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黄杰报导)被《时代周刊》和《亚洲周刊》双双选为2003年风云人物的中国军医蒋彦永最近上书中国人大、政协、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国务院，要求「正确地」评定「六四」。据信，这位名满天下的中国医生的呼吁是日渐兴起的中国公民维权浪潮的最新进展之一。

蒋彦永曾在2003年4月向中外媒体揭露北京当局隐瞒致命传染病萨斯的详情，当时中国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声称该传染病在中国疫情轻微，并「负责任」地表示在中国逗留仍安全无虞。蒋彦永的揭露不仅很快导致了张文康部长的下台，并且暴光了中国处理萨斯疫情的内幕，并震惊了世界。

在签署于2004年2月24日的呼吁信中，蒋彦永赞扬了1989年北京学生提出的反腐败官倒诉求，并且谴责了当局的武力镇压行动。

他并表示，"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

蒋彦永回忆了他当年任解放军301医院普通外科主任时的亲身经历。1989年6月3日晚，他看到"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他回忆了几位死亡者的详情，包括一位20多岁的青年，中共离休干部之子；一位摩托车运动员；还有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等。另外，蒋彦永通过死者肝脏和肠道内遗留的大量碎弹片证实当时当局动用了被国际法禁止使用的"开花弹”。

蒋彦永还表示，镇压后官方曾派人找他"谈心”，让他"说清楚”他曾上街去天安门声援学生一事。他在信中说，"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他提及在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例如当时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秦伯益教授和副院长唐佩弦教授因受牵连而被免职。"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他说，"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

1997年，蒋彦永在和剧作家吴祖光谈及对平反六四的看法时，深受吴的鼓舞。他说，"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

蒋彦永说他在1998年曾和部分人士一起向当局写信，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他透露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1998年亲自向他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他并提及前中共领导人陈云也曾写信表示反对这样处理六四。

蒋彦永回顾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所写《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的感受，表示清楚了解丁子霖十多年来经受的压力和极大痛苦。他表示，"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蒋彦永表示，"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蒋彦永最后说他已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并表示当局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找他谈论此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白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１５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８９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是解放军３０１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８９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６月３日晚上听到反覆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１０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３０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１８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１０点多开始到半夜１２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８９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７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１８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２０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４、５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１０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书）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她的男友没有跟过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手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著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著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著。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１２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３０１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５月１９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３０１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进驻３０１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６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以随时做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５月底，６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６月３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６月４日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３０１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３０７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６月９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著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５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像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著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著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

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３０１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著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门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进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要进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运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１５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有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２０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１９９７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稿，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著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８９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由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目。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份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凤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有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６月３日晚上在３０１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１９９８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１９９８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３０１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他，还把我１９９８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止。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１７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１６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人大常委、政协常委、１６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覆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２６号，５－１２０４
邮编：１０００３６
电话：６８１３４４５１

北京３０１医院外科　　蒋彦永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４日
(3/7/2004 1:49)