食请愿多日。那一时期北京的犯罪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常听市民们议论，现在治安这么好，连小偷也不偷了。

一天，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在那绝食的青年学生们，途经东西长安街，见游行的人群非常多，但却秩序井然。周围看不到警察，一些学生和市民在主动指挥交通。游行的人们是那么地有理性和有秩序，为了避免坏人混进队伍，学生们手挽著手。看见那么多年轻学子、国家未来的栋梁和希望，为了反贪清腐、拯救积弊甚深的祖国，为了追求自由民主，让祖国早一天融入世界历史大潮，他们不惜失去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我又感动又心疼。

在离市区远一些的市郊，我看见许多从外地调来的军队，他们被学生及市民拦在市郊。学生、市民、老头、老太太们给他们送水、送吃的，问寒问暖，并耐心告知他们实情。这些军人对这次北京民运一无所知，来京之前不让他们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只告诉他们北京有暴民暴动。

6月3日晚上，我与朋友照常到颐和园的北宫门去锻炼，到了那里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在马路上可看到远处站著一排排头戴钢盔、手持枪的军人。马路上有一些路障，一辆公共巴士横在马路上。我们骑著脚踏车继续往前，想靠近些看个究竟。这时突然一辆带篷的军车从前边开过来，我们赶快在路边停下，军车从我们身边冲过去，可以看到车里装满了军人，全都弯腰俯在车里。军车冲过路障，一直向市区开去。因天色已晚，我们就回家了。

夜里，突然被噪杂声惊醒，听见对面农业大学传来学生们的哭叫声。我们马上来到大学校园内，见一辆平板车上尽是鲜血，才知道东西长安街上军队开枪了，坦克也开来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震惊得目瞪口呆！悲伤和绝望的泪水止不住地流著，那天夜里，我彻夜未眠。

6月4日清晨，我们来到铁道部招待所去给外地的亲朋打电话告知北京发生的事情，前两次通电话打通了，但第三次通电话就打不出去了，据说是北京通往全国的电话被切断，消息被封锁了。

在骑车途经公主坟时，看见地上有几滩血，军事博物馆里也驻扎了军队，军人持枪把枪口对著墙外的马路及人群。大马路上一辆辆被烧弃的坦克在冒著黑烟，木樨地路边的栏杆上可见许多枪眼。我当时怎么也想不通，中国的当权者怎么能狠心向这些手无寸铁、对国家对政府报以赤子之心的青年学生和市民开枪呢？当时若政府能虚心接纳学生和市民的意见，进行政治改革，反对贪污、清除腐败，中国就不会出现当今这种贪官污吏横行、人民怨声载道的情形了。

读者投书--一位普通老百姓对六四的几句话

一位曾参加六四的普通人士说道："六四的真正元凶是封杀<<世界经济导报>>的凶手江泽民，他是激化学运的关键，也为其后13年中共封杀新闻自由和操控媒体树立了最为邪恶的典范。六四的最大受益者是，江泽民， 他是真正阻碍 六四平反的罪人，在反思六四时，我们是否应该追究他的责任。”

"如果说老邓和李鹏是用武力镇压了六四学生和民众的肉体；而江泽民则是从思想、道德和精神上彻底扼杀了中国一般百姓对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坚持。”

"六四的真正精神在于学生、民众能为社会公正而自发的站出来，反对腐败，反对独裁和迫害。而这种精神被他的统治完全压制了。是他使六四精神在中国覆灭。”

" 由于他的当政，对民主、人权的极度钳制和镇压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公正、道义无存；对信奉真、善、忍普世原则的法轮功的打压，又进一步毁灭著整个民族的起码良知。因而把整个中国社会带入了人人为己，无官不贪的境地。这对中国民众的灾难则是比六四还要更惨的灾难，这是一种更残暴更隐晦的屠杀。”

"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SARS就是最好的例证。江为了个人争权夺利的政治需要，藐视人命，以谎言欺骗和媒体控制封锁萨斯疫情，导致了萨斯的蔓延，威胁到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经济发展。”

"民运人士起诉了李鹏，而江这个中国人民的真正祸根也应得到真正的审判。”

全美学自联吁中国应"六四”难属对话要求
-要求法庭制止政府权力及国家武装力量非法滥用

"六四”大屠杀十四周年前夕，以丁子霖、张先玲为代表的受难者通过全美学自联及中国人权再次向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公开信，要求与政府对话、调查"六四”屠杀真相、抚恤受难者和立案追究主要责任者李鹏的法律责任。全美学自联对"六四”受难者的正当要求表示坚决支持，并呼吁中国当局立即作出回应。

全美学自联的声明中说：在十四年前失去亲人的受难亲属和致伤、致残的幸存者，没有因为自身的不幸及苦难积怨，而是放下仇恨，怀著良好的愿望，本著对国家、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以宽大的胸怀主动要求对话，开启治愈民族伤口、实现社会和解的契机。对此，我们深深感动、心怀敬意。对于新的当政者，我们则希望既不要以掌权者的傲慢忽视"六四”受难者的对话要求、从而错失这一历史契机，也不要因为可能的罪责恐惧止步不前。

学自联强调，完全认同"六四”受难者的看法：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不仅参与了大屠杀的最高决策，而且是此一决策的直接执行者，理应对"六四”大屠杀及其后果负主要责任。他现在虽然已经离职，但其行为依然应该受到法律追究。我们呼吁最高人民检察难属对李鹏的控告尽快立案，并对此作出回复。

另外，1989年"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和受害亲属委托全美学自联转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件，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二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和受害亲属，于1999年5月1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贵院递交了请求立案侦察"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原国务院总理李鹏法律责任的控告书。同年5月24日，我们又向贵院递交了有关此案的补充文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机关应当对公民递交的控告材料迅速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在法定时间内通知控告人。然而，从递交上述控告书至今已四年过去了，我们却始终没有得到贵院的任何答复。我们认为，宪法和法律是神圣的，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控告任何犯罪嫌疑人，司法机关应切实保障公民的此项权利。同时我们认为，不管公民所控告的犯罪嫌疑人尚在任职期间，还是已经任满离职，如果所控事实证明其行为触犯了刑律，都不应免受指控及法律追究。

根据我们在1999年5月17日控告书中所列举的大量有关事实，我们至今认为，在1989年5、6月间北京地区未发生任何武装叛乱或武装暴乱的情况下，当时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假借政府名义调动数十万军队对和平示威者实行武力镇压，对无辜的和平居民实行残暴的杀害，其行为纯属政府权力及国家武装力量的非法滥用。

同时我们认为：这起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本国的宪法，违背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承担的保护人类的国际义务，而且已由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一贯侮蔑发展为反人道的暴行，其行为已构成对公民人身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利的故意侵犯和剥夺，就其造成后果之严重足以认定为犯罪。

我们在1999年5月的控告书中还曾指出，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不仅参与了这场大屠杀的最高层决策，而且是此一决策的直接执行者，理应对这场大屠杀及其严重后果负主要责任，其行为理应受到法律追究。

对犯罪嫌疑人前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李鹏进行法律追究，是我们作为"六。四”受害者的合理诉求，即使他今天离开了原有的职位，我们也决不放弃此项诉求。在此，我们再一次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快对我们控告的立案，并尽快给予我们明确的答复。

控告人：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珏
尤维洁 杜东旭 赵廷杰 郭丽英 尹敏 高婕
张艳秋 黄金平 邝涤清 张振霞 马雪琴
吴定富 孙承康 方政等117人
200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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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美学自联转发)

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先生
政协主席贾庆林先生：

今年是"六四”惨案十四周年。在过去的年月里，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受难亲属和致伤、致残的幸存者， 曾多次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名义致函你们的前任，要求就"六四” 惨案及"六四” 受难者问题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我们一直期待著对方的善意回应，然而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对此，我们深感失望和遗憾。

今年是国家和政府权力交接的第一年，我们怀著良好的愿望期盼这一新的开始。我们始终相信，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桩冤案，最终总会有一个公正的了结：任何拖延或者"淡化”，都不可能使问题自然消失，更不可能使留在我们国家、民族身上的深重创口得到自然愈合。有鉴于此，我们吁请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弃旧图新，审时度势，对"六四”事件这一中共历史上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和检讨，并以通达明智的决策、勇于承担后果的气魄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

十四年来，我们曾一再重申：当年发生在北京的那场天安门运动，是学生和市民以和平方式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示威、请愿活动，绝不是政府所说的"动乱”和"暴乱”。政府当局动用数十万全副武装的野战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请愿者，用一场血腥的屠杀来确保所谓"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绝不能认为是中国走向文明、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反人类的暴行。

我们认为，现在是到了新一届领导人防开手脚，解除禁锢，彻底了结"六四”这一历史悬案的时候了。我们作为那场惨案的受害者，深知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血已经留得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应该抓住一切机遇，以最大的努力来结束这种不幸的历史。我们更愿意看到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能以处理此次"SARS□u28797灾难为契机，致力于唤醒国人的良知，建立起社会的道义与公正，以此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猜疑，改变至今仍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使我们的民族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有效地制止灾难的继续和再次发生。而作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一步，应立即对"六四”事件作出从新评价，并使与此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为此，我们愿意再次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的名义，吁请各位就下列各项事宜促成我们与政府之间真诚、平等的对话：

由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难者和失踪者名单及人数；

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及失踪者及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如果确证失踪者已经死亡，应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寻找交还死者的遗骨；如果确证死者已被毁尸灭迹，应对其家属作出严肃负责的交代。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责成有关检察机关对"六四” 惨案立案侦察，按法定程序追究事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值此"六四” 惨案十四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期待诸位的诚意回应。我们愿意就上述各项事宜与政府方面进行切实的、有成效的协商。我们希望政府方面就此项对话作出具体安排。

"六四”受难者对话团：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珏 尤维洁 杜东旭 赵廷杰 郭丽英 尹敏
张艳秋 黄金平 邝涤清 杨大榕 张树森
冯友祥 吴定富 孙承康 方政 齐志勇

2003．5．29

天安门母亲群体公开信要求重新评估六四

在1989年中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要求民主的抗议者的六四惨案14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这份由20名遇难或失踪者亲属联名签署的公开信呼吁中国领导人乘抗击非典的势头，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历史问题。

*要求对话及控告李鹏*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创始人、已经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天安门母亲今年发表了两封公开信，一封是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的名义，要求和政府对话，希望中国新领导人把处理非典的巨大努力作为转折点，努力唤醒人民，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另外一封公开信是所有117名六四受难者亲属和伤残者控告目前唯一在世的六四直接责任者、前总理李鹏。

丁子霖说，今年的公开信与以往公开信有以下两点不同：" 第一点我们要求组成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有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再一点补充的，我们要求对每一位死者和失踪者，要求有关当局对他们的亲属做出交代。如果确证失踪者已经死亡，应该责成政府和有关部门去寻找和交还死者的遗骨， 如果确证死者已经毁尸灭迹，也要对家属做出严肃负责的交代。对那些毁尸灭迹者，进行司法追究。”

*制定六四受难者赔偿法案*

丁子霖说，六四事件已经14年了，可是在那场屠杀事件中的13名失踪者，至今他们的亲属，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丁子霖指出，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跟世界惯例接轨，跟世界文明和先进文化接轨，那么在人的生命的问题上，就不能像过去那么漠视，要体现对人的生命的尊重。现在是中国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六四事件失踪者问题的时候了。已经从人大教授岗位上退休的丁子霖还表示，公开信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专项六四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对六四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属给予赔偿。

丁子霖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表示，虽然六四屠杀事件一晃就过去14年了，成为历史，但是，中国当局的任何花言巧语也改变不了这场反人类屠杀的性质。她说，14年前当局动用野战军队镇压手无寸铁、倡导民主反对腐败的中国老百姓，造成空前的惨案和悲剧。

*把握抗萨斯契机进行改革*

14年后的今天，中国政府又一手把本来是一场天灾的萨斯疫情，演变成殃及中国大部份地区和世界20几个国家、造成数百人丧生、数百亿美元损失的人祸。她说，六四事件祭日之际，中国萨斯疫情更值得我们反思。

丁子霖教授说："它两者表面上看来不同，但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我们这个制度造成的。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我们可以列举种种罪恶，归根结底最坏的一点，就是它的反人性，不人道，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儿。”

丁子霖教授说，她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以抗击萨斯疫情为契机，尊重人的生命，给人民以知情权，打开禁锢，放开手脚，拿出面对历史的勇气，彻底了结六四冤案，使中国真正开始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